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英國校園，清風穿透每個角落。當東邊仍是烏雲壓頂時，西邊卻已藍天白雲，陽光從雲間斜斜落下，忽明忽暗。這樣的季節裡，校舍似乎變得不那麼重要。飯堂裡的聲音被稀釋，戶外的空氣反而更貼近校園生活本身。午飯時間，學生們多半不願留在室內。他們散落在草地、長椅與樹蔭之間，有的席地而坐，有的你追我逐，有的三五成群在樹下分享零食。偶爾一陣小冰粒沙啦沙啦落下，打在操場與草地上，短暫而輕快，卻也打得年輕人們嘩嘩走避，甚為狼狽。 陽光、草地、清風和偶爾的雨點，都構成校園生活簡單的日常。學生在大自然裡過日子。春天有百花，夏天有熱浪，秋天有落葉，冬天有風雨。季節既是背景，也是參與學生成長的存在。 「收波」哲學 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動，又何止於課堂之內。學生們都很清楚，課室與走廊並不是練習球技的地方。「收波」這件小事，在不同文化裡有不同重量。在香港，老師收的多半是籃球；在英國，我的課室裡總有一個暫存「被扣押」足球的膠箱。至於「收波」時的氣氛，倒是世界大同，既可帶點緊張與抗拒，也可充滿玩笑意味。當老師走近並示意要「收波」時，他們總會先停下來，像一種默契，也像一種預期的反應：有人反駁堅持，有人無奈傻笑，有人假裝若無其事，也有人輕輕嘆氣，乖乖把球遞上。 但無論在哪裡，「收波」都不只是規則的執行，而更像關係的延伸。學生願意把球交出來，某程度上意味著他們知道界線的存在，也知道界線背後並非純粹的對立。更多時候，當願意承擔「後果」，換來的反而是被接納與被原諒。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並不總由課堂決定，而是在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瞬間慢慢建立。 流動的人與物 下課後空蕩蕩的課室、球場與校園角落，總不難發現剛剛有人停留過的痕跡：裝得滿滿、還帶點汗味的體育服袋、沒有名字標記的計算機、一隻掉在地上的耳環，甚至是放在椅子上、不停震動的手提電話。最叫人不解的，或許是一隻孤零零被遺在校園小路上的皮鞋。...

每年進入六月，不論身處何方，總會讓人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那不只是因為某個叫人不敢忘記的日子，而是因為世界在這個時節裡，總會再次讓人看見權力如何被推到極致、暴力如何被複製、社會如何在沉默中被悄悄扭曲。這些現象從來不屬於某一個國家，也不屬於某一段歷史；它們像是人類共同的宿命，逼使我們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之中，重新思考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當權力走到極端　暴力便會成為語言 權力專制化與暴力循環幾乎成為當代社會的共同詞彙。從社區火災的回應，到跨境執法的爭議；由中東的戰火，到東歐的侵略；以至緬甸、蘇丹、剛果等被主流媒體忽視的武裝衝突，暴力一次又一次地被複製，像是某種被默許的治理方式。當權力不再受制衡，當制度不再保護弱者，暴力便會自然滲入日常，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語言。 這些事件的細節固然令人髮指，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它們的相似性。不同的地域、文化與政體，卻能在暴力的模式上呈現驚人的一致。權力往往先以「安全」或「秩序」為名擴張，進而是對異議的壓制，然後是對弱勢群體的去人性化，最後，暴力便能以「必要」之名被合理化。 暴力從來不是突然發生的。它往往始於一個小小的容忍，一次「算了吧」，一句「都過去了」。當社會習慣了這些微小的讓步，暴力便會找到它的空隙，並在其中生根。這些循環提醒我們：權力一旦失去節制，便會以最直接的方式落在人的身上，而人的身體與靈魂最承受不起的，往往就是這種看不清卻無法逃避的重量。 市井小民的共犯結構 在這些暴力循環中，最令人心痛的往往不是權貴的冷酷，而是普通人的沉默。歷史研究一再提醒我們：暴力之所以能擴散，不是因為加害者的兇殘，而是因為旁觀者的視若無睹。旁觀者不一定有惡意，他們只是疲倦、害怕、無力，或只是想過「自己的生活」。...

容易當老師，也容易只停在「合格」點 回望香港，我常常想起那片塑造我的教育土壤。身處華人社會，香港的教育文化重視秩序、付出與責任，老師的社會地位普遍受到肯定。家長信任老師，社會也願意把孩子交到老師手中。在這樣的氛圍裡，「成為老師」相對容易——文化認同、角色明確、期望一致。 然而，也正因如此，「成為有深度、有遠見的老師」反而更難。當制度強調效率、成果與評核，老師很容易被推向「做好份內事」的軌道，而較少有空間去思考教育的本質、學生成長的需要、學習的真正意義。這不是誰的錯，而是文化與制度共同塑造的結果。 可幸的是，我遇過好老師，也遇過好同工。他們讓我看到：老師不只是傳授知識的人，而是陪伴人成長的人。他們的眼光超越課程，他們的關懷深入學生的生命，他們的專業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種態度——願意看見學生、理解學生、陪伴學生的態度。這些經驗成為我在英國重新開始時最深的根基。 在英國專業被重新定義 在英國取得...

在陌生與不安中掙扎 走進英國課室的第一天，我以為自己已準備妥當。多年來的教學經驗、無數堂課的磨練、在香港累積的專業訓練，都讓我以為自己能夠從容應對課室的種種變化。然而，真正站在學生面前的那一刻，我才發現自己彷彿重新回到起點。 課堂內外，學生的對話夾雜著時下用語、地方口音與文化暗示；他們的提問有時含糊、有時跳躍、有時更帶著試探性的挑釁。我聽得懂每一個英文字，卻聽不懂他們真正的意思。我知道他們在困惑，也知道他們期待老師能給予清晰的方向，但我卻不確定自己能否準確回應。那種不安，不是語言障礙，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文化距離——我明白他們的字句，卻不確定自己是否理解他們的心意。 更具挑戰的是學生的行為。有些學生會在課堂上突然站起來，有些會在你講解時低聲交談，有些則會用半開玩笑、半試探的方式挑戰你的界線。這些行為在香港的課室裡偶有發生，但不常見；而在英國，它們可以是日常的一部分，更何況對我這位新老師。面對這些情況，我再次成為一位剛踏入教育界的新手——明知道學生需要甚麼，卻不知道如何用最適切的方式與他們溝通；明明知道學生不應做甚麼，卻未能準確拿捏如何處理。 於是，每個星期、每一天、每一節課，我都在重新學習如何看見學生、如何理解他們、如何與他們建立真正的連結。 制度、文化與自我懷疑的交錯...

在教育現場，「建立關係」幾乎是一句不證自明的信念。我們相信，只有當學生感到被理解、被接納，學習才會真正發生。因此，老師主動關心學生、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在課堂以外付出時間與心力，往往被視為專業與熱誠的體現。然而，當我離開香港，在英國的學校重拾教鞭，這個曾經如此理所當然的信念，卻慢慢出現了裂縫。 被重新定義的「關心」 在這裡，「師生關係」是有清晰界線的。每位教師在入職之初，必須接受嚴格的 safeguarding training，學習如何識別學生的成長需要，理解學校處理學生事務的架構與運作；同時，在與學生建立關係的過程中，亦需清楚設定界線：不以私人通訊軟件與學生單獨聯絡、不在課堂以外進行未經批准的私下接觸、不將自己置於可能被誤解的位置。 這些規範初看之下，誠然令人感到有些冷漠，彷彿在提醒：「教師，請與學生保持距離。」 但正是在這樣的制度之中，我開始重新理解一個過去未曾認真學習與思考的概念：何謂師生關係？...

英國每年三月初，學校總會出現一些平日少見的景象。小學生穿上奇裝異服，有的戴上尖帽化身小巫師，有的披上斗篷扮作童話角色，老師與學生一樣，笑著參與其中。這些並不是甚麼嘉年華會，而是為了響應 World Book Day 所舉行的閱讀活動。對小學生而言，最吸引人的或許是「裝扮成書中人物」的一天；而在中學，形式則略有不同，例如舉辦 Readathon、Reading Quiz...

早上第一節課前，走廊還未完全安靜下來。我站在教室門口，看見那孩子又往 student support 的方向走去。他沒有低頭，也沒有刻意躲避誰，只是動作熟練地敲門，進去，過一會兒再出來。出來時，他頸上多了一條校呔。 校規寫得很清楚：校服必須整齊，校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未佩戴，會被記錄，次數多了便要接受處分。制度的設計原本是為了整齊與一致，讓所有學生在同一標準下成長。十鎊一條的校呔，對很多家庭來說並不是甚麼難以負擔的金額。然而，我知道，對某些家庭而言，一次又一次重新購置，就會是一筆需要再三盤算的支出。 他不是不知道規矩，也不是刻意挑戰權威。他只是選擇每天借用，而不是購買。於是，那條校呔每天掛在他頸上，看似與別人無異，但我總覺得，它的重量並不相同。 走廊裡截然不同的世界...

孩子在海外就學成長，語境一轉，語言自然也跟着轉。校園裏的課堂用英語，朋友之間的玩笑用英語，連思考與做夢的語言，慢慢也換了頻道。中文不再是每日呼吸般的存在，而成了一種需要刻意維繫的能力。許多父母因此焦急：若希望孩子仍有中文根基，我們還可以做甚麼？ 不少家庭都很努力。有人規定在家必須說中文；有人週末看華語電影、追電視劇；有人播放流行音樂，讓旋律把語感帶回來；也有人堅持睡前講故事、讀繪本。方法各有不同，心願卻相同——不願孩子與自己的語言漸行漸遠。 祖孫十數年的新奇家書 我認識一對夫婦，他們的方法並不花巧，卻耐人尋味。他們邀請孩子的祖父母與孫兒通信，每月一次，主題只有四個字——「分享新奇事」。孩子四、五歲時，信件由父母協助口述、抄寫；慢慢地，孩子自己動筆，由寥寥數句，到如今快十二歲，已能寫上滿滿兩頁。祖孫兩代，十多年來從未間斷，樂此不疲。 「新奇事」三字，看似隨意，實則蘊含深意。它容許孩子用小小的眼睛，書寫成長過程中的「異國」經歷。曾經，孩子好奇地描述街角郵筒上不同的徽號，問為何這裏是王室的標誌；又曾在海邊觀看海獅保育活動，回來後細細交代義工如何講解、海風吹得臉頰發紅的感覺。這些在孩子心中閃閃發亮的片段，成為信紙上的文字，也成為祖父母遙遠想像中的風景。 而祖父母的回信，則以大大的眼睛，帶孩子走進「原生」文化的日常。他們會談到賀年糕點的寓意，解釋蘿蔔糕與年糕為何總在農曆新年出現；也會細述上茶樓叫點心的步驟，從找位、洗杯，到在點心紙上蓋印。孩子或許未必立刻親身經歷，但透過文字，文化不再抽象，而是有溫度、有味道、有聲音。 在這一來一往之間，中文不再只是功課，而是情感的載體。孩子寫信，是為了讓爺爺嫲嫲知道自己最近的發現；祖父母回信，是為了讓孫兒明白家族與文化的根。閱讀與書寫，於是不再枯燥，而是充滿盼望。孩子期待信封落在門前地毯上的聲音，祖父母則等候孫兒稚嫩卻誠懇的筆跡。語言在等待中被珍惜，在思念裏被延續。...

英國的校園裡，農曆新年是飯堂節日優惠的一則廣告宣傳；而在我的課室裡，農曆新年就只是一張友人從香港寄來的新春掛飾。 農曆大年初一當然不會有特別校內活動，也不會有人提醒學生「今天是大年初一」。對大部分英國學生而言，那天與任何一個學期中的日子並無分別；而對於華裔學生來說，即使心裡知道農曆年到了，卻也多半只是輕輕一想，然後很快回到現實的生活節奏之中。 可幸今年的農曆新年，剛好是學校的Term Break，也順理成章有休息的機會。然而對於其他身在海外的華人，這種「重要日子在制度裡消失」的經驗，其實並不陌生。...

每天早上打開點名系統時，我心裡總會浮現同一個問題：Jaro 今天會上學嗎？ 表面看來，這是一個已經變得有點過分的疑問。然而，當你當了兩年同一班的班主任，看著某個名字反覆在「Present」與「Absent」之間來回出現，你會慢慢地發現，出席與否，早已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紀錄…… Jaro 跟班上其他男生沒甚麼分別。他活潑、愛開玩笑，偶爾會作弄同學；他不愛足球，卻能因為打機而跟其他男生混熟；他為人善良，樂於助人，特別是同樣有SEND（特殊教育需要）的Freddie。若只看課室裡的他，很難想像他的名字，會經常缺席在點名表上。 我從前年開始便是 J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