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星期五，美國勞工統計局（BLS）公布7月非農就業數據。數據之差，不僅打破美國經濟「軟着陸」的幻象，更在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積極施壓聯儲局減息之際，為兩位持不同意見的聯儲局理事——沃勒（Christopher Waller）與鮑曼（Michelle Bowman）——的立場增添了幾分理據。 誠然，7月非農新增職位僅7萬3千，遠遜市場預期的10萬，若只此而已，尚可歸咎於暑假效應或計算誤差，然而數據真正震撼之處，在於5月及6月的就業增幅遭大幅向下修訂，兩月共「蒸發」25萬8千個職位，這並非瑣碎的技術調整，而是足以改變整體趨勢的根本性修正。三個月平均新增職位由15萬銳減至僅3萬5千，是明顯的警號。 消息一出，特朗普立即於社交媒體發文要求解僱BLS局長麥肯塔費（Erika McEntarfer），並再次揚言應「把鮑威爾趕去養老院」。此舉既引發市場對統計誠信的深層憂慮，亦令人回想1970年代尼克遜總統操控勞工數據，以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干預央行的歷史先例，皆導致通脹惡化與資金外逃的教訓。...
第十七封信 17.1 明慧，「暑假期間，你有什麼安排？去旅行？意大利還是冰島？」每當聽到這樣的問題，我總是忍不住思考：相信你肯定去了不少地方旅行，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去旅行，旅行的目的和意義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在當今這個資訊爆炸、消費至上的時代，顯得格外迫切而深刻。然而，在這條被消費主義鋪平的道路之外，旅行存在著另一條更有意義，也更為深刻的道路，這條路通往旅行的古老核心：一種向世界開放的姿態，一場艱難而必要的自我反省，一次從個人狹隘與無知中的解放，以及最終，一份對他者與他者文化的深沉尊重。現代旅行的景觀化困境現代旅行的本質，在很多層面上，已蛻變為一種「有組織的觀看」。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著作 The...
英國政府近日提出修訂《引渡法》的建議，允許英國政府與香港進行「個案式」的引渡安排，引發了在英港人廣泛疑慮與關注。 英國與香港之間原本存在一份正式的引渡條約，但英方於2020年因香港《國安法》實施而單方面宣布暫停該條約，香港亦隨即宣布暫停實施該條約，至今雙方並無有效的引渡機制。 根據現行《引渡法》，英國的引渡對象分為三類：第一部分涵蓋歐盟成員國；第二部分涵蓋與英國簽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或地區，香港便被列入此部分；此外，《引渡法》第194條賦予英國與「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或地區就個別案件作出一次性的「特殊安排」，對個別人士就個別案件作出單一性的引渡安排。有別於恆常性的條約安排，這特殊安排完全取決於政府的酌情決定，換言之，英國政府可以拒絕這引渡要求，而引渡安排的細節亦要雙方同意，並在雙方簽訂諒解備忘錄後，才能啟動引渡程序。 將香港變為「非條約地區」 問題在於：第二部分的前提必須存在一份有效的引渡條約。由於港英引渡條約自2020年起已被暫停，第二部分對香港便形同失效。同時，第194條的個案式特殊安排卻不能適用於第一及第二部分下的指定地區，因此香港既失去條約基礎，又無法納入這個特殊安排，導致目前根本沒有任何法律途徑讓英國與香港進行引渡。 這正是英國政府提出修法的原因：英國擬將香港「去指定化」，也就是把香港從《引渡法》第二部分中剔除，令其變為「非條約地區」，從而納入第194條的酌情機制。技術上而言，這並非恢復舊有的引渡條約；某程度上，香港的地位從「條約夥伴」降級為「無條約地區」，就如英國政府所言，這修訂是「徹底」切割與香港的引渡關係，但換一個角度看，這切割並非完全徹底，因為目前港英之間完全無法進行引渡，修例後至少可在特定情況下啟動個案式安排。 在這個新機制下，若英國收到香港的引渡請求，內政大臣將決定是否簽訂諒解備忘錄作出特殊安排；一旦簽訂了備忘錄，內政大臣可以啟動引渡程序，這將援引《引渡法》第二部分的程序，包括將請求移交法院審理。法院必須確定引渡要求符合英國的法律及諒解備忘錄的附加條件。...
換一個角度、戴上另一副眼鏡去看同一地方、同一件事物，就會展現令你好奇的另一面。 以上的「金句」不是來自旅遊廣告，又帶點廣告的意味。 話說近日帶來英探訪的家人，去白金漢郡參觀英國國家信託（National Trust）保育的Claydon House大宅和莊園參觀。 這次是我來英後二擦莊園，一心只想讓家人享受英倫莊園的美和舒泰，也講講英倫士紳貴族的小故事。萬料不到，遇上一位熱情的導賞員，又令我好奇起來。 幻像中的Chinese...
日前談及鮑威爾（Jerome Powell）面對「非經濟」壓力之大考，聯儲局能否在政治與數據之間劃出清晰界線，關乎美元信譽與全球貨幣秩序之穩固。如今，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7月議息結果與第二季GDP數據先後出爐，誠可謂「一實一虛」，可作互證。 決議結果不令人意外，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於4.25%至4.50%，幾無改動。但兩名理事的異議票，卻如裂隙中的火苗，在官式語調下暗藏張力；而政策聲明的語焉不詳，亦顯示決策核心對未來利率路徑仍抱高度不確定。 聲明簡至不能再簡，改動只一語 本次FOMC會後聲明，較上月更簡潔，唯一實質性改動，是加入一句：「今年上半年經濟活動增長已見放緩」（growth of economic...
美國與歐盟達成關稅協議，歐盟接受美國單方面實施15%關稅，涵蓋汽車及大部分歐盟對美重要出口產品，但不包括鋼鐵和鋁，藥物及半導體的細節還有待確定。歐盟並承諾未來三年每年斥資2500億美元，合共7500億美元，購買美國能源產品，又預計投資6000億美元買美國武器。這項協議被視為特朗普的外交勝利，每年有數百億美元關稅進帳，而歐盟得到的是維持北約防務架構完整，有時間逐步減低對美國的倚賴，重新尋覓大西洋兩岸的貿易平衡。 歐盟原擬方案未能落實 早於特朗普去年底贏得大選之後，歐盟已成立專案小組，制訂應對美國關稅戰的方案，重點在於「企硬」，實施對等打擊，使美國感受到價格上漲的痛苦，從而放棄打關稅戰。但這個方案在今年四月美國宣布全球關稅方案後，並沒有付諸實施，歐盟對美作的首個重要讓步，就是在雙方談判期間暫不實施報復關稅，這是由於歐盟內的鴿派想盡量緩和歐美關係，槍口一致對付俄中等國威脅。 到了談判中段，歐盟派去美國的談判代表像對牛彈琴般，談了100小時仍無半點進展，歐盟開始醞釀對美報復清單，金額達260億歐元。可是，歐盟內不同國家的對美出口並不一樣，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進口美國產品不在報復清單上，以免美國作針對性還擊時，自己國家輸美產品會受巨額關稅打擊。其中以愛爾蘭最為赤裸，向歐盟提出從清單上摘除自己商品後便對外公布，讓美國知道自己有心求和，這些小動作持續不斷，以致後來歐盟的所謂報復清單上，只剩下大約90億歐元的商品，對美國根本不構成打擊。 後來，美國搶先與已脫離歐盟的英國達成關稅協議，美國單向對英實施10%關稅，歐盟內不少重量級國家認為，這個水平可以接受，其中以德國的影響力最大，歐美雙方一度以單向10%關稅為藍本談判協議草案，但當美國成功促使日本答應15%關稅後，特朗普便否定了下屬用10%關稅與歐盟和解的建議，並公開把對歐盟暫擬關稅水平從20%升至30%，增加給歐盟的壓力。 歐盟總部見談判死線迫近，最終同意接受15%，以此游說一眾成員國，說原來美國對歐盟產品一向有大約5%關稅，如今總關稅水平增至15%，也只是增加了10%，與雙方談判停戰的現況相若，企業較易接受云云。 白宮的讓步...
歷史不是科學，不可能全然客觀，但我們可以了解和投入各種觀點，力求看得全面一點。 但我想，十個有九個移英港人都會以英格蘭做本位。雖然，移英港人仍在尋求一個正式的公民身份，不能理直氣壯稱自己是英國人。而且英國包括英格蘭（England）、蘇格蘭（Scotland）、威爾斯（Wales）和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我們會用那構成國去理解「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台灣大罷免首波投票以罷方大敗落幕，社交媒體見到有台灣人發晦氣說要移民離開，引發其他網民熱議。這邊嘲笑對方之前說愛台灣是假的，另一邊則號召不能只有在贏的時候才愛台灣，要愛就要同時愛她的不完美。一時之間，各種道德判斷紛紛壓下來，好不熱鬧。 身為移民，對移民這件事情本身沒有多大的道德判斷。人不能選擇自己於何處出生，如能有機會爭取自己在何處生活也算是一種自我實現，把對原生地的愛說成責任並非吾等自由主義者所嚮往。驀然發現自己和所處的社會原來格格不入，那麼嘗試尋找新的居住地亦是人性所在。 而對於本來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意外的選舉結果或政治變遷很可能預示未來環境的急速崩壞，提早規劃後路實是情理之中。你總不能說上世紀三十年代末離開歐洲大陸的猶太人或四十年代末離開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是不夠義氣。而從六十年代起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移民離開香港，後面也是同樣的道理。 台灣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能夠預知。這次選舉是否預示未來情況將會急速轉壞，有風險或有能力的人是否該開始想想後路，恐怕要由未來的歷史學者回答。不過我相信這刻會說這些話的人，出發點很可能是情緒發洩；而之所以引起不滿，是因為碰上其他同樣在巨大困擾和震撼中的人群，於是引發了更多的情緒。 多少人付諸實行 現實上，要作出移民這個決定還是沒有那麼即興的。就連處於移民潮中的香港，經常見到民意調查聲稱有兩三成港人計劃移民，但到目前為止真正離港的人口百分比應該還是個位數。有時人們對媒體或調查說自己寧願移民，很大程度上是要表達對現況不滿，而非真有計劃。 那麼每次選舉之後聲稱「這社會太可怕，還是早走早著」的人，實際上又有多少人付諸行動呢？美國人移民加拿大的數據或可幫助我們回答。過去兩次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為不少美國人帶來震撼，紛紛聲稱要移民加拿大。從數據上看，確實見到有移民加拿大的美國人有所增加。按加拿大統計局的資料，在奧巴馬任內八年，每年移居加拿大的美國居民大約是一萬人；特朗普在2017年就任後，數字明顯增加，到2019年時最高峰時超過兩萬人。2020年的數字估計因疫情大幅減少，到了2021年拜登上任後仍維持於每年超過一萬五千人的水平。至於特朗普再次就任的影響，現在為時尚早，未有數據。...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於本周二、三（7月30日至31日）召開例會，市場焦點無疑是聯邦基金利率會否下調0.25厘。惟較利率決定更受關注者，乃聯儲局能否維持其「制度性中立」地位，抵禦來自白宮愈趨急切的政治壓力；鮑威爾（Jerome Powell）此役乃是為後伏克爾（Paul Volcker）時代延續數十載之貨幣政策獨立性立下最後防線。若說利率是技術操作，獨立性則為制度根本。今次會議不過是市場對美國央行「能否一如既往堅守原則」的公開大考。四分一厘之外的真風險表面看來，是減息與否的技術爭論；實則背後隱伏的，乃市場對政策決策機制信心的鬆動。假若投資者開始相信利率變動不再純以通脹與就業數據為依歸，而轉由總統競選節奏所驅，則四分一厘的實際影響，遠不及信譽損失來得深遠。屆時，美債長端收益率的期限溢價或急速攀升，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穩定預期亦將動搖，而聯儲的「2%通脹錨」將淪為空談，市場將重新評估央行意志是否堪信。此類「信念危機」一旦萌芽，便難根除。投資者之疑心，非四分一厘可息。委員意見分歧 白宮干預頻仍7月中旬，兩位聯儲理事分別發聲，立場迥異：沃勒（Christopher Waller）認為近期通脹放緩、工資增幅下降、就業動能疲弱，足以構成減息理據；庫格勒（Adriana Kugler）則認為關稅傳導尚未完全顯現，企業目前仍以舊價出貨，價格上漲尚在路上。紐約聯儲總裁威廉斯（John Williams）則折衷表述，指現時影響尚屬溫和，但未來兩三季關稅將逐步推升通脹達一個百分點。這種「一數多解」的經濟形勢，容許技術上出現「可減、可不減」的模糊地帶，正因如此，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純潔性」愈發重要。須明確讓市場看到，若減息，是因應經濟模型，而非總統脅逼。然而，7月23日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