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邀請一位家長到校面談，商討如何支援她即將面對GCSE的女兒。這位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閱讀能力與同齡學生存在明顯差距，學科表現未如理想。開學以來，她的學習動機持續下滑，筆記愈見凌亂，課堂上時會刻意製造滋擾。作為科任老師，我們當然關心如何調整支援策略，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並非學生本身，而是家長言談之間流露出的無力感。這位母親多年來一直努力照顧女兒，一邊工作養家，一邊陪伴孩子成長，同時與醫療團隊及學校保持聯繫，積極爭取各種支援。面對女兒的情況，她沒有袖手旁觀，也沒有輕言放棄。然而，當能做的事情似乎都已經做過，孩子的進步仍不如預期時，那種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下去的感覺，卻是如此真實。◾在摸索的，何止是她？在學校裡，學生每天都在摸索。他們摸索自己擅長甚麼，摸索如何與同學相處，摸索未來的方向；家長同樣在摸索，他們嘗試理解孩子的需要，平衡關愛與管教，也嘗試在不同專家意見之間找出最適合自己家庭的方法；至於老師，情況其實也沒有太大分別。很多人以為教書多年便早已擁有所有答案，但事實恰恰相反，從教學策略的設計，到建立師生關係，再與家長溝通合作，每天都離不開摸索。而經驗的珍貴，從來不是讓人毋須摸索，而是在摸索的過程中，多一些點子，少一些驚險。若把視野再拉遠一點，便會發現摸索其實是人生常態。初入職場的人在摸索，轉換工作的人在摸索，移居海外的人在摸索，即使已在人生某個階段站穩腳步的人，依然會在新的處境中重新摸索。我們以為自己是從一個確定的階段走向另一個確定的階段，但真實的人生，更像是在未知之中逆風前行。◾真的身處混亂之中嗎？所謂混亂，很多時候未必來自事情本身，而是事情沒有按照我們預期的方式發展。學生考試失利，我們認為情況混亂；孩子成長步伐較慢，我們認為情況混亂；移民後的生活與想像不同，我們認為情況混亂。若換一個角度思考，眼前發生的一切會不會並非混亂或失序，而只是變化的一部分，甚至是多元化的呈現？今天的社會鼓勵我們為人生訂立目標，規劃清晰路徑，追求理想成果，這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我們過分執著於某一套成功劇本時，任何偏離劇本的都自然被視作失敗。於是，我們感到焦慮、迷失，甚至混亂。◾指標由誰定？我這位學生的學業表現固然令人擔心，但她去年參與工作體驗時，卻獲得工作機構高度肯定。校方看見的是她成績上的不足，工作場所看見的卻是她優秀的一面。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下呈現出不同面貌，若我們只用單一標準衡量一個人，自會忽略那些未被考卷反映出來的能力。我們經常用職位、收入、學歷或社會地位定義一個人的成功，卻甚少停下來思考，一個願意承擔責任的人、一個真誠待人的人、一個跌倒後仍願意重新站起來的人，難道就不值得被肯定嗎？◾方向感未必複雜許多人都在尋覓方向感，更以為方向感就是知道自己五年後在哪裡、十年後會成為怎樣的人。然而我們撫心自問，又有誰真的知道？大概，我們只能根據當下所掌握的條件，作出眼前最好的選擇。方向感或許並非來自對未來的完全掌握，而是來自對當下價值的清楚了解。回到那位母親身上，我無法向她保證女兒的未來一定如何，也無法保證所有努力都會得到預期成果。然而我相信，只要她和身邊的人願意繼續陪伴孩子成長，願意在一次又一次嘗試中調整步伐，那麼她們其實已經走在路上。人生或許從來不是由摸索走向不再摸索，也不是由混亂走向清晰。我們更多是在摸索中學習，在變化中成長。當我們願意懷著善意踏出每一步，無論步伐多麼細小，那一步本身，已經是最好的方向。▌ ［十年樹木］作者簡介Ms Lo，一名中學教師，曾在香港教育現場耕耘多年，近年立足英國，繼續在課室內外與學生同行。在不同地方教學，更看得見教育背後的社會結構、文化差異與人心共通。《十年樹木》是一本教育現場的筆記，紀錄教與學的變局、困惑與溫度。 ...

語言霧裡的第一步 她坐在我面前，雙手緊緊抱著筆袋，像抱著一件能讓自己在陌生世界裡站穩的東西。十一歲，剛從泰國中部的小城搬到英國不到三個月，她，眼神亮亮，卻藏著一種小心翼翼的神情，像是在努力讀懂一個仍然陌生的世界。她告訴我，她大概能聽懂老師說的四成內容。她說得很誠懇，但從她在課堂上的反應，我知道那個數字其實更低。她只能用 True 或 False 回答問題，或在 A、B、C...

初夏的英國校園，清風穿透每個角落。當東邊仍是烏雲壓頂時，西邊卻已藍天白雲，陽光從雲間斜斜落下，忽明忽暗。這樣的季節裡，校舍似乎變得不那麼重要。飯堂裡的聲音被稀釋，戶外的空氣反而更貼近校園生活本身。午飯時間，學生們多半不願留在室內。他們散落在草地、長椅與樹蔭之間，有的席地而坐，有的你追我逐，有的三五成群在樹下分享零食。偶爾一陣小冰粒沙啦沙啦落下，打在操場與草地上，短暫而輕快，卻也打得年輕人們嘩嘩走避，甚為狼狽。 陽光、草地、清風和偶爾的雨點，都構成校園生活簡單的日常。學生在大自然裡過日子。春天有百花，夏天有熱浪，秋天有落葉，冬天有風雨。季節既是背景，也是參與學生成長的存在。 「收波」哲學 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動，又何止於課堂之內。學生們都很清楚，課室與走廊並不是練習球技的地方。「收波」這件小事，在不同文化裡有不同重量。在香港，老師收的多半是籃球；在英國，我的課室裡總有一個暫存「被扣押」足球的膠箱。至於「收波」時的氣氛，倒是世界大同，既可帶點緊張與抗拒，也可充滿玩笑意味。當老師走近並示意要「收波」時，他們總會先停下來，像一種默契，也像一種預期的反應：有人反駁堅持，有人無奈傻笑，有人假裝若無其事，也有人輕輕嘆氣，乖乖把球遞上。 但無論在哪裡，「收波」都不只是規則的執行，而更像關係的延伸。學生願意把球交出來，某程度上意味著他們知道界線的存在，也知道界線背後並非純粹的對立。更多時候，當願意承擔「後果」，換來的反而是被接納與被原諒。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並不總由課堂決定，而是在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瞬間慢慢建立。 流動的人與物 下課後空蕩蕩的課室、球場與校園角落，總不難發現剛剛有人停留過的痕跡：裝得滿滿、還帶點汗味的體育服袋、沒有名字標記的計算機、一隻掉在地上的耳環，甚至是放在椅子上、不停震動的手提電話。最叫人不解的，或許是一隻孤零零被遺在校園小路上的皮鞋。...

每年進入六月，不論身處何方，總會讓人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那不只是因為某個叫人不敢忘記的日子，而是因為世界在這個時節裡，總會再次讓人看見權力如何被推到極致、暴力如何被複製、社會如何在沉默中被悄悄扭曲。這些現象從來不屬於某一個國家，也不屬於某一段歷史；它們像是人類共同的宿命，逼使我們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之中，重新思考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當權力走到極端　暴力便會成為語言 權力專制化與暴力循環幾乎成為當代社會的共同詞彙。從社區火災的回應，到跨境執法的爭議；由中東的戰火，到東歐的侵略；以至緬甸、蘇丹、剛果等被主流媒體忽視的武裝衝突，暴力一次又一次地被複製，像是某種被默許的治理方式。當權力不再受制衡，當制度不再保護弱者，暴力便會自然滲入日常，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語言。 這些事件的細節固然令人髮指，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它們的相似性。不同的地域、文化與政體，卻能在暴力的模式上呈現驚人的一致。權力往往先以「安全」或「秩序」為名擴張，進而是對異議的壓制，然後是對弱勢群體的去人性化，最後，暴力便能以「必要」之名被合理化。 暴力從來不是突然發生的。它往往始於一個小小的容忍，一次「算了吧」，一句「都過去了」。當社會習慣了這些微小的讓步，暴力便會找到它的空隙，並在其中生根。這些循環提醒我們：權力一旦失去節制，便會以最直接的方式落在人的身上，而人的身體與靈魂最承受不起的，往往就是這種看不清卻無法逃避的重量。 市井小民的共犯結構 在這些暴力循環中，最令人心痛的往往不是權貴的冷酷，而是普通人的沉默。歷史研究一再提醒我們：暴力之所以能擴散，不是因為加害者的兇殘，而是因為旁觀者的視若無睹。旁觀者不一定有惡意，他們只是疲倦、害怕、無力，或只是想過「自己的生活」。...

容易當老師，也容易只停在「合格」點 回望香港，我常常想起那片塑造我的教育土壤。身處華人社會，香港的教育文化重視秩序、付出與責任，老師的社會地位普遍受到肯定。家長信任老師，社會也願意把孩子交到老師手中。在這樣的氛圍裡，「成為老師」相對容易——文化認同、角色明確、期望一致。 然而，也正因如此，「成為有深度、有遠見的老師」反而更難。當制度強調效率、成果與評核，老師很容易被推向「做好份內事」的軌道，而較少有空間去思考教育的本質、學生成長的需要、學習的真正意義。這不是誰的錯，而是文化與制度共同塑造的結果。 可幸的是，我遇過好老師，也遇過好同工。他們讓我看到：老師不只是傳授知識的人，而是陪伴人成長的人。他們的眼光超越課程，他們的關懷深入學生的生命，他們的專業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種態度——願意看見學生、理解學生、陪伴學生的態度。這些經驗成為我在英國重新開始時最深的根基。 在英國專業被重新定義 在英國取得...

在陌生與不安中掙扎 走進英國課室的第一天，我以為自己已準備妥當。多年來的教學經驗、無數堂課的磨練、在香港累積的專業訓練，都讓我以為自己能夠從容應對課室的種種變化。然而，真正站在學生面前的那一刻，我才發現自己彷彿重新回到起點。 課堂內外，學生的對話夾雜著時下用語、地方口音與文化暗示；他們的提問有時含糊、有時跳躍、有時更帶著試探性的挑釁。我聽得懂每一個英文字，卻聽不懂他們真正的意思。我知道他們在困惑，也知道他們期待老師能給予清晰的方向，但我卻不確定自己能否準確回應。那種不安，不是語言障礙，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文化距離——我明白他們的字句，卻不確定自己是否理解他們的心意。 更具挑戰的是學生的行為。有些學生會在課堂上突然站起來，有些會在你講解時低聲交談，有些則會用半開玩笑、半試探的方式挑戰你的界線。這些行為在香港的課室裡偶有發生，但不常見；而在英國，它們可以是日常的一部分，更何況對我這位新老師。面對這些情況，我再次成為一位剛踏入教育界的新手——明知道學生需要甚麼，卻不知道如何用最適切的方式與他們溝通；明明知道學生不應做甚麼，卻未能準確拿捏如何處理。 於是，每個星期、每一天、每一節課，我都在重新學習如何看見學生、如何理解他們、如何與他們建立真正的連結。 制度、文化與自我懷疑的交錯...

在教育現場，「建立關係」幾乎是一句不證自明的信念。我們相信，只有當學生感到被理解、被接納，學習才會真正發生。因此，老師主動關心學生、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在課堂以外付出時間與心力，往往被視為專業與熱誠的體現。然而，當我離開香港，在英國的學校重拾教鞭，這個曾經如此理所當然的信念，卻慢慢出現了裂縫。 被重新定義的「關心」 在這裡，「師生關係」是有清晰界線的。每位教師在入職之初，必須接受嚴格的 safeguarding training，學習如何識別學生的成長需要，理解學校處理學生事務的架構與運作；同時，在與學生建立關係的過程中，亦需清楚設定界線：不以私人通訊軟件與學生單獨聯絡、不在課堂以外進行未經批准的私下接觸、不將自己置於可能被誤解的位置。 這些規範初看之下，誠然令人感到有些冷漠，彷彿在提醒：「教師，請與學生保持距離。」 但正是在這樣的制度之中，我開始重新理解一個過去未曾認真學習與思考的概念：何謂師生關係？...

英國每年三月初，學校總會出現一些平日少見的景象。小學生穿上奇裝異服，有的戴上尖帽化身小巫師，有的披上斗篷扮作童話角色，老師與學生一樣，笑著參與其中。這些並不是甚麼嘉年華會，而是為了響應 World Book Day 所舉行的閱讀活動。對小學生而言，最吸引人的或許是「裝扮成書中人物」的一天；而在中學，形式則略有不同，例如舉辦 Readathon、Reading Quiz...

早上第一節課前，走廊還未完全安靜下來。我站在教室門口，看見那孩子又往 student support 的方向走去。他沒有低頭，也沒有刻意躲避誰，只是動作熟練地敲門，進去，過一會兒再出來。出來時，他頸上多了一條校呔。 校規寫得很清楚：校服必須整齊，校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未佩戴，會被記錄，次數多了便要接受處分。制度的設計原本是為了整齊與一致，讓所有學生在同一標準下成長。十鎊一條的校呔，對很多家庭來說並不是甚麼難以負擔的金額。然而，我知道，對某些家庭而言，一次又一次重新購置，就會是一筆需要再三盤算的支出。 他不是不知道規矩，也不是刻意挑戰權威。他只是選擇每天借用，而不是購買。於是，那條校呔每天掛在他頸上，看似與別人無異，但我總覺得，它的重量並不相同。 走廊裡截然不同的世界...

孩子在海外就學成長，語境一轉，語言自然也跟着轉。校園裏的課堂用英語，朋友之間的玩笑用英語，連思考與做夢的語言，慢慢也換了頻道。中文不再是每日呼吸般的存在，而成了一種需要刻意維繫的能力。許多父母因此焦急：若希望孩子仍有中文根基，我們還可以做甚麼？ 不少家庭都很努力。有人規定在家必須說中文；有人週末看華語電影、追電視劇；有人播放流行音樂，讓旋律把語感帶回來；也有人堅持睡前講故事、讀繪本。方法各有不同，心願卻相同——不願孩子與自己的語言漸行漸遠。 祖孫十數年的新奇家書 我認識一對夫婦，他們的方法並不花巧，卻耐人尋味。他們邀請孩子的祖父母與孫兒通信，每月一次，主題只有四個字——「分享新奇事」。孩子四、五歲時，信件由父母協助口述、抄寫；慢慢地，孩子自己動筆，由寥寥數句，到如今快十二歲，已能寫上滿滿兩頁。祖孫兩代，十多年來從未間斷，樂此不疲。 「新奇事」三字，看似隨意，實則蘊含深意。它容許孩子用小小的眼睛，書寫成長過程中的「異國」經歷。曾經，孩子好奇地描述街角郵筒上不同的徽號，問為何這裏是王室的標誌；又曾在海邊觀看海獅保育活動，回來後細細交代義工如何講解、海風吹得臉頰發紅的感覺。這些在孩子心中閃閃發亮的片段，成為信紙上的文字，也成為祖父母遙遠想像中的風景。 而祖父母的回信，則以大大的眼睛，帶孩子走進「原生」文化的日常。他們會談到賀年糕點的寓意，解釋蘿蔔糕與年糕為何總在農曆新年出現；也會細述上茶樓叫點心的步驟，從找位、洗杯，到在點心紙上蓋印。孩子或許未必立刻親身經歷，但透過文字，文化不再抽象，而是有溫度、有味道、有聲音。 在這一來一往之間，中文不再只是功課，而是情感的載體。孩子寫信，是為了讓爺爺嫲嫲知道自己最近的發現；祖父母回信，是為了讓孫兒明白家族與文化的根。閱讀與書寫，於是不再枯燥，而是充滿盼望。孩子期待信封落在門前地毯上的聲音，祖父母則等候孫兒稚嫩卻誠懇的筆跡。語言在等待中被珍惜，在思念裏被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