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在離港之後，還會有多關心香港的流行文化？這和海外港人身為移民的身份認同會產生怎樣的互動？早前有幸讀到一篇加拿大研究生徐沛筠的論文發表，談到多倫多港人社群中支持香港偶像組合Mirror的應援活動，也就是多倫多鏡粉的故事，更新了許多我對香港文化如何在海外傳播的思考。 香港的流行文化跟隨港人移民流傳海外，並不是新的現象。記得二十年前我在紐約生活的時候，朋友會去唐人街的影視店一次過租二十盒香港電視劇的錄影帶回家，下班後馬拉松式收看，我就是透過這渠道看完《衝上雲霄》和《九五至尊》的。當年的互聯網網速不太足以支援實時影像播放，網上看電視和電影還未算普及，不過，網上串流和下載流行歌曲則已十分流行。那時候在紐約上班，校園是赫遜河畔的研究所，老闆是來自印度的學者，我用電腦時戴耳機聽的，是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的每周歌曲流行榜，同時背上各種身份互不衝突。 雖然看似是延續，但我想同一件事情來到今天，最少有兩點改變。 其一，是今天的流行文化變得部落化，而支持偶像的行為也變得更為參與式。以前的歌影視偶像都是天皇巨星，支持者遠遠的崇拜；現在變得十分分散，每個圈子都有公眾未必認識的偶像，而粉絲和偶像可以變得十分親近。現在許多粉絲甚至在偶像還未走紅之前便會出錢出力協助宣傳，到有朝一日偶像走紅時自己也感到與有榮焉。 對於各種應援活動，我看過不少頗為負面的分析，認為是娛樂工業利用粉絲的熱心，套取免費資源坐享其成。然而隨應援活動越來越多，從以前沉迷日本節目的粉絲無償自製字幕，到今天的應援團會大花金錢在公眾地方買廣告位為偶像慶祝生日，我想我們也有需要從粉絲的角度出發，理解他們為何會樂此不疲。 應援活動的獲得 因為Mirror風潮熱烈，過去兩、三年讀過不少鏡粉研究；徐沛筠的研究因為在多倫多進行，又結合了移民研究的角度，十分有趣。...
曾遇美國夫婦，談其遊印度之事：被邀至新識家中作客，本來相安無事，丈夫只離開客廳片刻，印度屋主竟問女方可否親熱，婦人大聲呵斥，主人遂連番道歉。屋主自言看荷里活電影，誤以為美國女子皆輕佻。 亦有日本友人告知類似故事，與外國人相處之際，對方有不軌企圖，質問方知受日本片色情片耳濡目染，以為此等交流對日本人屬可接受範圍。 昔日遊中國，對方知我為香港人，常問「古惑仔」之事，以為香港遍地黑幫，皆因當年香港電影屢拍古惑仔題材，用黑社會唱好香港故事。如此種種，皆以電影觀感，創建外在世界之單一視角。 即使有所認知，亦只屬皮毛，同樣易成偏見。西藏朋友赴漢地讀書，常有漢民學生認為藏人騎犛牛上學；有人還拿著白飯，問藏人同學是否見過如此潔白的（中國）東北大米。藏人朋友不禁莞爾，反脣相稽：「我家一直都吃泰國香米。」漢民對藏人的無知偏見，大體源於官方長期宣傳西藏落後而形成的刻板印象。 解救單一敘事之弊 我們理解異鄉，不亦如是乎？閱讀新聞，未抵先判，以為中東必恐襲、印度必強姦、非洲必飢荒，此乃僅以新聞構建世界觀，成刻板印象，忽略世界豐富多彩真貌。若然電影或新聞題材為己所熟悉，即知其偏頗不全。然觀他人故事，但憑寥寥數語，便自以為通曉其中，此為單一敘事之弊。 解救方法，固在勤學廣知，然人生有限，何能博學？單一敘事固有其必要，正因時間與腦力有限，需節省認知能力，處理大量訊息，難免採取捷徑，否則負荷過重。...
好友回應上周東京公廁相集： 「日本人做事的認真，讓人驚嘆，竟把本是平凡的公廁變得不平凡，其實核心構思是對使用者的重視，也是對人民的愛護。」 電影《Perfect Days》（香港譯作「新活日常」）説日常生活的樸實無華，我先談一段在日本親身經驗的小故事。 今夏在日本金澤，下午坐計程車回酒店，途經一小路，有一年約8、9歲日本男孩想過馬路，計程車司機停下來，讓小朋友過馬路，但小孩揮手請司機先行，司機再示意孩子先過，不過小孩仍請計程車先開走，如此互讓三次，結果司機和男孩以猜拳決定。 最後，小孩子勝了，互相微笑，男孩恭請司機先走。這樣公民互讓的事，我從未在任何地方遇到，也相信只有日本人從小開始的公民教育才有這樣的人民素質。 見於微小...
作者按： （此篇原是2024年4月29日於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演講，由鄭栢芳同學筆錄編寫，經我修訂而成。這也是長文，分四篇刊出。） 我們永遠覺得明天會更好，相信大部分人都認為，或最起碼，希望社會越來越美好，烏托邦（Utopia）正是由這種希望而來。 八九六四之後，香港人大概有兩個「夢」：「民主中國夢」和「香港榮光夢」，以及大陸宣傳的「中國共產夢」。 此篇就是與大家分享我對烏托邦的想法。 四年前，我從香港移居英國，既非移民，亦非旅遊，而是流亡。離港時，我已下定決心，若此地不變，我絕不回去。絕不回去之理由，在於我的「烏托邦」夢已然夢醒。 Imagine...
我們早前發表了一份關於香港的酷刑和不人道處罰和待遇的報告，直指中國及香港當局未有履行《禁止酷刑公約》的義務，已逾期五年沒有向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國家報告；報告同時揭露在國安法新時代下的人權和法治問題，包括未審先囚越見普遍，2024年的還柙人士的監獄人口比例與十年前相比，增加超過一倍，達38%。長期的未審先囚令被告人屈服認罪，影響司法公正；律政司對酷刑罪避而不用，以較輕的控罪檢控涉嫌施行酷刑的人員。我們在報告中警告，香港本地制度內防止酷刑和不人道對待的保障措施正被系統性地削弱，使不同的弱勢群體面對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的問題，誠邀讀者下載報告細閱：https://hkchr.org/archives/2723 在國安法新時代下，我們撰寫人權報告可說是自找麻煩，吃力不討好。研究團隊要重覆細閱、覆核每一宗我們引述的資料，當中包括濫權、酷刑事件的詳情，就如不斷重覆旁觀受害者的遭遇，對研究員的情緒帶來很大的負擔。此外，我們發表報告，更要有心理準備會遭香港政府以煽動罪、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報復， 因我們在報告中對政府直斥其非，要求聯合國、國際社會就香港的人權問題進行問責。事實上，香港政府早前已向傳媒回應報告，對我們作強烈譴責，並指報告是失實言論和污衊抹黑。 國際人權法像一種信仰 筆者在進修國際人權法時，教授曾打趣說：「國際人權法像一種信仰」。這說法相當準確道出了國際人權法的特質：第一層的解讀是指國際人權法宣揚了普遍的人權標準，成為了一種信念或理想的體現。同時，亦把人的權利成為了家傳戶曉的概念。例如，當我們為「民主選舉」、「言論自由」而吶喊、上街，我們未必知道這是建基於哪一條國際人權公約的條文，但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並願意為此去努力爭取。這些不同的人權公約建構了我們作為人類的道德、價值和原則，並成為一種力量，支撐我們的良知、推動我們為爭取正義、公平和人的尊嚴而努力。將追求人權或國際人權法視為一種信仰，這說法也不失為過。 第二層的解讀是帶點自嘲的意味。國際人權法有時會被視為信念和理想，多於在現實中有具體的影響。因為大部分的國際人權法欠缺強制性，條文的落實依賴國際共識、各國的法律制度和具體的執行機制，而這些在現實中往往存在挑戰和局限。國家違反人權法的條文可以沒有後果亦難以追究，大大弱化了其作為法律的實際作用，國際人權法在某些時候亦不能當成具體的法律工具去使用。 條約機構審查...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是特朗普勝出大選，對美國及國際政局的影響逐漸浮現。例如烏克蘭戰況轉趨激烈，雙方都搶著在特朗普就任前佔據更多土地，為美國施壓逼俄烏談判停火作準備；歐洲的右翼政黨也在磨拳擦掌，一旦特朗普成功強行遣返非法入境者，便在國內推動類似立法；響應特朗普主張的人高舉反非法移民、反性別自由、反全球化等旗幟，為愛國民粹主義造勢。 特朗普的連串人事任命提名，反映他會以意識形態和政治忠誠作為首要考慮，例如提名霍士電視台主持當國防部長、找商人馬斯克領導政府部門變革；他的國家安全與外交團隊，也全部由鷹派國會議員出任。這意味著未來兩年美國的軍事與外交都不會由職業軍人或外交官領導，而是由忠於特朗普的政治人物操控。同樣的格局也會出現在經濟、民生、教育等領域，一場政治意識形態掛帥的風暴將席捲美國刮向全球。 三個主要特徵 未來這股政治風暴，有三個主要的意識形態特徵： 第一個是反非法移民。這不單限於嚴格控制邊境，阻止非法入境者偷渡入境，更包括把已入境的非法移民遞解出境，遣送回去原居地，以及針對尚未取得永久居留身分的某些外國人（例如來自不受歡迎國家的人），拒絕再發留學或就業簽證。 現在距離特朗普就任還有兩個月，但許多擔心居留資格出問題的在美人士，已經奔相走告切勿離境，以防再入境時簽證被撤銷，連留在美國打居留官司的權利也失去。至於非法居留者，則設法花錢弄身分證明或買槍自衛，又或去專僱黑工的農莊躲避，應變措施其實已在悄悄進行。 第二個意識形態特徵是anti-woke。中文翻譯較難，意思是反對自由派前衛人士近年主張的性別自由自主——可以隨意轉換性別，不受傳統性別觀念束縛。這股前衛思潮超越了同性平權運動，對傳統性別與家庭觀造成了更大的衝擊，也因此引起更強烈的反彈。...
第一次去東倫敦，在Aldgate East Station走出來，突然發現有許多高樓大廈（對不起，本人住在鄉村）、滿街塗鴉，小店林立。我們到著名的Brick Lane吃了咖哩，看到整條街都是地攤，令人想起我們家鄉的旺角。我還去了白教堂（Whitechapel），最醒目的地標是開業於1901年的白教堂美術館，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也曾經在這裡展出。 著名的連環謀殺案 不要以為我忘了「英史補習班」的職責，只跟大家談吃喝。我其實是想親身感受一下東倫敦的氣質，再聯繫在歷史課提到的著名案件「開膛手傑克」（Jack the...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離散對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衝擊，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這是我第一次跟這個家庭見面，他們是一致地沒有表情，頭頂看似有一朵黑雲跟著他們每一個人。16歲的女兒手上拿着手機，獨自坐在一旁；張爸爸也找到另一角落坐下；張媽媽看看他們各坐一邊，想一想便走近女兒坐下來。 張媽媽先開口：「我們來到這裡差不多三年了，但我們的關係愈來愈不妥當。特別是女兒跟她爸爸的關係，我夾在中間不知如何是好。」女兒目無表情地看着手機，問一句答一句；張爸爸也跟女兒一樣，不願意說話。 張媽媽嘆道：「雖然我們三人都同意移民，但來到了卻各顧各，我快要爆炸了！」...
以前經常有人問我西藏旅遊之事，醫療問題尤多，如高原反應。回答時基於可靠醫療資訊，非僅以個人經驗而談。 然有一類問題總要迴避，如問：「我（或家人）患某病，能否去西藏？」病況包括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之類。病患與入藏本無定論，病情亦有輕重之分，事涉繁多，單憑丁點資訊，如何能給建議？即使熟知病者，亦難準確回答。 最大問題乃遊藏與否，本屬自決，今問患病能否入藏，我若答可，旅客到步後，倘高原病發，我豈非無端受責？旅行所及之處，自己方能權衡利弊。問他人患某病能否遊藏，看似諮詢，但於筆者聽來，猶如責任外判，何以回覆？ 行動前與其問：「我患某病能否入藏。」更應問：「我打算來西藏，但患某病，應當注意何事？」兩者表面雖似，後者卻自己掌握決定，不必他人分擔責任，答者亦無壓力，隨君決定給予意見及支持，當然樂意。 自定其謀，自擔其責。旅行如是，移居如是，投資如是，人生大小之事更當如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