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香港哲學叢書3：開放社會與離散——紛亂時代反思香港與自由》自序 ）

「我不相信，沒有個人經驗的思想過程是可能的。任何思想都是經驗的反思。」  ~Hannah Arendt （鄂蘭）

自由之自覺

張佛泉的《自由與權利》一書，到今天仍被視為是華文世界中關於自由思想的傑作。張氏在1954年為該書撰寫序言時說：

「以前我們讀英美人『無法出讓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s) 之說，輒將它輕易放過，實在並未懂得。只有當空前未有的極權統制在大陸上暴興之際，我們纔得了悟英美人何以要講『無法出讓的權利』。」

為什麼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個人權利是「無法出讓」的呢？張佛泉在書中作出的以下解釋至為關鍵：

「『無法出讓的權利』之說，其道理並不在人曾有此權利，因之不可以出讓，乃因人一朝有了自由之自覺，即無法將此自覺出讓。人既已自覺為一主體，即使有意將權利之形式出讓，無奈自由之自覺卻依然還在。至此，人權已無法與生命撕拆得開。故人在歷史過程中，未至自覺自由階段，尚有被奴役可能，但一朝意識到自由，便已無法再將它排除……人權不但無法由人拋掉，甚至無法為他人所否認。摧殘人權（一如屠宰人群）是可能的，但否認人權則不可能。因一朝不承認人是權利主體，此人便先已自外於人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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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泉先生在這裡說的「自由之自覺」，是一認識的過程，是人在思想上進行反思的結果。人可以是活在自由的國度而不自覺，所謂「相忘於江湖」。在去國流亡，「相忘於江湖」變成「相濡以沫」的時候，人自覺的主體對過往未知其所以然的經驗進行哲理上的反思，從而建立了自由之自覺的認識，這也許正是佛泉先生寫《自由與權利》的貢獻。

《開放社會與離散：紛亂時代反思香港與自由》是一本文集，分5組文章，共35篇。大部分文章寫於2022年後，一個政治紛亂、大批香港人離散至外地的年代。

文章雖然具體內容每篇不同，卻有以下的連貫性：那就是在這紛亂離散的時代，反思和回顧戰後香港相對自由開放並抗拒極端政治的傳統，以及這傳統引伸出來的理念、價值、制度和實踐。文章的反思，很多時是通過閱讀相關課題的一些主要著作進行，或回顧作者在香港的個人親身經歷。

要對這傳統進行系統、深入和尋根究底的反思，是認識上的大課題。但要對戰後香港開始作「自由之自覺」的思考，卻毋須必定先有一完整和全面的計劃才能進行。反思也有不同的層次。文集中，有些文章觀察具體的、生活的現實經驗；有些則追問和分析這些經驗和傳統背後的理念、價值和制度；也有些試圖尋根究底地努力反思其知識上的哲理以及人文的根據。

文集的文章及其反思，難免片段零碎，不能跟《自由與權利》系統地提出「自由之自覺」相提並論。但作為開始，我希望能較深刻的認識到，這傳統是怎樣在香港漸冒出來，並盡量釐清其賴以存在的前提、土壤及其蘊含的觀念價值和不足，從而進一步了解戰後香港與開放社會、香港人與自由的關係。

華人社會與英式自由

來自倫敦經濟學院的艾格思（艾格思）和賈維（I C Jarvie），是20世紀自由思想和科學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的門生。他倆在1960年代初、中期，曾先後在香港大學哲學系任教，並引用過波普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於1969年出版了研究戰後香港社會的專著《香港：一個過渡的社會》（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賈維後來在1970年代，也出版了反映香港電影及從中透視出香港社會特色的專書研究（見《香港之窗：香港電影工業和香港觀眾的社會學研究》[Windows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這些著作關注的一個重點，正是觀察和分析，戰後十多二十年來的香港社會，是否正從一個以華人移民/難民為主的殖民地，發展為一個現代的開放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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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個過渡的社會》提到，戰後的香港雖然主要是個華人社會，但除了新界的傳統村落，香港和傳統的華人社會是有重要分別的。

艾格思和賈維指出，儘管戰後香港的華人承襲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但由於當時的香港，特別是佔主導地位的市區，因為戰爭、政治、經濟和家庭團聚等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個移民/難民社會，缺乏傳統華人的宗族、本土士紳官吏階層和制度等作為中介，其邁向現代社會時的潛在可塑性，和傳統華人社會頗不一樣。加上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式傳統、價值、制度和習慣，在社會的上層有壟斷地位，因此能在整個香港，尤其是菁英階層和正規的體制中佔主導位置。

這些移民/難民在香港出生的下一代，其成長過程自然受到家庭和中華文化的影響。但在教育、流行文化、專業工作以及公共領域中的正式制度裡，不論是語言、理念、價值和行事標準，在相當程度上都是英式或西式的。因此，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兩代的華人相比，不單在文化、思想、習慣上開始不同，他們的關注焦點和視之為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愈來愈以香港為中心，並且中西夾雜。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觸發的抗議和數以千計年青人在九龍街頭的騷動，賈維認為正是這種社會轉變的反映。

在政治思想史的領域內，有一種說法我認為是不無道理的，那就是在現代之前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中，不論中外，主要是以追求善治社會作為最高目的。無論是古希臘柏拉圖在《理想國》（The Republic） 主張的哲王，還是古典儒家那大學之道明德至善的追尋，皆有類似的要求。但當歐洲進入16、17世紀，個人地位逐步上升的現代，以遵守公正的共同規則以保障個人自由的思想和制度，取代了古典時代對至善社會的追尋，自由成為了現代社會的政治範式。其中英國更被認為是西方不少自由思想和制度的重要發祥地。在中華世界，自從嚴復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系統地將西方的論自由和社會發展的現代經典翻譯到中國後，自由也成為中華文明現代化的一大價值。

在大中華地區的華人社會中，香港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她被英國殖民者直接統治了150多年，英式的不少和自由傳統有關的制度和實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甚至主導著香港的發展。這是中國大陸和台灣所沒有的。新加坡這個華人佔多數的社會也曾是英國殖民地，但她的馬拉裔和印度裔的居民為數不少，加上獨立後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地以選舉/家長威權制的方式一直管治著新加坡，公權對社會和個人的限制和干預，相對於香港而言，反而是更多。

認識個人自主性的學習

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50年代下半在香港出生後，1960年代在殖民地港英政府的官立小學讀書，1970年代先後在天主教和聖公會辦的中學就讀，然後於1977至1980年問學於非常英式的香港大學哲學系和政治系，並於1980年代初至中，分別在港英政府的香港電台和政務職系從事公共廣播和公共管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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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下半至1990年代中，我和妻子到了倫敦工作並生兒育女。我之後半途出家，回到香港的大學從事教與學的工作近30年，直至2022年中退休後，返回英倫與子女家人團聚。我在香港的經驗，可說是既得益於其戰後的經濟起飛、幾十年逐漸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以及中西薈萃的環境。退休前，我和香港更經歷了好些年的大規模的社會政治抗爭運動。

現在細心反思我在香港的學習、成長和工作經驗，香港在戰後能逐漸發展成東亞地區一個自由開放的大都會，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於不少英式的價值、傳統、制度和習慣，在香港得以踐行。另一方面，實行革命黨國體制的中國大陸，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那烏托邦社會工程所帶來的浩劫後，在開放改革政策下，於1980年代與英國就香港1997年歸還給中國的談判中，提出了保留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和普通法制度，並實行「一國兩制」。這是中國共產黨當時向點滴社會工程的一大轉向，也成為了香港的自由傳統能夠跨越1997的根據。

上述的外在社會條件和我個人的香港經驗，使我退休後這些年，念念不忘戰後香港逐漸成形的自由傳統這課題。而我年青時在香港大學的學習經驗，現在回想起來，對我重視自由開放也許是至為關鍵。

撫心自問，我在香港大學就讀學士課程的三年，並沒有認真讀書。

那時是1970年代香港學生運動火紅年代的後期，我和運動的活躍同學一樣，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學生會的「放、認、關、爭」（即：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的活動中，只是花最低度的時間在功課學業上。即便如此，我在香港大學哲學系的承教經驗，讓我深受啟發。這經驗協助我建立個人的自主意識，明白到自由的人文精神對人之所以為人、對文明的發展，真是至為重要。

英國伊頓公學（Eton College）校長科里 （William Cory）曾經說過：「你到一家了不起的學校，最重要的就是學會自我認識。」要認識自我，便得既要有自我，同時也要學好認識的過程和要求。正是通過這過程和有關要求，主體的自我才得以逐漸確立。

科里認為，求學，不光是要取得知識，因為一般人大多能記取到相當份量的資料和知識。對他來說，求學，主要是在面對批評的挑戰下，磨練心智的認識。科里說：「到一家優秀的學府，是去學習藝能和習慣。學習專注的習慣，表達的藝術；學習短時間內，把握好新的知識立場；學習很快理解到他人的思想，養成接受自己的立場被責難和否證的習慣，同時懂得有分寸地表示同意或異議。學習同時是要學會就是毫釐之差，也能準確分辨出來，並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可能範圍裡能達致的成果。學習就是學會有品味，分清優劣，既保持清醒頭腦，心智上又能勇而不懼。」（引文來自歐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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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Oakeshott] 的〈詩在人類交談中的心聲〉“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儘管香港大學哲學系和伊頓公學沒有關係，但我 1977至1980年在哲學系的學習經驗，使我對科里那番話，大感共鳴。

那時，哲學系是個細小的部門，老師好像就只有六、七個，全部都是英國學者。他們大概不是頂尖哲人，但在其專注的學術範疇內，個個都稱職，對相關學科的傳世經典和最新有份量的文獻都很熟悉，並且擁有自己的見解和有理據的立論。

在我修讀的哲學課中，系內學習的方式和風格，現在回想起來，是有以下幾個重點的。

首先，老師們授課或進行討論時，多是從具體而根本的問題出發。例如在知識論的課程中，開宗明義的一個問題，很可能就是：「我們是如何真的知道的呢？」

接著，從探索這問題出發，老師會引導我們去認識對這問題的各種不同但同樣是經典-——也就是受得起時間考驗，到今天還是最有份量和相關——的回應。

例如，以心物二元為前提的經驗論者，認為要把求知的主體和被認識的對象截然區分開來。於是，對他們來說，回答這問題的關鍵，便是主體的認識和所知，如何真的反映或把握住那客觀存在的、被認知的對象的真實。但是，不認為心物最後是二元的唯心論或唯物論，卻會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思考。前者認為所謂反映和把握住那客觀存在的、被認知的對象的真實，說到底還得依賴認知的心靈主體去進行。因此，問題的重點反而是，心靈主體如何才能內在並整全地，尋得認識上最連貫、通透的認知模式。至於唯物論者，他們指出，認知主體的視野和前提，不是憑空抽象地爆出來的，而是受其身處的種種外在的客觀條件和規律影響甚至決定。所以，怎樣發現、展示和掌握這些外在的條件和規律，對他們來說，才是最重要。

再者，在這學習過程中，老師要我們直接閱讀有關課題的經典文獻，並特別重視導修課同學的論文表述，以及由此引起的討論。在論文表述及其後的討論中，不管我們採納了哪一種觀點立論，包括是老師自己或經典大師的觀點立論，老師都會採取批判的角度，挑戰我們各人的主張，迫使我們進一步澄清或提出更強的論據，捍衛及改善自己的立場，否則便得另覓蹊徑，重新探索自身對有關問題的理解和再建立自己的看法。

科里說，求學，主要是在面對批評的挑戰下，磨練心智的認識。在哲學糸的學習讓我第一手接觸到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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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具體而根本的問題出發，我們在學習如何有焦點地作出尋根究底的思考。以經典為參照本，是要求我們向文明目前達致的最高標準學習並作出回應，以建立自己的看法。在這情况下，我們面對到的批評和挑戰，往往是最有力又難以一筆勾銷的。著重導修的討論，不斷學習努力聆聽，不怕批評，同時又得嘗試清楚發展自身能站得住腳的觀點。這樣的「自我認識」的學習，意味著人是應該努力通過認識這個世界，以建立自身的主體自覺和觀點。其中最經得起考驗的探索方法，是要我們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了解世界和接受批評，並和一同學習的人互相詰難討論，認為個人觀點的建立，得向文明最好的標準作參照、補充、甚至超越。個人觀點的建立，離不開學友間相互批評和開放辨解的討論發展出來，當中不能唯我獨尊，更須不卑不亢地「既保持清醒頭腦，心智上又能勇而不懼。」

這種建立「認識自我」的個人主體性，尊重和承傳文明那和而不同的多元成果，強調自由開放的批評討論和學習，以建立自己的觀點，大概很難用直接的方式，展示是怎樣促使戰後的香港逐步變得自由、包容、充滿自我的性格和創意。但這種學習精神，就其風格和特色說來，顯然是和人文博雅教育以及自由思想很是一致，也是開放社會的基石。

餘話

香港大學哲學系的教育讓我發現自我。通過學習經典，從批評詰問中，鍛鍊自主的心智思想，嘗試建立站得住腳的個人觀點，進入人文教育的殿堂，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認識世界，提醒自己要開放心靈，謙卑地認識人之所以為人光輝之處。就個體而言，這是人自主性的建立。從推己及人的層面看，是自由文明社會基點的確立。在殖民地大學有此學習經驗和反思，許是始料不及。

這種人文教育是菁英式的，而且得依賴西學東漸。這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廣至眾多香港人，成為大家的第二天性，實在難說。這也是這種自由開放的人的教育在香港單薄之處。

殖民香港的自由傳統的最大不足，也許就是沒有政治自由。波普界定政治自由為公民可以用和平手段更替政府，向執政者問責。在這個意義上，香港人從來沒有政治自由。殖民政府那仁慈家長式的守護香港整體利益的管治手法 （請參閱文集中〈不偏不倚的管治倫理〉一文），在戰後的確讓香港大部分時間安定繁榮，也使香港人多年來享有少受公權干涉生活的消極自由。但政治自由長期缺席，使香港人在現實政治上非常缺乏經驗。回歸後香港更不能不直接面對一個強大的黨國威權體制。20世紀後期出現的香港民主和選舉運動，不時也出現過大規模的政治參與，但這還是未能避免2019年發生的大衝突和挫敗。香港正為此付上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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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這些反思，也許離不開密涅瓦貓頭鷹 （Owl of Minerva）的局限。我從不敢確定，思想上的反思能夠改變世界。但當政治行動家改變世界的嘗試，往往帶來始料不及的結果時，能有貓頭鷹的認識，幫助我們在自由的自覺上知其然也嘗試知其所以然，或許也不應太過自責了。

本書大部分文章，曾在《綠豆》、《灼見名家》、《端傳媒》、《獨立媒體》、《眾新聞》、《明報》、《政治思想史》等處發表。文章版權屬作者所有。

作者在此多謝香港大學學長洪清田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葉浩君為文集寫序。也多謝《香港哲學叢書》的邀請，使《開放社會與離散：紛亂時代反思香港與自由》能出版與讀者見面。

謹將此書獻給珍愛自由的人。

張楚勇

2026.05寫於英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