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大宗師》有一段很多人都讀過的話：「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莊子的意思，是與其在乾涸的泉底互相吐沫苟延，倒不如各自回到江湖，彼此忘記。年輕時讀這段文字，我只覺得是道家的灑脫。2020年以後重讀，滋味全然兩樣。江湖已經不在了，我們這些被拋上岸的魚，連相忘的機會也沒有，能夠做的，只有相濡以沫。 2020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實施之後，大批香港人被迫離開這個城市，其中不少是教書、寫作、做研究的知識人。有人稱這一代為「離散」，我寧願用「流亡」二字。移民可以隨時回去探親訪友，流亡者回不去，或者回去之後不知道還能不能再出來。我自己也是那年夏天走的，走得匆忙。大部分藏書都留在香港，包括業師勞思光先生那七冊《思光少作集》。到了英國，想翻查一段老師五十年代的文字，才知道手邊甚麼都沒有。這種遺憾說不上悲壯，卻是流亡者日常最具體的失落。 ◾誰有資格代表香港的哲學？ 離開之後，香港的大學仍有哲學系和課程。2024年，香港出現了一所「香港哲學研究院」，由政府、政協和商人以統戰為目的合力成立。我們這些唸哲學出身、在香港的大學教了大半生書的人，看見這個消息，悲憤莫名。一年之後，該院舉辦所謂國際哲學論壇，冠蓋雲集，對在香港默默耕耘數十年的哲學界卻完全不放在眼內。港大的分析哲學傳統、中大幾代人的工作，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以降在香港建立的思想傳統，在這樣的場合裏彷彿從來不曾存在。哲學被借來作為門面，替權力添一點文化的光澤。我在別處把今天的城市稱為「湘港」，因為它的聲音和內容都已經改變了，這所研究院正好是一個例子。誰有資格代表香港的哲學？是那些以統戰為目的的機構，抑或是那些仍然在思考香港、卻已不能在香港公開思考的人？ 我們當然無能為力。研究院照樣開辦，論壇舉行，新聞如此報道。不過，無能為力和甘心沉默是兩回事。我近年寫《默存與噤聲》，花了很多篇幅去分辨兩者：默存是在不能說的處境裏守住自己的判斷，噤聲則是連判斷也一併交了出去。人在境外，再沒有法律和編輯那道濾網，若仍選擇噤聲，那就連默存的藉口也沒有了。勞先生在香港住了幾十年，書桌上除了撰寫哲學文章外，寫的都是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批評，他那一代人流亡到香港，是因為香港給了他們一張書桌，可以自由書寫。今天情勢倒轉過來，我們要離開香港，才能書寫香港。這是歷史對我們這一代香港知識人開的一個玩笑，也是我們不能推卸的責任。 ◾寫給仍然掛念那個城市的香港人...

( 原文為英文，中文版為綠豆翻譯 ) 1997年英國撤出香港時，我們是基於一項承諾：香港市民可以繼續享有多年來一直擁有的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及結社自由，而毋須因此感到恐懼。 當這項協議遭到違背時，英國並沒有逃避自己應履行的道義責任。...

閱讀《余英時回憶錄》得知，余英時是在1950年元旦，經羅湖橋踏足香港的。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余英時，原本只是趁寒假到香港探望親人，之後便要返回北京的他，卻在回程時因火車在石龍站發生故障，停留了數小時，就在那段時間，余英時毅然決定返回香港，與父母家人在一起。這決定大概影響了余英時的一生，也讓中華學術界栽培出一位思想史大學問家來。 香港的獨特性質 余英時最主要的學習方向、基礎及其知識人的風範，可以說是他1950至1955年年青時於留港時打下的。那5年的香港生活，余英時一方面在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學習，另方面，便是和大陸流亡到香港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他在回憶錄如是說： 「現在回顧起來，『香港』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用上了「最自由的社會」、「相當徹底的法治」、「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等字句來形容戰後的香港，可見香港對流亡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是非常的重要。 從前，我在研究戰後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時，提到1949年後到了台灣的中華自由主義者於共產中國的禁制下，在台灣保持了嚴復以來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認識戰後香港的情况，也許可以說，香港在保持和發展這命脈是同樣的重要，而且比起當時的台灣來說，更有兩個特色。第一便是香港比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更自由。因此，在台灣的自由派知識人如果有些言論不能在台灣發表的話，香港便成為他們出口發表的平台。職是之故，如果大陸以外的中華自由知識人希望建立海外平台，以發揮集思廣益的自由思想力量，往往也屬意香港。1960年代初，當余英時和一班同道在構思創辦以「海外中華」為重點的知識性刊物（後來變成為《明報月刊》）時，他毫不猶豫的建議了香港。 香港在維持和發展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的第二個特色，是不少離散到香港的大陸知識人，他們在支持憲政民主和自由的同時，和五四運動引發起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自由主義並不一樣，多堅持中華文明和自由民主是能夠共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1949年後離散到香港，嘗試在海外組成國共兩黨以外、政治上的自由第三勢力的不少領導人物，例如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草擬者張君勱和國民黨的資深成員顧孟餘等都是持上述的中道主張；另方面，同時期飄零到九龍桂林街，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創立的新亞書院，其教育和文化理想正是強調「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第十四封信 14.1 明慧： 提筆寫這封信給妳，胸臆間翻騰的情感，實在沉重得難以言喻。妳說，1949年於妳而言，不過是歷史書頁上一個褪色的年份，一個早已塵封的註腳。但於我，這個年份卻如影隨形，像一道深刻的胎記，自我呱呱墜地那刻起，便已在冥冥中註定了我此生的軌跡與命運。 妳說得不無道理，楊儒賓、龍應台，他們畢竟不是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誕生的人。他們得以站在歷史的某個制高點，憑藉著學術的理性和歲月的距離，去審視、去剖析那翻天覆地的一年。在他們的筆下，1949年或許是文化絕處逢生的轉捩點，是無數生靈塗炭的人道悲劇，然而對我，以及與我相似的許多香港人而言，正如我在上封信所說，它從來不是一個可以供我們從容選擇的歷史起點，而是我們無法擺脫、無從迴避的宿命。 悲劇中的英雄俄狄浦斯...

自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社會的壓抑氣氛不斷加深，公民自由逐步萎縮，甚至有論者直言「香港已死」。然而，我們於上月發布的《香港人權報告2024》，再次清晰而冷靜地指出，香港的人權狀況雖然嚴峻，但香港的公民社會仍在艱難中奮力抵抗，未曾放棄。 報告列舉了2024年香港人權狀況的六大趨勢，包括國安體制的進一步擴權、司法獨立受損、監控升級與跨境打壓、法律及行政要求武器化、和平集會的消失，以及文化與教育自由的嚴重受限。這份報告揭示的，不僅是香港政府如何以「國家安全」之名行壓迫之實，更指出威權管治如何逐漸滲透至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 市民的創意與堅韌性 然而，面對系統性打壓的沉重現實，香港公民社會並非全然被動。即使環境艱困，市民仍展現了強大的創意與堅韌性。 例如，在文化和藝術領域，當局雖然透過行政手段取消或限制各種文化活動、表演與展覽，但活動組織者和藝術家們沒有因此噤聲，反而繼續在限制下尋找舉辦活動的渠道和創新的表達方法。在活動被取消或被迫收回作品時，當事人勇於交待原因或聲明是受到「不可抗力」的壓迫，拒絕讓政治壓迫在暗地裡發生。雖然當局的施壓成功，但不代表人們因此而接受和屈服。每一次宣布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取消活動，也是在嘲諷當權者的橫蠻無理。 公民參與方面，儘管政府成功令大型示威消失多年，報告指出，這種寧靜背後是非正式渠道及預防性審查所造成的無形禁令。然而，這並未完全阻止市民參與公共事務。小型的抗議行動、堅持於六四當日在街頭以隱晦的方式進行悼念。香港的在地市民仍在必要時刻，勇於行使集會和表達自由。 司法層面也有振奮人心的例子。雖然政府透過收緊法律援助、要求敗訴申請人支付高額的訴訟費用，企圖打擊具公眾利益的司法訴訟，但仍有不少律師和市民堅持透過法律途徑維護基本權利。儘管面對高度風險和惡意騷擾，他們仍持續向法院提出訴訟，公開挑戰政府可能濫用行政權力的做法。這種堅持不僅保留了司法獨立的火苗，更是盡力在本地法制中，確定權利的保障和政府的責任。...

在貝爾法斯特號（HMS Belfast）博物館，路易士找到香港這名字，怎能不興奮。那是一塊綠色的資料版︰ 「香港是船員們休假上岸時受歡迎的地點。許多華籍男子通過香港的海軍基地——添馬艦基地，加入了英國皇家海軍。」（原文︰Hong Kong was a popular...

烏托邦在香港 十年前的3月28日，是台灣太陽花運動，這場運動稍微改變台灣政治，可謂成功。同樣，十年前，香港雨傘革命，從9月26日到12月25日。雨傘革命最終失敗。七十九日佔領旺角、中環、尖沙嘴、銅鑼灣等各處心臟咽喉地帶。從時間長度言，較諸於同類型政治運動，如太陽花及美國佔領華爾街，雨傘革命都來得長。 圖中三人，由右至左為陳健民、戴耀廷和朱耀明。戴耀廷為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法庭裁定他為初選組織的「首要份子」，上月被判囚10年 。 從2014年到2024年，香港發展每況愈下，中國答應給予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基本法治，大家信以為真，認為我們的生活方式果真能夠保存五十年。我如今才明白一切都是騙局。因此，馬英九說，中國答應台灣一國兩制，若你仍相信，你就是天真與無知。...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是美國眾議院「中國共產黨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兩黨領導人，於25日星期一早上去信財政部長耶倫，呼籲重新評估香港與美國之間在銀行系統的特殊關係，稱香港正日益成為洗錢和規避制裁的中心，助長破壞美國利益的金融犯罪行為，並形容該問題為「緊急議題」。此一舉措顯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正面對巨大危機。 《華爾街日報》在報道美國國會兩黨聯合針對香港的報道，同時提及上周香港法院就47人案的量刑判決，指拜登政府已呼籲即時無條件釋放眾被告。而判決頒布時，香港政府正主辦一個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多位全球金融界領袖出席，包括高盛董事長蘇德巍（David Solomon）、花旗集團行政總裁范潔恩（Jane Fraser）和道富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Ronald P. O'Hanley。此外，滙豐銀行、法國巴黎銀行等機構的高層代表也參加了此次峰會。這則報道顯示，香港的金融市場對國際金融巨企仍非常有吸引力，這些企業巨頭都樂於出席香港辦的金融峰會，但香港的政治氣候變化已無可避免地影響到香港的金融前景。 協助邪惡軸心...

香港人在離港之後，還會有多關心香港的流行文化？這和海外港人身為移民的身份認同會產生怎樣的互動？早前有幸讀到一篇加拿大研究生徐沛筠的論文發表，談到多倫多港人社群中支持香港偶像組合Mirror的應援活動，也就是多倫多鏡粉的故事，更新了許多我對香港文化如何在海外傳播的思考。 香港的流行文化跟隨港人移民流傳海外，並不是新的現象。記得二十年前我在紐約生活的時候，朋友會去唐人街的影視店一次過租二十盒香港電視劇的錄影帶回家，下班後馬拉松式收看，我就是透過這渠道看完《衝上雲霄》和《九五至尊》的。當年的互聯網網速不太足以支援實時影像播放，網上看電視和電影還未算普及，不過，網上串流和下載流行歌曲則已十分流行。那時候在紐約上班，校園是赫遜河畔的研究所，老闆是來自印度的學者，我用電腦時戴耳機聽的，是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的每周歌曲流行榜，同時背上各種身份互不衝突。 雖然看似是延續，但我想同一件事情來到今天，最少有兩點改變。 其一，是今天的流行文化變得部落化，而支持偶像的行為也變得更為參與式。以前的歌影視偶像都是天皇巨星，支持者遠遠的崇拜；現在變得十分分散，每個圈子都有公眾未必認識的偶像，而粉絲和偶像可以變得十分親近。現在許多粉絲甚至在偶像還未走紅之前便會出錢出力協助宣傳，到有朝一日偶像走紅時自己也感到與有榮焉。 對於各種應援活動，我看過不少頗為負面的分析，認為是娛樂工業利用粉絲的熱心，套取免費資源坐享其成。然而隨應援活動越來越多，從以前沉迷日本節目的粉絲無償自製字幕，到今天的應援團會大花金錢在公眾地方買廣告位為偶像慶祝生日，我想我們也有需要從粉絲的角度出發，理解他們為何會樂此不疲。 應援活動的獲得 因為Mirror風潮熱烈，過去兩、三年讀過不少鏡粉研究；徐沛筠的研究因為在多倫多進行，又結合了移民研究的角度，十分有趣。...

收看節目 香港取代杜拜，成為俄羅斯黃金最大交易中心。俄羅斯官方對外媒體《衛星通訊社》一篇報道指，香港今年8月從俄羅斯進口黃金數量，按月增加一倍至8.4噸，金額達6.5億美元，俄羅斯因而成為香港第四大黃金供應國，佔12%，排在阿聯酋、日本和中國之後。報道亦指香港進口俄羅斯黃金在今年五月刷新紀錄，達到 10.1噸，價值 7.5 億美元。2022年二月俄烏戰爭爆發，美國及歐盟隨即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經濟制裁，同年六月的 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