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18天的審訊，法庭在多名被告被囚達1,189天後作出判決，裁定在47人初選案中不認罪的16名被告，當中14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成立。這宗案件涉及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是較廣泛的問題，即法院如何解釋《國安法》？第二個是較具體的問題，即為何一項為《基本法》所容許的行為會構成顛覆政權罪？這次檢控是建基於《國安法》第22(3)條，控辯雙方同意案件並不涉及任何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因此，控罪的元素是各被告串謀：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而目的旨在顛覆國家政權。於是，案件的兩個重要元素是何謂「非法手段」及這些手段如何「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這兩個問題均涉及法院如何詮釋《國安法》這法律問題。其餘兩個問題主要涉及事實的裁決，即各被告的具體行為。本文只集中討論前者的法律問題。 無限放大國家安全從法律角度看，這個判決是令人失望的。判詞表達的強烈訊息是國家安全凌駕一切。誠然，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但國家安全是否便要壓倒一切？國家安全不等如壓制自由，但國家安全的定義愈模糊，涵蓋的範圍愈廣泛，自由和基本權利被剝奪的風險便愈高。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國家安全的考慮，在極權國家，國家安全往往定義模糊，政府便可借國家安全之名，實行鎮壓言論、打擊異己之實；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國家安全同樣相當重要，但國家安全只是限制基本權利的一個合法目的，政府得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基本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在普通法國家，法院便是肩負平衡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基本權利的重任。《國安法》要在普通法制內施行，於是，《國安法》第四條便清楚明確指出，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法院亦須保障《基本法》和國際公約所賦予的基本權利。可惜，在洋洋三百多頁的判詞中，我們只看到法院多番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卻連一次也沒有提到《國安法》第四條！在解釋《國安法》的時候，法院似乎忘記了這條法例是在普通法制度內執行，亦似乎遺忘在普通法內，法院同時肩負平衡維護國家利益同保障市民權利的憲制責任。當法律條文不清晰時，普通法容許法院參考行政機關在立法會引入法律草案時的説明，但這只供參考作用，法院過往亦多次提醒要小心處理這些説明：這些説明很多時只是政治言論，解釋法律是法院的權力，得客觀和根據法律原則行使這權力，過分強調政府的言論，很容易變成由行政機關主導法律的解釋。在這宗案中，法院大篇幅引述人大通過《國安法》的說明和528決議，以支持所謂的立法原意，但這些説明背後的理念是任何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當法院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接受這説明，甚至將這些政治言論當作法律條文般來解釋，強調説明的英文譯本遺漏了中文原文中「任何」一詞。這種處理，已遠超普通法引用官方在立法時的説明的限制，亦自然或不自覺地全盤輸入了國家安全壓倒一切的內地價值觀念，而忘記或忽視了普通法對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尊重和維持一個兼容、容忍和多元社會（broadmindedness, tolerance and diversity） 的價值觀。《國安法》是國家通過的法律，本質是一條刑法，刑法的本質就是透過一個機制合法地奪去被告的人身自由，觸犯《國安法》最高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在解釋這樣嚴峻的刑事條文時，普通法一個基本原則是刑法的範圍一定要清楚明確，在剝奪人身自由時，立法機關有責任將違法的界線清楚界定。若果法律太過含糊，法院不會越俎代庖，執行含糊的法律，而是會給予相關條文一個狹窄的解釋，以保障人身自由，這稱之為「合法性原則 」（Principle of...
我是一個愛旅行的人。沒有時間、沒有盤川，我自細也愛周處逛，因為總有不花費一分一毫的方法去品味一個地方。所以當友人閒話家常取笑越來越多到香港「窮遊」、「打卡」的內地遊客時，我都不禁自嘲一番，因為我也窮，「窮遊」總是我這個井底之蛙遇上大世界之機遇，總會有收穫。今次來到新城市中的古舊小鎮，每年一度的復古展覽和巡遊。有古董車、居民悉心穿上古著，又有令我聽到汗毛直豎，異常親切的風笛演奏。一樂也。其實這是第二年到這小鎮盛事。當時第一次去，吸引自己眼球的都是車主展出幾十架古董車，有些39年、40年出廠的車，極美。但今年再去，又有另一番體會。 戰亂下的生活活動臨近6月6日即二戰盟軍登陸法國諾曼第八十周年，所以村落展出很多跟二戰時期平民在恐懼、戰亂和不安中生活的點滴。 ...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來自法庭。香港法院就47名參與立法會初選的泛民人士被控串謀顛覆政權案頒下裁決，除2名不認罪被告因控方證據不足獲判無罪，其餘14名不認罪被告全部罪名成立，連同已認罪的31名被告將於稍後量刑，這項裁決顛覆了外界基於常識常理對顛覆罪的認知。 此外，「六四」35周年前夕，香港警隊進入高度戒備，嚴防一切悼念活動，也具體說明了在國安法治港的新時代，港人已失去在香港悼念「六四」的自由，悼念活動只能轉移到多個海外城市。 47案判決 47人案的裁決令常人難以理解，主要原因有三個，扼要闡述如下： 顛覆新定義 （一）案中被告人被指串謀之事，乃協調參選名單以增加總體勝算，謀求取得立法會半數（35席）以上席位，然後藉否決財政預算案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答應包括全面普選等五大訴求。這串謀之事即使付諸實行，也只是令政府面對預算案有被否決的政治危機，或要按照《基本法》規定，以之前一年的預算開支維持政府運作，然後解散立法會重新選舉，若重選的立法會仍否決預算案，則行政長官須辭職改選。 這些政治後果雖然嚴重，但全都是《基本法》有明文規定該如何處理的，按常理常識來看，根本扯不上顛覆政權，但裁決摘要卻說：「法庭在考慮過『顛覆』一詞的通常涵義、導致制定《國安法》的社會情況，以及法庭對『國家政權』一詞的理解後，認為《國安法》第二十二（三）條所指的『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足可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換言之，法院認為只要立法會過半數議員不與政府合作，不予區別地否決預算案，便是癱瘓議會、嚴重干擾阻撓行政機關履職，便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要談黑死病（Black death）在英國的影響，就要論及兩段時間，第一次發現是在1348至1350年中世紀時期；另一個時期是1665年，那是查理斯二世（Charles II）統治的時期。什麼是黑死病？中世紀時期醫學水平不高，人們以為是老鼠帶來的疾病，所以黑死病也叫做「鼠疫」。黑死病其實是由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是的，路易士教書時時要查讀音！）引起，原自亞洲。這種病原體透過跳蚤（flea）傳播，老鼠其實只是宿主。患上黑死病的，會淋巴結腫脹、發高燒，皮膚也會因為皮下出血而變黑，故稱黑死病。 第一次瘟疫路易士老師上課時，將有關黑死病的資料給學生時，他們竟然說會否傳染，不知他們是可愛還是無知至此。中世紀的人們面對黑死病也是一頭霧水，殺貓殺狗希望將疫情終止。但黑死病的影響並不只在公共衛生，在中世紀也改變了英國整個經濟結構。經歷過黑死病後， 英國以至歐洲少了三分一至一半的人口，導致工資上漲。倖存的工人意識到由於勞動力短缺，他們可以要求更高的報酬。當人們謀求經濟上的改善，可是理查二世（King Richard II）卻在1377年徵收人頭稅（poll...
跟海外港人聊天，常常聽到一句說話：「我們不是移民，我們是走難」。 這句話的出發點，通常是要和以往那些發財後到海外享受生活的人區分起來，強調移居者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離開香港。這句說話在不同圈子有不同解讀，也聽過不少人表示不喜歡，認為這樣說會貶低真正流亡海外、在社會最邊緣等待庇護審批的那群港人。 到底誰是難民？這條問題確實不易回答，而且越來越難回答，而這點在過去數年更成為許多港人生命中無法迴避的困難。 表面上，難民在國際公約已有標準。二次大戰結束後，盟國自持為自由之師，既要面對納粹時期的大屠殺和難民潮，又有冷戰興起後由鐵幕國家逃到西方的逃亡潮，帶來了難民權益和援助的制度化。按照1951年訂定的「日內瓦公約」，難民被定義為「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應受國際社會保護。 香港與難民 現實上，自公約訂立以來，「誰是難民」就是一條很難回答的問題，而這點在九七前的香港已是第一現場。1975年越戰結束後，越來越多越南人乘船來到香港，英國政府更在1979年把香港列為「第一收容港」。到2000年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時，香港曾接受多達二十萬越南船民。隨著人數增多，港府曾推出「甄別政策」把受迫害者和經濟移民區分開，後者遣返越南。當時有電台廣播向前往香港的船民說明政策，起始「北漏洞拉」的音節更成為當時港人對越南人的謔稱。 來到近年，又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南亞地區的庇護呈請者來到香港。由於等候核實身份的輪候時間漫長，部分會打黑工為生，坊間出現「假難民」的說法，傳媒往往以刻板印象對待。當年見到這些所謂報道，總擔心會否「他朝君體也相同」，有一日港人自己變成難民，要面對敵對的庇護申請環境。 很不幸，在2019年後，真的出現了來自香港的庇護呈請者，跑到台灣和歐美尋求協助。在英國，由於當地本身已有大量來自其他地區的呈請積壓個案，港人到達後往往要等候兩三年才能得到核實身分的機會。也是基於壓力，當地政府對輪候者的支援十分有限，例如每星期只有約50英鎊的生活費，而且法例規定不可以打工自食其力。聽過不少港人個案在英國過得十分刻苦，主要靠港人救援團體的幫助才能撐下去。有時在網上見到某些移英港人埋怨在英國要「交重稅養難民」，有點擔心那些港人庇護呈請者見到這些評論會有何感想。...
現代政治的一個主流論述，是政權的正當性得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公民同意」的理據，簡要說來是這樣的。政府之所以有權作出強制性的集體決定，例如立法、制定政策、推行政令，是因為政治社群中的個人，為了有穩定的秩序，讓大家和平共存，便得在社會上實施集體而共同的規範使大家遵行，以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等無政府狀態。大家因此同意，放棄部分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並推舉一些人有權去行使公權，掌管公職，以便公正地保障社群各成員的安全和促進社群的福祉，制定法律和規範性措施，以應付集體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社會契約論根據這種看法，正當政權的建立，正是從這基礎引伸出來的。社群中的每一個成員據此同意服從政府為集體所作的決定，並承認其權威和公權力。我們一般稱這種說法為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把政權的公權力及其權威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但是，假如政府未能履行社會契約中的要求，公正地保障公民的安全、生命、財產、權利等等，公民便沒有義務繼續服從政府，嚴重者公民更有反抗的權利，革掉暴政的命。社會契約論處理的根本政治課題是多樣而繁複的。有關的哲學和理論論述更是博大精深，是任何想認真了解現代政治的學人必須好好地去鑽研。我這篇短文，自然無法對這些課題和論述觸及於萬一。有留意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發展的讀者大概都知道，與社會契約論有關的幾位最重要的經典理論家，是英國的Thomas Hobbes和John Locke，以及法國的Jean-Jacques Rousseau。不少論者認為，這理論開啟了現代政治的範式（paradigm），因為人類政治的重點，從此由集體轉向個人，以個人同意、權利、自由等為公權力和政治權威正當性的根據，取代了以前的君權神授論的基礎，也把優良管治的要求，從追求至善的社會，轉移到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從而開創了現代個人主義式的民主自由政治的格局。 「公民同意」是否必須？對於社會契約論中「公民同意」的一個直接而重要的批評，也許可以簡述如下：假如政權能有效地為政治社群帶來穩定和秩序，使各成員和平共存，遵守共同的規範，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的無政府狀態，那麼，「公民同意」是否必須的呢？就算「公民同意」在正當政權的建立中是可取的，但「公民同意」是否唯一的正當政權的根據？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思考，讓我們看看18世紀蘇格蘭的重要思想家David Hume在他的名著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關於原初契約〉)...
過往寫作題目，從旅遊文章至近年時務政論，反映世態速變，見證苦難之時，連「節日快樂」亦難以啟齒，遑論談吃喝玩樂，寫作心境隨經歷變遷。記得有讀者見我寫文方向改變，或因見解不合，屢次留言，一時如僧伽說佛勸回頭是岸，一時動之以情嘆懷念昔日文章。然而我過去文字取態鮮明，若讀者後來才感變化，乃因當初未曾相識。虛心聆聽，是為美德，如文中理據有誤，觀點不清，得讀者指點，總願受教。然若涉立場主張，觸及核心底線，又或人身攻擊，強辭奪理，則寧堅守原則，拒絕迎合。願文字久存文始於興，若非所喜所好，焉能下筆？隨心而行，方能穩守平和，不為外物所動。時或吃力不討好，仍願留下書寫，皆因創作及研究過程自得其樂，遂能堅持探索。若有讀者共鳴，更屬萬幸。要知事情是否心之所動，不妨反思，若無利益或讚賞，還能甘心做事？一味追逐讀者喜怒，又或盤算商業所得，只管奉承，忽視內在動力，萬一外因離去，寫作之志豈不盡失？經年累月，近日重新動筆撰書旅遊主題，不慕風花雪月，但記途中感悟，願文字久存，以啟讀者之思。致力行文精煉，文白相間難免，僅求用詞確切，避用生僻字句。此文風昔日常見，非筆者所創，粵語古字多，諳者明白不難。斟酌用字造句，視之為練習挑戰，筆者亦能樂在其中。固心志，守文風，由心而發，始能保有動力。時刻內省，願亂世中不落俗套，免隨波逐流。 照片：印度恆河，與鹿野苑日月山法輪寺的僧人前往恆河做法事，攝於 2002 年 2 月...
以往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都會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市民到場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據支聯會的數字，2012年、2014年以及2019年的參與晚會人數高達18萬人次。直至2020年，警方首次拒絕批出六四晚會的「不反對通知書」，獲政府批准舉辦的六四晚會在香港成為絕響。 六四35周年將至，讓我們一起回顧六四燭光晚會在香港的前世今生，以事實為歷史作見證。 1990-2019年：我們的六四晚會 1990年6月4日，支聯會首次舉辦燭光晚會，主題為「平反八九民運」，當晚共15萬市民前往維園悼念六四鎮壓中的死難者。 支聯會的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北京八九民運期間由司徒華於香港成立，其後支聯會一直舉辦愛國民主運動，每年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是規模較大的悼念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