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財政報告（Spring Statement）終於出爐，總算（暫時）未再加稅，讓市場鬆一口氣。為了維持99億英鎊的財政緩衝空間，財相李韻晴（Rachel Reeves）的2025年春季財政報告削減福利及政府日常開支，抵消經濟增長放緩及發債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不過，萬一經濟勢頭及發債成本進一步惡化，到時還有什麼妙計扭轉乾坤？ 去年公布秋季預算案，財政緩衝空間僅餘99億英鎊，市場擔心稍有「風吹草動」這微薄的財政空間就會隨風而逝。果不其然，經濟滯漲導致預算責任辦公室（OBR）大幅降低經濟增長預期並調高英國發債成本估算。短短5個月，財政緩衝空間由正轉負 （負41億英鎊），共計減少了140億英鎊。 李韻晴削減開支雖然勉強恢復財政緩衝空間，但經濟脆弱性仍在，99億英鎊的緩衝力度有限，6個月後的秋季預算案，財相會否違背承諾，又再加稅？ 財政挑戰加劇...
美國空襲也門的胡塞武裝分子據點後，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披露白宮驚人醜聞，其總編輯被錯誤加進商業社媒Signal一個群組，組內成員包括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國防部長、副總統、白宮幕僚長、聯邦調查局長等美國安全事務最高級別官員，他們在群組上討論應否即時轟炸胡塞據點，群組一名成員出使俄羅斯時更繼續用這商業平台接收群組信息。 雜誌把整個空襲也門計劃的醞釀內情悉數暴露，參議院相關委員會對此窮追猛打，而白宮則極力淡化事件，指群組討論沒有披露官方機密。此「信號門」醜聞除暴露了美國決策層諸多弱點，也加深了美國和歐洲相互間的疑忌。 負責組建該Signal群組的是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Michael Waltz），他承認自己須對事件負責，事件並非助手失誤所致，但他也不明白為何雜誌總編會被錯誤加入了群組，他說自己手機上沒有那位總編的聯絡，不清楚錯誤如何發生，但群組成員發的信息並不包括列入官方機密的資料。綜合美國主流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及評論，事件暴露了美國頂層官員多個弱點，包括： 國安決策官員缺乏國安常識，違反國安基本守則 涉及國防的敏感事項，須經由官方機密通訊渠道發放與接收，這是國防及情報工作的常識。但特朗普委任的這批國家安全決策官員大多沒有相關經驗，安全意識薄弱，居然貪圖方便，使用商業社交平台來討論軍方空襲計劃，十多名參與官員居然無人提出異議，實在匪夷所思。...
路易士老師的住所附近有一所女校。學生放學走在街上，看起來十分神氣，似有遠大前程等待著她們。男女平等雖未完全實現，但在此地看來已不遠矣。 但回想19世紀的英國，女性的地位其實甚低，女性無法參與任何形式的政治選舉，不論是國會選舉還是地方政府選舉，都沒有女士的份兒，女性只被視為丈夫或父親的「附屬品」。 女性仍處於劣勢 雖然一些早期女權運動者如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提出過女性應該享有政治權利的主張，但女性仍處於劣勢，甚至在經濟上，已婚女性的財產仍會自動歸屬於丈夫；女性無權離婚，除非能證明丈夫犯通姦和其他重大罪行（而丈夫只需證明妻子通姦即可離婚）；法律上，子女也是完全屬於丈夫的，法律甚至默許丈夫對妻子作體罰，只要「合理」且不造成嚴重傷害。現在想來確是不可思議。 女性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家庭管理和社交禮儀，並不鼓勵她們追求高等教育。法律和社會習俗也不允許女性成為律師、醫生或政治家等專業人士。 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史超活•密爾（John...
近日台灣移民署因應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鼓吹武力統一，取消其居留許可並限令離境。這宗新聞對許多港人移民來說大概會覺得是事不關己，如果不是幸災樂禍的話。然而細想之下，港人移民其實也是時候想想如何應對針對移民社群的疑慮；在台港人固然要想，到其他地方的亦不見得可以免疫。 言論自由從來不是沒有限制，危害社會的言論在各地都會被明文禁止。不過言論自由的界線，和許多社會規範一樣，都是各處鄉村各處例。移民在此的第一重困難，自然是對紅線的掌握。這點對港人移民同樣適用。有些港人在香港的時候自恃是多數，習慣各種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而不自知，移民到了因為經歷過種族撕裂而對相關言論特別敏感的社會，如果仍然保持自己的一套然後聲稱當地的要求是「玻璃心」，則未免沒有入鄉隨俗。見到一些港人移民在歐美社會因為歧視言論而遇到麻煩，還要反過來指責當地是「左膠國家」，只好慶幸不是人人會讀中文，否則惹當地人討厭的程度只怕和上述的台灣案例相距不遠。 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 當然，台灣的案例還有其特殊性：移民的原居地政權或移民所代表的群體，和當地的主流社會衝突，以致移民本身被視為潛在的疑慮對象。在台港人恐怕在這件事情上感受至深。2019年的時候台灣政府有過許多「撐香港」的言論，然而隨著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運作的介入日深，台灣政府難以再把香港和中國大陸作差別對待，港人移台無論是政策或執行上亦出現不少波折。 成為被疑慮的對象，過程不一定很有道理，要作辯解往往亦不容易。早兩年有不少港人因為「國安疑慮」而定居台灣遭拒，其中不少個案的解說相當無厘頭，例如在公立大學短暫工作也成為拒簽原因；雖然這些案例後來被監察院查明，原來只是移民署「為爭訟便利」而沒有詳細說明所有原因，例如投資移民本身的個案問題，但在港人社群中帶來的誤解和傷害已難挽回。 面對衝突，移民本身固然應當尊重當地社會的紅線，凡事有所分寸。與此同時，政府若要把紅線變成政策，主管機關的解釋必須有理有節，不作過度干預。近日台灣的案例得到輿論普遍認同，皆因台灣政府這次劃出的紅線十分清晰：談統談獨都可以，但不能「鼓吹戰爭」，並援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條文為此原則背書。換句話說，政府表明不是要針對個別移民社群，也不是要針對思想，而是「鼓吹戰爭」此一特定行為，也就是說對事不對人。這樣的界線普遍輿論認為適度合理，相關案例在此也是證據確鑿，沒有冤枉好人。 反過來說，當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不一，被針對者難免會感到不服氣。例如當移台港人發現自己被視為潛在風險，另一方面卻見到退休軍官將領能到中國大陸出席統戰活動，不免懷疑所謂對國安疑慮的重視到底是真是假。相對來說，早前賴清德總統提出檢討港人移台政策，是放在十七條針對社會各階層的因應策略中提出，港人移民並非唯一針對的對象，就未有引起相關政策研究者的普遍反彈。...
當你在空中放下一個蘋果，它就會掉在地上。對佛教徒而言，輪迴就如地心吸力等自然現象一樣理所當然。雖然並非人人都要有宗教信仰，更不是每個宗教都相信輪迴，但在佛教的世界觀中，不論上座部抑或大乘，兩者均視輪迴為毋庸置疑的基本前提。 在佛教中，輪迴的牽引力量非常強大，卻非絕對不能改變。好比那顆掉下的蘋果，若遇上風吹，縱然終會落地，但著陸位置會有所改變。同樣道理，即使難以擺脫輪迴，但可以透過行善積德、持守戒律、修心養性等方法，影響來世投生的去向。每個生命都可以投生到不同境界，有善有惡，有好有壞。佛教將此歸因於因果律，稱為「業」，是輪迴運作的基礎。 留於輪迴救度眾生 為何會不斷輪迴？佛教解釋說，因為我們被蒙蔽了，看不清事物真相，總是追逐慾望，產生貪念、憤怒和迷惘，即所謂「無明」，猶如身處黑暗狀態。要完全擺脫輪迴，需要極高的證悟，即使做善事，亦只能稍為改善來世的境遇，凡夫俗子很難離開這個循環。 那麼有沒有人能擺脫輪迴？佛教認為，那些看透生命真相，達到最高修行境界的成就者，就能擺脫輪迴。上座部佛教的阿羅漢與大乘佛教的佛陀均屬此類成就者，他們不再被慾望和迷惑所困，獲得極高證悟，因此能超脫生死，進入涅槃。 在大乘佛教中，其教義認為一些修行者，雖然已達到超然的境界，本已擺脫輪迴枷鎖，卻因慈悲而繼續投胎，留在輪迴中救度眾生。他們能夠自主決定投生之處，選擇合適的父母。 藏傳佛教是大乘佛教的一個分支，在藏傳佛教中，部分高僧大德能預先說明自己下一世會在何處出生，這種能力被視為修行有成的明證，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大成就者包括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等。藏傳佛教徒視達賴喇嘛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轉世者的自主性是教義核心，當這些高僧留下清晰的預言，說明自己來世會在何處出生，或表明不會在某些地方出生，這些意願都必須受到尊重。...
上輯談台北景美白色恐怖紀念館，這是台灣人民在上世紀受威權統治下暴政的見證，殘酷打壓，莫視人性人權。但和在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紀念博物館比較，台北紀念館的殘暴程度遠遠不如，因為奧斯威辛是20世紀人間地獄！也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滅絕人性的謀殺刑場！更恐怖的是這殘殺了過百萬人的地方，是有計劃的、系統的和科學的進行！ 奧斯威辛集中營紀念博物館（Auschwitz-Birkenau Memorial and Museum）是位於波蘭的一個重要紀念場地，這裡曾經是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大的集中營之一。奧斯威辛的名字已經成為了大屠殺的代名詞，這裡發生的悲劇提醒著人們歷史的悲痛與殘酷。 奧斯威辛集中營位於波蘭南部的小鎮奧斯威辛（Oswiecim），建立於1940年，最初是作為一個政治犯集中營而開設的。隨著戰爭的推進，納粹德國將其擴建為一個系統性的死亡工廠，尤其是在1942年以後，成為猶太人、波蘭人、吉卜賽人及其他被認為是「劣等民族」的主要屠殺地點。到1945年解放時，估計有超過110萬人被殺害，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 奧斯威辛集中營在1945年被蘇聯紅軍解放後，隨即成為了一個紀念場地。1947年，波蘭政府正式成立了奧斯威辛紀念博物館，旨在保護這一地點及其歷史文物，同時向世人傳達對人類歷史上悲劇的反思與警示。博物館保留了許多原始建築，包括牢房、病房、及其他設施，這些地方展示了集中營的日常生活和迫害過程。博物館展出了大量的證據，包括照片、物品和見證人的口述，這些都使遊客能夠感受到那段歷史的真實與殘酷。...
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後，開打貿易戰，大幅裁減公務員，更不惜「唱衰」美國經濟以壓低發債成本。這一大堆動作的背後，是美國日益嚴峻的財政狀況。美國不斷增發國債，利息負擔超越國防開支。而國防開支被債務負擔超越，往往是一國由盛轉衰的徵兆。根據美國財政部上周公布的數據，聯邦政府開支規模持續大幅超越收入。2月份單月赤字達3,070億美元，幾乎是1月份的2.5倍。儘管2025財政年度尚未過半，首五個月的預算赤字已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按年增38%，刷新同期紀錄。而為了應付36.2萬億美元國債的利息，年初至今總利息支出已升至3,960億美元，僅次於國防和醫療支出。根據CBO最新預測，至2049年，美國聯邦債務的淨利息支出將達GDP的4.9%。若國防開支僅維持其現時在可自由支配預算中的比例，屆時其佔GDP的比重將僅為淨利息支出的一半。用於支付利息的比重將持續攀升，而國防開支則日益縮減，將導致美國的全球實力受損。利息支出超越國防事實上，去年美國支付國債的利息已超越國防開支。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數據，2024財年國防支出為1.107萬億美元，而聯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則高達1.124萬億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採用較BEA更窄的國防支出定義，去年國防支出為GDP的2.9%；而扣除政府機構持有債券利息收入後的「淨利息支付」達到GDP的3.1%。反觀，1962年至1989年，美國國防支出平均佔GDP 6.4%，而債務利息僅為其三分之一，即1.8%。蘇格蘭政治理論家費格遜（Adam Ferguson）於1767年所著《市民社會史論》（Essay on the History of...
新聞自由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基石，它保障公民獲取多元信息，並對公權力進行監督。然而在土耳其，這權利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2024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土耳其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58位，情況較排135位的香港更加惡劣。自2016年由部分軍方派系發起的政變失敗後，土耳其政府關閉了接近200家媒體機構，數百名記者被逮捕或被迫流亡。 在這片壓迫的陰影下，土耳其記者展現了驚人的抵抗精神，他們通過堅持報道真相、挑戰法律壓制和發起集體行動，為捍衛新聞自由而奮鬥。他們的故事，鼓舞我們勇敢和創意地捍衛新聞自由，令社會真相，不被無聲抹殺。 壓迫下的新聞自由 土耳其的新聞自由危機並非一夜之間形成。自2016年政變未遂後，政府以緊急狀態為名，對媒體實施了大規模打壓。超過200家媒體被關閉，記者因報道政府不願公開的信息而被指控為「恐怖分子」或「侮辱總統」。按土耳其人民平等及民主黨的報告，土耳其當局在2024年就判處58名記者總共135年的監禁，拘留112人，逮捕26人。這些數字背後，是記者們因揭露真相而付出的沉重代價。 政府常用的法律武器包括「侮辱總統罪」和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指控。2023年，土耳其境內共有接近7,000人因《刑法》第299條侮辱總統而被起訴，近半數被定罪。這些模糊的法律條文成為壓制異見的工具，讓記者隨時可能因一篇報道或一句評論而失去自由。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土耳其記者並未屈服，他們以個人行動和集體力量，持續挑戰這一壓迫性體制。 抵抗的火種：記者的行動 Can...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是長和集團向美資貝萊德集團出售海外港口資產一事橫生波折，港澳辦及中聯辦轉載黨媒《大公報》文章，批評長和集團的交易出賣國家利益，可能導致中國船隻日後進出巴拿馬港口受美方制裁。長和股價應聲下跌，彭博其後報道指北京已要求商務部及市場監管部門研究賣產交易是否合法合規，令交易能否如期於4月初完成變得不明朗。 李嘉誠旗下集團出售海外港口惹北京震怒，據媒體報道是因為中國與美國正處於關稅貿易戰初期，戰況隨時升溫，華盛頓和北京都可能祭出各種制裁手段。長和控制的海外港口包括極具戰略價值的兩個巴拿馬港口，分別處於運河兩端，北京擔憂港口營運公司易手後會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利器。而交易公布前李家並沒有和北京打招呼，令北京無法及早介入，交易公布後特朗普公開宣稱勝利，指美國朝收回巴拿馬運河邁出一步。 《華爾街日報》指交易令北京陷入兩難，若默許交易通過恐有損習近平強人形象，若試圖破壞交易又怕觸怒特朗普，招惹強烈報復，所以指示黨媒公開聲討長和集團，並要求監管部門審查交易細節。 北京可行的方向 李嘉誠看來已預見賣港口一事北京會不同意，所以交易把所有中國境內的港口剔除，繼續由長和旗下公司控股運營，令中港監管部門難以動用監管境內商業活動或資產買賣的法規來干預。北京如果要破壞交易，就要動用強力手段，例如指示國安機構調查長和高層，使他們擔憂自己人身安全，令李嘉誠被迫退出交易。 但這樣做必然會觸怒特朗普，猶如把他已吃進嘴裡的肥肉搶走，白宮肯定會作出強烈報復，巴拿馬政府在美國巨大壓力下，可能提前收回批給長和的港口運營權，轉批給美國公司，屆時中國便會既輸面子又輸實利，而強迫李家取消交易也會令商界寒心，促使中港兩地民營企業加快走資海外，破壞北京借民企投資挽救中國經濟的計劃。 除了向李嘉誠施壓，北京另一個可以運用的手段，是直接與美資貝萊德集團談判，要求貝萊德讓出部分港口利益，例如讓中資碼頭公司參股或收購某些貨櫃港，讓北京有體面地下台階，也貫徹北京借助美國大企業接近白宮的策略，在關鍵時候發揮秘密游說作用。貝萊德過去在中國有不少投資，近年雖受美中經濟脫鈎衝擊，但並未完全撤出，是像特斯拉汽車那樣可游走於中美高層的大企業，或可在徵得雙方元首同意下作一定的利益協調，但前提是北京與華盛頓仍有合作空間，並非處於你死我活的鬥爭之中。因此，觀察長和與貝萊德的資產買賣交易往後如何發展，就像觀察美國逼中資出售TikTok媒體一樣，可以窺見美中兩國在公開的罵戰和關稅戰背後，是否有暗室操作的商業利益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