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部電影 上篇從寇比力克的《2001太空漫遊》說起，到近來兩套談同一個故事的電影，兩者相隔幾十年。我先看的是烏貝托．帕索里尼（Uberto Pasolini）的《歸來》（The Return，二○二四），成本只有兩千萬美元的小片，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一個神[1]。過了些時候才看諾蘭的《奧德賽》（The Odyssey，二○二六）[2]，兩億五千萬的製作[3]，海、風暴、女巫、冥府一應俱全。兩部談的都是「nostos」（回鄉）。看完之後我發覺，兩位導演在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他們都不肯讓奧德修斯凱旋。 兩部改編在兩年之內出現，這件事本身值得想一想。歐洲重新有了戰爭，中東亦戰火不斷，世界各地的流離人口是二次大戰以來最多的。荷馬那個關於打完仗的人怎樣回家的故事，於是重新變得切身。 二○一四年我在中大通識課上講過《奧德賽》，那一講的結論是，回家是另一種考驗的開始，在某些方面比在海上漂泊更難。那時我說這句話，是說給剛進大學的十八歲學生聽的，帶著一點文學課的味道。十年之後我坐在英國一間戲院裏重看這個故事，才知道當年說得太輕鬆。講堂上的一個論點，今天成了我自己每天在過的日子。...

一、旺角新華戲院，一九六八 一九六八年，我十九歲，還未進大學。由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在旺角新華戲院上映，我去看的那一場，全院大概只坐了二三十人。開場之後不久已有人離座，那種沒有動作、對白、鏡頭一動也不動的節奏，在當年的旺角是不可思議的東西。我坐到最後一格畫面。那時人類還未登陸月球，銀幕上那個一面旋轉一面接駁太空船的輪形太空站，配著約翰・史特勞斯的圓舞曲，對一個剛畢業的中學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經驗。我說不出自己看見了甚麼，只知道有些東西被打開了，一個星期之內又去看了第二次。 五十八年之後，我在英國的戲院看諾蘭（Christopher...

第十三封信 13.2 明慧： 2020年7月18，當我主動選擇成為一名流亡者時，內心早已預感到這是一場無法回頭的長夜。這個決定，並非出於對冒險的浪漫嚮往，而是現實的殘酷壓力下不得不作出的抉擇。那一刻，我深知，只有逃離，才能保全僅餘的自由；只有在異鄉，才能繼續為香港發聲；只有離開白色恐怖，才能有尊嚴的自己，然而，這一切的代價，遠比我當時所能想像的更加沉重——流亡的痛苦與孤獨，宛如無盡的潮水，日夜將我吞沒。 被連根拔起的根基 我曾細讀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思索「此在」與「在世」的哲學意義。那時的我，還未曾真正體會到「存在」的斷裂會是怎樣的痛苦。流亡之後，我才明白，當一個人被迫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與熟悉的語言、文化、親人、朋友徹底隔絕時，「此在」的根基便被連根拔起。...

「家」的概念也涉及空間的問題，這一觀點無疑受到海德格的影響，特別是在理解「居所」（Dwelling）方面。除了感受，「家」還與環境息息相關，這並非僅限於物理層面，而是透過存在於世（Being-in-the-world）以及世界作為意義網絡（world as a web of meaning）來理解。 海德格認為，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生物，正是因為我們關心自身存在的問題，意識到存在是一個問題，並且這與世界息息相關。他因此創造了「此在」（Dasein）這一術語，「此在」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人類」（man），因為這個詞涉及對「人」的根本理解。「此在」屬於非反思（non-reflective）的狀態，世界也並非「存在集合」（collection...

我1949年出生，到2020年7月18日離開香港，自願流亡者，生活在香港71年。之前陳述唐先生與勞先生所談那個中國世界，我以前一直認為，除了從歷史和小説得悉，與我毫無關係。我們曾在2019年前這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中生活，對外面發生種種大事，譬如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共國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還有韓戰和越戰，都與我們似乎無關。 痛苦在於醒覺 一直以來，香港深受英國殖民地政府保護，我們經濟發達，又有自由與法治，可以為所欲為，此地就是個樂土。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借來，有借就有還，如今我們要償還。償還方法，就是清醒過來，發覺自己在香港多年，對於以往老師所講，尤其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仍處於相當幼稚與浪漫之心態，一直沉浸在大中華主義、民主救中華、「香港好則中國好」等思想，我們妄想應該利用香港的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故必須接受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鄧小平說五十年不變，其時我們覺得最重要，然而，五十年之後又當如何？我們當時認為，不是中共國影響香港，而是香港影響中共國。香港為中共國帶來自由、民主、法治，令中共國變成美國。在此前提下，我們接受《基本法》以及中共國施捨給我們之自由。最終，一切都是騙局。我們的痛苦，就在我們生活於虛假之中如此多年，而且，我們這群人，在世界上從未被人放過在眼中，無論是唐先生還是勞先生、英國人抑或中共國人，都不放我們在眼內，我們於政治上毫無意義。這是我最大感受。 我並非不參與政治，但比較低調，低調之中，我常與朋友分享以上見解。這些朋友，不少如今已身陷囹圄，不過未被判刑。 2014年雨傘運動，予我最大意義，就是否定勞先生所批判，香港年青人不關心香港政治這個斷言。今年同為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十年，前者成功而後者失敗。七十九日雨傘運動是種很奇怪的現象，它是用借來的時間去實現某種烏托邦之存在。同時間，我們又知道，這個烏托邦將會迅速消失，注定失敗，彷彿不可扭轉的命運。因此，香港人在2014年時，就知道我們如同希臘悲劇般，命運絕不改變，無論是雨傘運動時和平反對，抑或2019年武力抗爭，做什麼也沒有用。中共國自始至終，正如勞先生所說，絕不會給予我們民主與自由。香港人其實很和平，要求很低，我們並非要求改革，更不是果真企圖革命，而只不過要求你答應給我們的選舉與制度，就要實現，結果你出爾反爾，一再欺騙我們。 1980年代，中共國相當貧窮，鄧小平知道要利用香港經濟，推動中共國經濟發展。發展之後，如今原形畢露，香港對中共國再無用處，反而還隱含上述顛覆其政權之虞，因此，香港不止再無用處，更不應再存在。因此，他們開始大力扼殺香港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新聞自由。我在2022年在香港出版《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一書，初版很快售罄，想再版，但某時《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相繼被政府查封，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扼殺，《我城》在港再版已經不可能，最終改為於台灣再出版。...

收看節目 香港警方在周一罕有開記者會公布，國安處通緝名單。被通緝的8個人，全部都在海外，每個人懸紅100萬港元，當中有些名字，經常出現在官員口中，但亦有些名字，大家聽完都覺得有些意外。為何這一份罕有可公開交代的通緝名單，會率先包括他們？ 《大公報》頭版主角，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許智峯、郭榮鏗都被指勾結外國勢力。羅冠聰、許智峯另外被指煽動分裂國家，許智峯再多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警方今年 2 月向許智峯的代表律師發信，當時指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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