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香港哲學叢書2：默存與噤聲——威權時代的香港知識份子》自序 ）

《默存與噤聲》書名釋義

書名《默存與噤聲》，把兩個詞並排對照，其實藏着一層意思，值得在前言裏稍加點明，免得讀者錯過了錢鍾書的迴響。

「默存」二字，本是錢鍾書先生的字。他名鍾書，父親錢基博取《周易．繫辭》裏「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的意思，替他取了這個字，希望他收斂鋒芒、謹慎言語，藏起自己來保全自己。錢先生一生才思敏捷、談鋒犀利，其實從沒真正沉默過；可是在世局最黑暗的那些年，他和楊絳先生選擇以著述自守，在無聲之處守住自己的心志。這種「默」不是怯懦，也不是投降，而是亂世裏一種存續的姿態：沉默，但沒有消亡；藏起來，是在等待時機。靜默之中，自有堅守。

「噤聲」就完全不同了。噤，是閉住嘴、說不出話。不是不想說，而是不敢說、不能說；不是自己選擇的沉默，而是外力強加的封口。一個是主動的存續，是被動的禁絕；一個出於德行的操守，迫於權勢的威嚇。兩者表面上都是「不說話」，骨子裏卻是天壤之別。

我以這兩個詞作書名，正是希望讀者一翻開全書，就先看見這條界線：默存，是我們這些流亡者與遺民想要守住的氣節；噤聲，則是我們所抗拒、哀傷、要打破的枷鎖。同樣是沉默，一種是深藏而不滅，一種是被掩蓋而失聲。錢鍾書的名字，於是成了貫串全書的一條隱線：提醒我們，在噤聲的時代裏，如何還能默存。

前言

本應發聲的人在哪裏？

沉默，比謊言更難對付。

謊言至少需要說話者主動開口，主動選擇扭曲。沉默則不同，它可以披上中立的外衣，藏身於學術的超然，甚至被包裝成某種君子的矜持。在威權最猖獗的年代，沉默是最廉價的自保，也是對壓迫者最貴重的饋贈。

本書所收十四篇文章，寫於2025至2026年間，以香港的政治現實為背景，以知識分子的沉默為共同的問題意識。

2020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強加於香港。此後數年間，公民社會被系統性摧毀，民主派人士大批入獄，獨立媒體相繼停刊，各大公民團體被迫解散，數十萬市民流亡海外。城市的公共空間，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收窄。人們在日常對話中繞開政治，在社交媒體上斟酌每一個字，在課室裡說話前先看看四周。這種謹慎，日積月累，成了一種新的常態。這座城市，變得異常安靜。

安靜得令人不安。

本書想問的，是那些本應發聲的人，究竟在哪裡。

知識分子的沉默有多種形態。「去政治化」是其中一種包裝，藉此自我解除批評的責任。「學術中立」是另一種說辭，讓人得以在不義面前體面地迴避。至於「只談文化，不談政治」，則把儒學降格為威權的裝飾品。更有人乾脆主動走進統戰的場域，以學術聲望為政治表演背書。這幾種形態，表面各異，實則殊途同歸：它們都在為壓迫者騰出空間，都在令受壓迫者更加孤立。

理論的地基  : 〈如何承擔政治之惡？〉

在進入這些具體的批判之前，我要特別感謝年輕學者朋友劉放為本書撰寫的長篇導論〈如何承擔政治之惡？〉。它替全書奠下了理論的地基。劉放從傅柯的「無懼言說」（parrhêsia）講起：哲學人最古老的天職，原不在課堂上精確地界定概念，而在於敢於站到權力面前，當面說出真相。循此，他把散落各篇的關懷，收束成四個層層遞進的問題。

在「寬恕之難」裡，他藉楊科列維奇與鄂蘭追問：面對罪無可恕、加害者卻毫無悔意的惡，受害者還可能寬恕嗎；在「社會壓逼之惡」裡，他回到盧梭，指出專制的根源埋在人的自尊心裡，埋在人切斷了與他人休戚與共的同情共感的那一刻；在「極權政治之惡」裡，他借鄂蘭的「根本惡」與「惡的平庸」，說明極權如何把人化約為多餘，又如何一步步腐蝕人判斷是非的能力；而在「反抗之艱」裡，他終於落回每一個具體的人：鄂蘭區分「同意」與「服從」，提醒我們即使在最不自由的處境裡，「不參與」仍是一個人守得住的底線；普利摩・李維在奧斯威辛的絕境中堅持刷牙、洗臉、挺直腰背，為的正是那最後一項不容剝奪的權利：拒絕授予同意。這篇導論不僅替本書補上了理論的骨架，更把我散篇的憤怒，安放進一個更沉穩、也更普遍的哲學視野之中。

全書首篇〈統戰的偽裝與學術界的沉默〉，從宏觀層面解剖香港學術界在《國安法》實施後的集體失聲，以及中共如何借「學術交流」、「文化論壇」等外殼，將這種沉默轉化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香港哲學紫荊論壇，正是這類偽裝的典型。

第二篇〈當代新儒家的政治背叛與知識分子的道德淪喪〉，聚焦於杜維明在該論壇的演講。我們以原初新儒學的批判傳統為參照，細讀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的政治立場，再追溯杜維明從哈佛到北京的轉變軌跡，揭示「文化中國」等概念如何一步步異化為統戰工具。梁漱溟在毛澤東面前說「匹夫不可奪志」，與杜維明在香港論壇上的主動配合，這個對比不需要額外的評語。

第三篇〈墮落時代與香港知識分子〉，試圖從歷史縱深去理解：知識人為何有人抵抗，有人沉默，有人合作。我借費振鍾筆下明代文人的集體墮落為鏡，重看今日的香港學界。「墮落」不是一句道德咒罵，它是一個歷史診斷。從批判者蛻變為統治者的共謀，從來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它有其制度的根源，也有其心理的邏輯。

第四篇〈哲學人流亡記〉，轉而書寫那些被迫離開的人。流亡者在他鄉如何延續批判的聲音，這是一個面向。但流亡也引出另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離開，是保全自己繼續發言的能力，還是放棄了對留下來的人的責任？這個問題，本書不強行給出答案，但它必須被正視。

第五篇〈山城無聲〉，以香港中文大學為具體場域。中大學生會有逾半世紀歷史，是香港學生運動的重要根基；學生會在校方壓力下相繼解散，學生報亦停刊。這些組織的消失，不只是幾個社團的終結，而是一種集體表達結構的瓦解：當學生連發聲的建制都失去了，沉默便不再只是個人的選擇，而成了唯一剩下的處境。這篇文章追問的，是一座以「博文約禮」為校訓的大學，如何在短短數年間，讓那些本應傳承批判精神的聲道，一一關閉。

將「沉默」為對象

接下來的三篇，把「沉默」本身當作對象，作理論的推敲。〈沉默即服從，服從即共謀〉以拉波埃西的自願奴役論為核心，重審沉默的政治性質：專制之所以能夠維繫，不僅靠暴力，更靠被統治者的主動配合與習慣性服從；香港知識人的沉默，若以此觀之，便不只是個人的怯懦，而是一種集體性的自願臣服。

〈沉默、共謀與責任分級〉在此基礎上提出更細緻的框架，區分不同程度的沉默與其對應的道德責任。並非所有沉默都等重，這個分級是為了讓批判更精準，而非為任何形式的沉默開脫。

〈沉默作為反抗〉則是全書刻意保留的一個辯證空間：在極權之下，「不說謊」本身就是抵抗，拒絕說出統治者要你說的話，有時比高聲吶喊更沉默、也更有力。沉默有多種，本書批判其中的懦弱，也承認其中另有一種，是凜然的。

第九篇〈知識工廠的管理者：盧煜明治下中文大學教育理念的瓦解〉，把鏡頭重新對準中大。當一名政治系學生只因在一場奪去百餘條人命的大火之後發起聯署、要求問責，便遭國安拘捕、被學校開除，而校長辦公室對逾千人的聯署只回一句「確認收到」，我不得不追問：今天的中文大學，還是不是一所大學？我稱這樣的機構為「知識工廠」，它能高效地生產出大量有知識的人，卻不再培養有判斷、敢承擔的人；而這樣的人，恰恰是極權最樂見的順民。

第十篇〈沉默的光譜：六年國安法下香港人的存在狀態〉，從一宗看似平淡的案件寫起。六十一歲的退休男子莊偉文，因在網上發布數十則帖文而被裁定「煽動」罪成、入獄一年。在國安法的第六個年頭，「天滅中共」四個字，足以改寫一個從未上街的老人的餘生。我試圖描摹的，是紅線之下香港人存在狀態的整道光譜：從主動配合，到被動緘默，到明知危險仍以笨拙方式堅持說話的人。「香港已死」，但香港人還在。

第十一篇〈記憶的戰場：夾縫中的香港與戒嚴台灣〉，把香港放回一個更長的時間尺度裡。台灣戒嚴三十八年，楊逵、雷震、柏楊大半生都在體制的陰影下度過，未及親見解嚴；然而正是他們保存下來的閱讀、私密的書寫、微小的信任共同體，構成了後來者走出黑暗的精神資源。借史考特的「弱者的武器」、哈維爾的「活在真實中」、韋伯的兩種倫理，我想說的其實是昆德拉那句老話：人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今日香港人所面對的黑夜，或許比戒嚴台灣更長；但沒有一個極權政權是永恆的。

最痛的兩篇

本書最後兩篇，是這次修訂新增的，也是我近月寫得最痛的兩篇。〈為什麼再沒有人「哭中大」？〉與〈為什麼沒有人「哭港大」？〉，寫的都是哀悼，以及哀悼如何被剝奪。2005年，一群中大人還寫得出一封〈哭中大〉，逾千人聯署，把校長、副校長點名質問；那封信之所以寫得成，是因為當時的中大還有一個能動員的學生會、一群敢署名的師長校友，和一個容得下批判的制度空間。二十年後，這些條件被逐一拆除，於是「哭中大」變成了「啞中大」，啞的不是喉嚨，是讓開口變得有意義的那一整套憑藉。而在更深處，還有第三層：遺忘。哭是一種需要記憶的行為，你之所以為一樣東西流淚，是因為你記得它曾經是甚麼；當最後一批親歷過學生會、民主牆的學生畢業離開，新一代只會把「本來如此」誤認作理所當然。遺忘，是壓迫所能取得的最徹底的勝利，因為它讓被壓迫者連自己失去了甚麼都無從知道。

港大的故事，又是另一種荒涼。2026年6月28日，走過74個寒暑的《學苑》貼出一紙〈停運啟事〉，卻反過來叮囑讀者「請勿惋惜」。這份從容的克制，比任何悲聲都更叫人不寒而慄。中大有它可供背叛的人文理想，所以哭得出來；港大生於1911年，本就是一所以英語為尊、以培養專才為務的殖民地大學，一座最純粹的「知識工廠」，嚴格說來並沒有一個寫進章程、可供痛哭的理想。正因如此，《學苑》74年來在這座最不該長出良心的大學裡，硬生生長出的那一點良心，才更顯珍貴：從六十年代的中文運動，到2014年那本驚動特首的《香港民族論》，它一直固執地替香港人追問那個最危險的問題：香港人是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如今它被「陰乾」了：不流血，不留兇手，讓他殺死看起來像是自然老去。於是這座城市最該被鄭重哀悼的一場死亡，落得無聲無息。

這兩篇文章，於我還有一重私人的因緣。1969年，我考進香港大學唸建築，只讀了一年，便轉到剛在沙田山上立校的中文大學唸哲學。離開港大之前，我在《學苑》上留下過一篇短文，題作Adieu Architecture。那年我剛到20歲，怎麼也不會想到，半個多世紀之後，竟輪到我提筆，為《學苑》本身寫一篇告別。能哭的不敢哭，敢哭的不願哭，該哭的不懂得哭；那麼，就讓一個離開了香港、卻也因此暫時失去了那把架在脖子上的刀的流亡者，替他們補上這一場遲來的哭。能說話的人替不能說話的人說話，記得的人替被迫遺忘的人記得，如此而已。

那道窄門上的人

還有一種沉默，是我在上面那份清單裏漏掉的。

我把沉默分為幾種形態：去政治化的、學術中立的、只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以及走進統戰場域、以學術聲望為政治表演背書的。這幾種形態，我都判定為在替壓迫者騰出空間。可是在整理這本書的過程中，我逐漸看見另一種，它不落在那份清單的任何一格裏。

有些人早已離開香港，住在英國或別的地方，卻仍然在香港的報刊與平台上寫。他們寫得很克制。評論案件而不評論政權，援引鄂蘭與哈維爾而不點名任何在任者，把判斷停在政治理論的層面，不肯再往前走一步。以我這幾年的語氣來看，那樣的文字近乎太保守。

但這種克制須要被準確地理解。他們人在境外，寫得像我這樣是完全可行的，沒有任何外力攔著。他們沒有這樣做，是因為選擇了一個要通過香港編輯與法律審讀的場域。那道濾網所施加的紀律，是他們自願接受的，換來的是一件我做不到的事：他們的文字仍然進得去，仍然被城裏的人讀到。

這是「默存」的第三種形態。錢鍾書的默，本是身在其中而藏起鋒芒；我在書名釋義

裏把它說成流亡者與遺民要守住的氣節，與外力強加的「噤聲」相對。可是這兩者之間還有一格：不必留在原地，也不必被封口，所做的是自願把音量壓到那道濾網容許的限度，好讓聲音還能進得去。

這一格與我的路徑正好相反，卻既不是迎秦，也不是降秦。迎與降的分野在話語的朝向，而這些人的朝向並未改變，他們仍然在說同一邊的話，只是說得比能說的少。他們所付的代價是真實的：有些事永遠說不出口，有些名字永遠不能寫。而我所付的代價，同樣真實：我甚麼都說得出口，但我說的話已經進不了那座城。¹

他們的聲音進得去而說不盡，我的說得盡而進不去。兩者都不完整，兩者都是這個時代所容許的、殘缺的忠誠形態。我在另一篇文章〈不死者的見證〉裏曾說，境內流亡與境外流亡是同一份見證的兩個側面；現在要補上一句：這兩個側面之間還有一道窄門，有人正站在那裏，一邊守著自己的判斷，一邊守著那條通往城裏的路。

我把這一格寫進來，是為了修正自己。批判沉默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不夠響亮的聲音都算作沉默的同謀。這本書從頭到尾在追問那些本應發聲的人究竟在哪裏；如果我不能分辨誰是噤聲、誰是默存、誰是那道窄門上的人，那麼這份追問本身就會變成另一種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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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避泰、抗秦、迎秦、降秦和遠秦的理論，將會在我新書《秦論》詳細說明和討論。在此不作分析。

沉默從來不是唯一選項

終章〈沉默與噤聲之外〉以鄒幸彤作結。在知識人普遍失聲的時代，她是最清晰的例外。2021年，當局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悼念，她獨自走進空無一人的維多利亞公園，手持一支蠟燭，以一個人的身影維持了那一年的悼念，隨即被捕。此後她連續四年在獄中絕食紀念六四，即使身陷單獨囚禁、再遭起訴，仍以微笑對抗強權。我們以她結束這本書，因為她的存在本身已是一個論證：沉默從來不是唯一的選項。

書末另附一篇〈「流亡哲學人」的意義：與「知識分子」及「流亡人」之辨析〉。全書從頭到尾以「流亡哲學人」的身分說話，這個自稱究竟指甚麼，總得有一個交代，這篇附錄就是交代。文中把三個詞逐一分開來看：葛蘭西與薩依德所論的「知識分子」，其批判有時只是一種立場，薩依德所說的流亡也多半停在隱喻的層面；一般意義下的「流亡人」承受離散與失所之苦，卻未必把這處境本身當作思想的課題；而「哲學人」借余英時「知識人」的用法，指的是一種存在方式，並非一種職業或身分，其分寸就在傅柯所說的無懼言說。三者交疊的地方，才是「流亡哲學人」：被迫離開故土，並且把這被拋的處境承擔為自己的哲學問題。文中又上溯一條譜系：1949年後南來香港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是第一代；勞思光是第二代；2019年之後離港的一輩是第三代。唐君毅說花果飄零而靈根自植，牟宗三說要在無家之中找尋自己的家，這些話今日讀來，仍然是說給我們聽的。

文末我留下一道自我質疑：流亡會不會被寫成一種光環，一種浪漫化的自我敘事？這個問題我沒有給它太快的答案，因為對自己不自欺，本來就是這個名號最起碼的要求。

本書十三篇文章，自2025年8月起陸續刊於《追光者》。首先要感謝《追光者》編輯的工作，讓這些文字得以先與讀者見面；結集之前，我又把各篇逐一修訂過。更要感謝好友鍾劍華為本書作序，篇幅雖短，已把我的主旨點了出來。也要感謝《香港哲學叢書》的編輯，讓本書得以列為叢書第二輯。最後要感謝各篇刊出之後，朋友們的叩問與指正；許多地方因此得到修正，這本書才能成為現在的樣子。

《論語》說：「默而識之。」孔子的本意，是以靜默的態度去記憶、去體會。但在威權的香港，「默而識之」成了知識人最深的困境：他們看見了，記住了，卻沒有說出來。

這本書，是要說出來。

為了那些無法開口的人，也為了那些選擇開口而付出代價的人。

流亡哲學人

二〇二六年夏，於英國聖奧爾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