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債供需失衡 利息蠶食國力

上文談到中東戰火未熄、歐洲旱情嚴重,加上厄爾尼諾氣候現象可能推波助瀾,英倫銀行要把通脹重新壓回2%目標,這場硬仗確實不好打。美國的處境則更為複雜:一方面是聯儲局面對關稅、能源及供應鏈等新一輪通脹壓力,另一方面是財政赤字年年有增無減,發債如流水,供需矛盾日益明顯,推高發債成本。

美聯儲主席沃什(Kevin Warsh)今年5月正式接掌聯儲局,前主席鮑威爾留下的難題並未因換人而消失。更棘手的是,白宮希望息口下降以減輕政府債息負擔,而債市卻未必願意配合。長債息率由市場決定,財赤愈大、供應愈多,投資者要求的風險溢價愈高;息率上升又增加利息支出,形成惡性循環。

國債供應無休止地增加

美國過去最大的財政優勢,是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令全世界都願意「埋單」。華府可以年復一年發債,而投資者亦樂於持有這種被視為「無風險」的資產。問題在於,「無風險」並不等於「無成本」。當美國國債供應無休止地增加,全球投資者吸納新債的胃口沒有同步擴大,價格自然要作調整;債券價格下跌,孳息率便上升。

最近的國債拍賣,正是這個供需矛盾的寫照:8月13日,美國財政部拍賣250億美元30年期國債,得標孳息率高達5.216%,創2001年以來最高;10年期美債亦出現同樣情況,8月12日,財政部拍賣420億美元10年期國債,得標孳息率升至4.683%,創2007年以來最高。

聯儲局可以決定隔夜利率,卻不能命令投資者以多少息率買10年或30年期國債。短息是貨幣政策的領地,長息卻是財政信用的溫度計。當30年期美債要付5.2厘以上,意味市場對長期通脹、財政供應及持有美債的風險,要求比過去更高的補償。

CBO預計,2026財政年度(去年10月至今年9月底)聯邦政府淨利息支出將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到2036年更升至2.1萬億美元。同時,財赤將由1.9萬億升至3.1萬億美元。利息本來只是赤字的結果,最後卻反過來成為赤字的推手。

假設政府今年需要借1萬億美元,若平均借款成本是3厘,一年利息是300億;若成本升至5厘,便變成500億。當然,政府的債務不是一次過全部重新定價,但隨着舊債到期、新債取代,較高的市場利率會逐步滲入整個債務結構。債愈多,對利率愈敏感;利率愈高,財政便愈脆弱。

這便解釋了為甚麼今天市場對美債長息如此敏感。財政部不能停止發債,因為財赤仍然存在;財赤不能迅速收窄,因為社會保障、醫療、國防等開支難以大幅削減;減稅又會減少收入,增加赤字;而每年新增債務又令市場需要吸收更多國債。

「債務死亡螺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國際金融核心;1971年尼克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鈎,美元從「黃金的代用券」變成「美國國力的信用票據」。半個世紀過去,這張票據仍然最受歡迎,但買家開始要求更高回報。

美國國債總額如今已逼近40萬億美元,債務對GDP比率則由2025年底約99% 升至2026年的101%,2036年更達120%。這不是戰時財政,卻有近似戰時的赤字;更值得注意的是,經濟並非處於1930年代大蕭條式的衰退,而是在失業率仍低於5%的情況下,赤字依然如此龐大。

美國政府2026年淨利息支出超過1萬億美元,國防總支出約9180億美元。換言之,美國政府今年花在「昨日借錢」的利息,已略高於花在「今日國防」的軍費。到2036年,淨利息更預計升至2.1萬億美元,接近目前水平的兩倍。

美國在二戰後背負龐大債務,卻能靠經濟高速增長、通脹及金融抑制逐步降低債務負擔;今日則不同,人口老化推高社會保障及醫療開支,國防需要又因中美競爭、俄烏戰爭及中東局勢增加,而利率亦已告別2008年金融海嘯後長達十多年的超低水平。債務因此不再只是政府資產負債表上的一個大數字,而開始變成每年的現金開支。

所謂「債務死亡螺旋」正是由此而來:政府為填補赤字而發債;債券供應增加,投資者要求較高息率;利息上升,又把財赤推得更高;財赤再迫使政府發更多債。

互相牽制的網

美國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近月與日本協調干預日圓,正好把這個問題照得更清楚。7月底至8月初,美日等方面曾採取協調行動支持日圓;美國亦鼓勵日本利用聯儲局的FIMA Repo機制,以美債作抵押換取美元流動性,從而減少日本需要直接出售美債的誘因。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金融「套娃」:美國欠日本錢,日本持有大量美債;日圓貶值,日本需要美元;日本若大量賣美債換美元,美債價格便可能受壓、長息上升,反過來令美國借錢更貴。於是美國希望日本不要賣債,而是把美債拿來作抵押借美元。債主有美元,債券仍留在賬上,大家暫時皆大歡喜。

可是,這種安排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日圓今年一度跌至接近164兌1美元的40年低位,雖然美日協調干預後曾反彈,近日仍徘徊於159附近;市場同時押注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因為日圓貶值本身正在推高入口成本。

日本的困境其實是另一面鏡子。經歷約30年的通縮後,日本終於盼來通脹,卻發現「有通脹」和「能夠承受加息」是兩回事。日本央行2024年結束負利率政策,至今年6月把政策利率提高至1%;但美國利率仍遠高於日本,利差令「套息交易」(carry trade)仍有利可圖——借入低息日圓,換成美元,再投資美債或美股。

只要利差存在,日圓便有天然的沽壓;日圓愈弱,入口能源及食品愈貴;通脹愈高,日本央行便愈難維持寬鬆;但加息又會令龐大的日本政府債務承受更大壓力。美元、日圓、美債、日債,原來早已不是四個市場,而是一張互相牽制的網。

黃金避險

各國央行自然看在眼裏。黃金近年重新成為儲備資產的寵兒,並非因為央行突然迷戀金光閃閃,而是因為黃金沒有發行人的信用風險。世界黃金協會今年的央行儲備調查顯示,央行過去四年平均每年增持約1000噸黃金,遠高於此前十年的約500噸平均水平;89%的受訪儲備管理人預期未來12個月全球央行黃金持有量仍會增加。更值得玩味的是,世界黃金協會今年指出,黃金已超越美國政府債券,成為央行最重要的儲備資產。

去年談美債危機時,曾提到18世紀蘇格蘭思想家費格遜(Adam Ferguson)。他在1767年的《市民社會史論》中談到公共債務時,提出公共債務過度膨脹的精闢的見解:任何一個大國若債務利息支出與本金償還負擔超過國防開支,便有喪失大國地位的風險。借來的資本若不能帶來相應回報,利息負擔最終會侵蝕國家的財力,並削弱其維持國力的能力。後世把這個思想濃縮成「債務是國力的離心力」,今天美國最值得警惕的,正是這股離心力。

霍爾木茲海峽戰事膠著、日圓反覆走弱、美債長息高企、各國央行增持黃金,看似四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實都在說同一個故事:信用有價,國力亦有價。過去十多年,超低息把美國龐大的借貸成本掩藏於水底,如今利率回歸常態,舊債陸續到期,新債又接踵而來,發債愈多、息率愈高、利息愈重,財赤遂有愈滾愈大的危險。

美國仍擁有全球最深厚的債市和最強大的制度信用,美元亦暫無可取代;但當「無風險」的美債也要以愈來愈高的息率招徠買家,美元獨尊的光環,便難免一點一點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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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明月本無價 遠山近水皆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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