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原法》：法律的本質與功能 在《原法》篇中，黃宗羲提出一個驚人的判斷：「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明夷：頁352》）秦漢以後有大量法典，這怎麼能說「無法」？黃宗羲所說的「法」，不是指具體的法律條文，而是法律的本質和功能。他區分的是「真正的法」與「名為法而實非法」的東西。 三代以上的法律，是為了滿足天下人的需要而設立的：為了讓人民有飯吃，所以授田給他們耕種；為了讓人民有衣穿，所以授地給他們種桑麻；為了讓人民受教育，所以設立學校；為了防止淫亂，所以制定婚姻之禮；為了防止動亂，所以徵收軍賦。「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為一己而立也。」（《明夷：頁352》）這些法律的目的都是為了天下人的福祉，這就是「天下之法」。但三代以後情況完全不同：「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統治，以防範人民為手段，是「一家之法」。 黃宗羲以「藏天下」的對比來說明兩種法律觀念的根本差異。三代之法是「藏天下於天下者也」，讓天下的利益歸於天下人：「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法律越疏闊，動亂越不發生。後世之法則是「藏天下於筐篋者也」，把天下收入君主的私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明夷：頁352》）越是想要控制一切，就越需要繁密的法律；法律越繁密，反而越容易引發反抗。這不是法律技術的問題，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當法律的目的是維護少數人的特權，它就無法得到真正的遵守，只能依靠恐懼和暴力來維持。...
前文既然提及殺人如麻的納粹高官，被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形容為「平庸之惡」代表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就不能不提另一重要人物——關鍵促成緝拿艾希曼歸案的檢察總長費利茲‧包爾（Fritz Bauer）。檢察總長的角色並非法官，而是類似於香港的律政司一職，屬於檢控部門，代表國家提出公訴，主導調查及維護公眾利益。 沉著應戰 二戰後，不少納粹劊子手仍然在逃，當時有消息指艾希曼潛逃至阿根廷。時任德國黑森州檢察總長的包爾欲向阿根廷提出引渡要求，卻困難重重。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眾多前納粹分子迅速重返要職，戰後德國的司法界充斥著納粹殘黨。 包爾三度收到疑似假消息，連最高法院檢察官都來「通風報信」，聲稱艾希曼並非身處南美，而是匿藏中東。包爾更加確信這是詭計，深知自己明顯找對了方向。一向擅長掩飾的他沒有急於揭穿，反而故意裝作受騙，發新聞稿提及會在中東搜尋，更虛構收到消息，指逃犯可能是西德某公司的專員（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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