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時事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評論近期的歐洲選舉時說：「當選民對中間派聯盟或脆弱的少數派政府感到厭倦時，他們餘下來的選擇，便只有政治上的激進派了。」回顧人類社群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當温和中道的政治力量或方案，被認為是未能解決有關社群的重大挑戰時，激進政治往往便會抬頭，主導了社群的政治發展。中華的近、現代政治，正是見證了這種邏輯的一個例子。 甲午戰敗後，清朝菁英階層的救亡意識，可說是達到了高峰。但也是從這個時期起，積極尋求救亡之道的領袖和知識人，在選擇和推行其救亡的方案時，一次又一次的，讓激烈基進的主張和行動，蓋過了相對温和中道的做法，使前者大體上主導了近、現代中國政治的發展。 由革命派到共產黨 例如當時被視為是激進的、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推動的變法維新，在戊戌政變後便被更激進的、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蓋過了。1905年，當把西方自由思想系統地介紹到中國的嚴復，在倫敦見到孫中山，並討論到中國的出路時，嚴復認為中國人民的民智不發達，「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對此的回應，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事後證明，革命方案蓋過教育改良方案，從而爆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後，激進政治繼續在中國發展。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改組中國國民黨，使之成為效忠黨領袖，以列寧革命先鋒黨的模式，繼續其志在建國和統一中華的革命事業。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更是要全面跟隨蘇聯蘇維埃的革命政權，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向剝削階級專政，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終目的。當時，就是相對温和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例如胡適，在文化上也激進地主張要全盤西化，支持打倒孔家店，並認為跟西方現代文明相比，中國傳統當時得承認是百事不如人。 當然，近、現代中華的激進政治並非是突然間從天而降的。自鴉片戰爭失敗後，晚青的改革和自強運動，不是被深厚的傳統保守思想和制度所阻撓，便是被既得利益者，為了保有自己權位拖延中國轉型至建立現代政體的努力，導致改革救亡者不單止對保守的當權者失去信任，更為了急於徹底推翻這些反動勢力，便毅然採取不斷把其政治思想和行動激進化的進路，因此而形成了激進政治主導了近、現代中華政治的格局。...
自十餘年前，布達拉宮接待遊客人數每日 2300，至今每天 4000 人。藏人朋友驚怪此事，擔心宮殿損毀。而不少來藏遊客，仍覺宮殿一票難求，或需提前通宵排隊，或以高價參加「一天遊」。 所謂「一天遊」，多為漢人組織，索價過千，早晨遊布達拉宮，中午指定購物，午後參觀大昭寺。導遊恐防遊客走畢宮殿後離隊而去，錯過購物宰客商機，遂或扣其證件，謊稱大昭寺購票要求。此類旅團無聊至極，重於購物抽佣，漢族導遊解說不倫不類，遊客倉促參觀，往往失望而回。 然對多數藏人而言，朝聖非僅限於入寺入宮，更重於行走轉經道，如「孜廓」或「帕廓」（註一）。我認識不少藏人朋友每日例行，若想相約見面，不需定時定點，多在轉經道上相遇。遊客若未能參觀寺廟或宮殿，實也毋須發愁，於全日開放的轉經道上，更能了解西藏文化。 藏人日常朝拜，設置於轉經道上，與生活融而為一。拉丁古諺有云「世界乃眾神之廟」（註二），藏人轉寺、轉宮、轉山、轉湖，等同視世界為眾神之所，敬畏天地之心，實與羅馬古人異曲同工。...
一生到過西藏一次，也是20年前了。當時已知道西藏和華夏文化根本不同，所謂西藏是中國一部分全是霸權主義的論述。親身到當地旅遊便知道無論是宗教、語言、食物、或建築完全與中土文化無關。那次旅遊是特別體驗，和世界其他地方絕對不同。 在這輯相片不需要談政治問題，只想顯示我對西藏人民的各種面相，對布達拉宮前羣眾和西藏喇嘛特別有感覺。這些當然是多年前的相片，是我歷史一部分而已，因為我相信此生再不會踏足中國境內，更遑論西藏。 ...
「家」的概念也涉及空間的問題，這一觀點無疑受到海德格的影響，特別是在理解「居所」（Dwelling）方面。除了感受，「家」還與環境息息相關，這並非僅限於物理層面，而是透過存在於世（Being-in-the-world）以及世界作為意義網絡（world as a web of meaning）來理解。 海德格認為，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生物，正是因為我們關心自身存在的問題，意識到存在是一個問題，並且這與世界息息相關。他因此創造了「此在」（Dasein）這一術語，「此在」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人類」（man），因為這個詞涉及對「人」的根本理解。「此在」屬於非反思（non-reflective）的狀態，世界也並非「存在集合」（collection...
香港電影《看我今天怎麼說》在2024年金馬獎榮獲三項提名，主演鍾雪瑩更憑飾演聾人「素恩」一角榮膺最佳女主角。電影透過三位聾人青年的生活掙扎，展現他們以手語或口語在社會中尋求自我定位與身分認同的掙扎。《看我今天怎麼說》將聾人日常遭忽視的權益帶入公眾視野，強調尊重多元溝通模式的重要，更讓觀眾反思，在我們所謂的「正常」 世界中，是否真正接納與包容了每一位身處邊緣的群體？電影成功將聾人面對的制度性障礙呈現於大家眼前，亦令我們重新審視：在法律和政策層面，香港是否為聾人提供了足夠的支持與保障？ 聾人的法律權益：從本地法律到國際人權法的保障 在香港，《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從憲制層面保障殘疾人士，包括聾人尋求司法公正的基本平等權利。同時，香港政府於1995年訂立《殘疾歧視條例》，進一步保障殘疾人士避免因其殘疾而受到歧視、中傷及騷擾。該條例將任何在訂明活動範疇內的殘疾歧視行為定為違法，包括僱傭、服務、設施的提供和政府的活動等。為改善聾人在司法程序中公平審訊，平機會其後於2022年11月推出《聾健司法平等：供殘疾人士、法律工作者和參與司法程序人士參考的指引》，並提到近年有報道指聾人及聽障人士在複雜法律程序中，因誤解或溝通不足而面對障礙，故此制定有關指引。 聯合國大會於2006年通過並於2008年生效的《殘疾人權利公約》（CRPD）明確強調，締約國有責任促進、保護並確保身心障礙者在充分且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CRPD強調締約方必須採取適當措施，協助身心障礙者有效進入司法程序，包括在偵查與審訊過程中為聾人提供可理解的溝通模式和資訊渠道。中國於同年簽署CRPD，香港同樣有義務落實公約要求。CRPD強調「合理調整」（reasonable accommodation），即在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的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的修改與調整，以確保殘疾人士能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 合理調整作為平等待遇的原則之一...
有些地方去過一次就不會再去（不用舉例吧）；但有些地方去過了卻只能慨嘆——我行不完。大英博物館肯定是後者。 第一次是遊英跟旅行團，只有兩小時，惟有集中看木乃伊；第二次去時已移英，可以花一整天好好看完了吧，但卻還是只看了個大概，走馬看花，仍是走不完；第三次去，只行了一分鐘。沒有寫錯，因為博物館突然要緊急疏散遊人，只能欣賞人們守秩序乖乖離開，沒有你推我撞。 為來世準備的船 第四次去了，是跟一個愛讀神話和漫畫的朋友去。能走進圓形閱覽室當然開心（原來它已關閉了11年），因為我偶像馬克思曾在裏面讀書。但論印象最深的，卻是第41號展館有關薩頓胡（Sutton Hoo）的展覽。先說一個冷笑話︰薩頓胡不是一個湖，而是位於英格蘭沙福郡（Suffolk）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附近的一處莊園。它是早期中世紀的一個埋葬地點，當中有一位盎格魯-撒克遜國王的衣冠塚。最令我驚訝的，是埋葬品中有一艘為來世準備的完整船隻。 在三米深的土丘下，專家透過觀察腐爛的船木在沙中留下的印痕，以及殘留的鉚釘，推斷這艘是無桅杆的重疊板木製划船，全長超過27米。根據當中發現的硬幣日期，加上基督教與異教元素同時存在，推斷這大有可能是東盎格利亞國王雷德沃爾德（Raedwald，於624/625年去世）的衣冠塚，因為他曾皈依基督教，隨後又返回異教。然而，這位國王到底是誰，仍難有定論。...
如果你已經移民他方，但仍在掙扎之中，以下有些勵志小故事，或許能為你在聖誕佳節當前打打氣。 七十歲的掙扎 吳老太跟隨兒子一家到英國生活，70多歲的她，不會說英語，也不懂用智能電話，初來到時非常開心興奮，但很快問題已經出現。吳老太說：「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這樣委屈過，兒子、新抱最初對我還不錯，但一家人一起生活總有衝突，每次都是我讓步才平息。我為甚麼要這樣委屈？」吳老太不能適應英國的生活，一直嚷着要回香港，但香港已沒有家人，丈夫在幾年前過身。兒子也不知如何是好。 事實上，也不單是吳老太的適應，兒子及新抱也是在適應中，而且他們還要努力找工作，照顧孩子。當初只是希望一家人可以一起生活，互相照顧。經歷一年多的掙扎，大家學習改變、互動模式也開始不一樣，慢慢接受不適應才是正常的過程。 最近又再見到他們一家，關係已有明顯改善。兒子解釋：「我們總算安頓下來，過往不習慣講自己的感受，經過這一年的改變，明顯大家也多了說自己的想法，有甚麼不滿也可以說出來。」吳老太也補充：「我跟自己說，後生的已經要顧及很多事情，我也要努力學習，不要只是依賴他們。我現在會好好安排自己時間，出外喝咖啡，叫兒子寫上我要的Latte，遞給店員看，又解決了問題。 不會說，就用身體語言補充一下。我也幫忙照顧孫兒，新抱沒時間煮飯，我便幫忙，大家相處舒服開心。不關我事的，也學會不再多事。 」...
近月兩套較多人談論的電影，都與死亡相關。也許在這個年代，「傷痕電影」更能道出一眾失落者的心聲。此文談的是《爸爸》，含少量劇透，敬請留意。 《爸爸》講的是 2010 年的倫常慘案：兒子殺死母親及妹妹，父親一人面對巨變。劉青雲飾演父親，平靜地把生離死別的痛苦與掙扎演得淋漓盡致；谷祖琳飾演母親，顧家亦愛小孩，是典型的賢妻良母；但我更欣賞蘇文濤飾演兒子一角，角色在案發前後均沒有過激造作演出，也許正是那種平淡似水、與鄰家少年無異的表現，更能拉近觀眾與事件的距離。 新聞曾經極為轟動，記得當年不少討論均嘗試聚焦於該家庭的「獨特狀況」，似乎只要找到他人與自己不同之處，就能置身事外。在世人眼中，善惡之間必然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然而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沒有拍成奇情案，亦拒絕探究行兇動機，更著重父親對兒子的包容與寬恕，借此尋求救贖。 故事結尾，精神病院的刑期覆核委員會主席（岑建勳飾），決定要否結束厚明（兒子）無限期醫院令。主席高高在上，刻意強調自己有三女兒，藉此來顯示自己富有同理心，但全戲最離地的角色反而是他。 導演翁子光在臉書帖文提及他認識當事人「爸爸」原型簡先生，聽他談到對妻女的懷念，以及對兒子的複雜感情。這個家庭可能是你我最熟悉的典型，但只因加插了一個無法解釋的因素，令他們從此不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