提到港人移民潮，現在通常都會集中討論2019抗爭浪潮以來的離港潮。不過其實香港人移民離港有很久遠的歷史，過去發生過好幾波的外流移民潮。於是乎，觀察移居地的港人情況，就不難發現移民也有新舊之分，而老移民和新移民在各方面有明顯分別，甚至因而產生磨擦。 新移民的特徵 相對於80年代到90年代的港人移民，後2019移民潮的第一個分別，是這批移民的離港過程要急很多。聽一些歐美老移民的說法，他們當年從決家移民到完成申請程序，再到真的舉家成行，往往也要花兩三年的時間。但對於新移民來說，可能因為他們理解的環境轉變要來得迫切得多，甚至擔心如果不及早離港的話會變成沒法離開，加上歐美各國一時之間放寬了對港人的移民限制，不用多少準備便可以立即出發，於是很多人便在很匆忙的情況下出發了。 因為走得快，於是準備也相對來說明顯不足。這兒說的準備可以是指實際上的、例如財政、工作、住屋等的需求；但也可以是指心理上的，即有沒有調整好心理狀態，接受好自己已經是一個移民。在一些老移民的眼中，新移民的抗壓能力比他們低。例如各種公營或私營部門的行政混亂或遲緩，老移民初來乍到的時候一樣經歷過，不過他們不少都認為自己比較能忍受各種不適應，不如今天的新移民事事埋怨，總認為當地各種服務不如香港的好。 新移民的準備或許較少，但支援卻明顯更多。在許多港人常見的移民目的地，例如加拿大的溫哥華和多倫多，從過去的移民潮已建立起超過十萬人的港人群體。當後2019移民潮來到的時候，他們所建立的各種「基礎建設」已經存在，無論是地產代理或是港式茶樓，都準備好為他們提供服務，大大減輕了他們要面對的適應挑戰。 這兒還未說到因為政治壓力而要即時離開香港的尋求庇護者。他們無可避免地是在最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成為移民，而且往往是近乎一無所有地抵達目的地，從住屋到各種生活所需都處於極度需要支援的狀態。與此同時，2019年的抗爭浪潮協助了世界各地的港人社群建立起內部連結，各地紛紛建立起港人移民組織。當尋求庇護者隻身抵達彼岸，就靠這些團體幫忙接住。 過往移民社群走過的路...
閱讀《余英時回憶錄》得知，余英時是在1950年元旦，經羅湖橋踏足香港的。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余英時，原本只是趁寒假到香港探望親人，之後便要返回北京的他，卻在回程時因火車在石龍站發生故障，停留了數小時，就在那段時間，余英時毅然決定返回香港，與父母家人在一起。這決定大概影響了余英時的一生，也讓中華學術界栽培出一位思想史大學問家來。 香港的獨特性質 余英時最主要的學習方向、基礎及其知識人的風範，可以說是他1950至1955年年青時於留港時打下的。那5年的香港生活，余英時一方面在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學習，另方面，便是和大陸流亡到香港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他在回憶錄如是說： 「現在回顧起來，『香港』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用上了「最自由的社會」、「相當徹底的法治」、「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等字句來形容戰後的香港，可見香港對流亡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是非常的重要。 從前，我在研究戰後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時，提到1949年後到了台灣的中華自由主義者於共產中國的禁制下，在台灣保持了嚴復以來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認識戰後香港的情况，也許可以說，香港在保持和發展這命脈是同樣的重要，而且比起當時的台灣來說，更有兩個特色。第一便是香港比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更自由。因此，在台灣的自由派知識人如果有些言論不能在台灣發表的話，香港便成為他們出口發表的平台。職是之故，如果大陸以外的中華自由知識人希望建立海外平台，以發揮集思廣益的自由思想力量，往往也屬意香港。1960年代初，當余英時和一班同道在構思創辦以「海外中華」為重點的知識性刊物（後來變成為《明報月刊》）時，他毫不猶豫的建議了香港。 香港在維持和發展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的第二個特色，是不少離散到香港的大陸知識人，他們在支持憲政民主和自由的同時，和五四運動引發起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自由主義並不一樣，多堅持中華文明和自由民主是能夠共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1949年後離散到香港，嘗試在海外組成國共兩黨以外、政治上的自由第三勢力的不少領導人物，例如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草擬者張君勱和國民黨的資深成員顧孟餘等都是持上述的中道主張；另方面，同時期飄零到九龍桂林街，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創立的新亞書院，其教育和文化理想正是強調「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收看節目 ◾ 貝安德倡放權另設首相北部辦公室 前大曼徹斯特市長貝安德（Andy Burnham）勝出補選後，料最快於7月20日接任首相。他在首次公開演講中提出於曼城設立「北10號」辦公室，作為英國分權的神經中樞，旨在推動公共事業改革、再工業化及社區重生，並擴大對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的權力下放。他計畫在黨魁選舉後公布詳情，並已開始與公務員系統交接。此舉引發政壇關注，保守黨栢丹娜批評其為責任外判，改革黨法拉奇則憂慮導致南北對抗。...
到訪埃及之時，正值「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Museum, GEM）開幕不久，我自然也去了一趟，這是後話。除這座新館，開羅其實還有另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開羅埃及博物館」（Egyptian Museum of Cairo）。...
With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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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看不見的手：自利如何促成公益亞當·史密斯最被引用的概念當屬「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許多人以為這個比喻在《國富論》裏反覆出現，其實不然，它在全書七十餘萬字裏只出現過一次，而這一次出現在第四卷第二章一個關鍵位置： 「每個個體……一般來說，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促進了多少。他偏好支持本國工業而非外國工業，只是出於自身的安全考量；他指導本國工業以求產品價值最大，只是為了自己的收益；他在這件事上，如同在許多其他事上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去促成一個本不在他意圖之內的目標。社會並不一定因為這個目標不在他意圖中，就受到較少的好處。透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往往比真正打算促進社會利益的人，更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利益。我從未聽說那些自稱為公共利益做生意的人，做出多少好事。」[1] 這段話解釋了一個古老的悖論：為甚麼一個沒有總設計師的社會，可以運轉得如此有條理？中世紀的歐洲人會說，因為上帝在背後安排；近代以前的中國儒家會說，因為聖王制禮作樂；亞當·史密斯的回答，則是市場本身有一種自我調節的機制。價格作為訊號，引導資源流向最被需要的地方；競爭作為紀律，逼使低效者退出、高效者擴張；自利作為動力，使人不必依賴別人的善心也能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看不見的手」由此包含兩個分量相當的元素：自愛（self-love）與競爭（competition）。自愛是推動每個人辛勤工作、思考、創新的內在動力，但僅僅自愛本身並不會自動帶來社會和諧；一個人賣假藥、賣劣質食品，也是出於自愛。所以競爭不可或缺：在自由市場上，自利者不止一個，他們彼此競爭。買家有選擇，賣家就必須提供更好的產品、更低的價格、更周到的服務；否則買家會走向他的競爭對手。一條街上不會只有一家賣電腦的店，香港的街市裏也不會只有一檔賣魚的；正是這種多樣的並存，逼使每一檔做出更好的東西。六、看不見的手不總是溫柔的：亞當·史密斯的另一面 亞當·史密斯這套理論在現代世界發揚光大。海耶克（Friedrich Hayek）、佛利民等二十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把「看不見的手」舉為反對政府干預、反對計劃經濟的旗幟；從戴卓爾夫人的英國到雷根的美國，從九十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到香港長期以「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自詡，這套思想塑造了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然而，把亞當·史密斯簡化為「市場萬能論」，是對他極大的誤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鄭重寫過：「想把史密斯看成純粹資本主義的鼓吹者，把他理解為主張完全依賴純粹追逐利潤的市場機制，這種努力是徹底的誤解。」[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