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大宗師》有一段很多人都讀過的話：「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莊子的意思，是與其在乾涸的泉底互相吐沫苟延，倒不如各自回到江湖，彼此忘記。年輕時讀這段文字，我只覺得是道家的灑脫。2020年以後重讀，滋味全然兩樣。江湖已經不在了，我們這些被拋上岸的魚，連相忘的機會也沒有，能夠做的，只有相濡以沫。 2020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實施之後，大批香港人被迫離開這個城市，其中不少是教書、寫作、做研究的知識人。有人稱這一代為「離散」，我寧願用「流亡」二字。移民可以隨時回去探親訪友，流亡者回不去，或者回去之後不知道還能不能再出來。我自己也是那年夏天走的，走得匆忙。大部分藏書都留在香港，包括業師勞思光先生那七冊《思光少作集》。到了英國，想翻查一段老師五十年代的文字，才知道手邊甚麼都沒有。這種遺憾說不上悲壯，卻是流亡者日常最具體的失落。 ◾誰有資格代表香港的哲學？ 離開之後，香港的大學仍有哲學系和課程。2024年，香港出現了一所「香港哲學研究院」，由政府、政協和商人以統戰為目的合力成立。我們這些唸哲學出身、在香港的大學教了大半生書的人，看見這個消息，悲憤莫名。一年之後，該院舉辦所謂國際哲學論壇，冠蓋雲集，對在香港默默耕耘數十年的哲學界卻完全不放在眼內。港大的分析哲學傳統、中大幾代人的工作，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以降在香港建立的思想傳統，在這樣的場合裏彷彿從來不曾存在。哲學被借來作為門面，替權力添一點文化的光澤。我在別處把今天的城市稱為「湘港」，因為它的聲音和內容都已經改變了，這所研究院正好是一個例子。誰有資格代表香港的哲學？是那些以統戰為目的的機構，抑或是那些仍然在思考香港、卻已不能在香港公開思考的人？ 我們當然無能為力。研究院照樣開辦，論壇舉行，新聞如此報道。不過，無能為力和甘心沉默是兩回事。我近年寫《默存與噤聲》，花了很多篇幅去分辨兩者：默存是在不能說的處境裏守住自己的判斷，噤聲則是連判斷也一併交了出去。人在境外，再沒有法律和編輯那道濾網，若仍選擇噤聲，那就連默存的藉口也沒有了。勞先生在香港住了幾十年，書桌上除了撰寫哲學文章外，寫的都是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批評，他那一代人流亡到香港，是因為香港給了他們一張書桌，可以自由書寫。今天情勢倒轉過來，我們要離開香港，才能書寫香港。這是歷史對我們這一代香港知識人開的一個玩笑，也是我們不能推卸的責任。 ◾寫給仍然掛念那個城市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