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港人移民潮，現在通常都會集中討論2019抗爭浪潮以來的離港潮。不過其實香港人移民離港有很久遠的歷史，過去發生過好幾波的外流移民潮。於是乎，觀察移居地的港人情況，就不難發現移民也有新舊之分，而老移民和新移民在各方面有明顯分別，甚至因而產生磨擦。 新移民的特徵 相對於80年代到90年代的港人移民，後2019移民潮的第一個分別，是這批移民的離港過程要急很多。聽一些歐美老移民的說法，他們當年從決家移民到完成申請程序，再到真的舉家成行，往往也要花兩三年的時間。但對於新移民來說，可能因為他們理解的環境轉變要來得迫切得多，甚至擔心如果不及早離港的話會變成沒法離開，加上歐美各國一時之間放寬了對港人的移民限制，不用多少準備便可以立即出發，於是很多人便在很匆忙的情況下出發了。 因為走得快，於是準備也相對來說明顯不足。這兒說的準備可以是指實際上的、例如財政、工作、住屋等的需求；但也可以是指心理上的，即有沒有調整好心理狀態，接受好自己已經是一個移民。在一些老移民的眼中，新移民的抗壓能力比他們低。例如各種公營或私營部門的行政混亂或遲緩，老移民初來乍到的時候一樣經歷過，不過他們不少都認為自己比較能忍受各種不適應，不如今天的新移民事事埋怨，總認為當地各種服務不如香港的好。 新移民的準備或許較少，但支援卻明顯更多。在許多港人常見的移民目的地，例如加拿大的溫哥華和多倫多，從過去的移民潮已建立起超過十萬人的港人群體。當後2019移民潮來到的時候，他們所建立的各種「基礎建設」已經存在，無論是地產代理或是港式茶樓，都準備好為他們提供服務，大大減輕了他們要面對的適應挑戰。 這兒還未說到因為政治壓力而要即時離開香港的尋求庇護者。他們無可避免地是在最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成為移民，而且往往是近乎一無所有地抵達目的地，從住屋到各種生活所需都處於極度需要支援的狀態。與此同時，2019年的抗爭浪潮協助了世界各地的港人社群建立起內部連結，各地紛紛建立起港人移民組織。當尋求庇護者隻身抵達彼岸，就靠這些團體幫忙接住。 過往移民社群走過的路...

閱讀《余英時回憶錄》得知，余英時是在1950年元旦，經羅湖橋踏足香港的。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余英時，原本只是趁寒假到香港探望親人，之後便要返回北京的他，卻在回程時因火車在石龍站發生故障，停留了數小時，就在那段時間，余英時毅然決定返回香港，與父母家人在一起。這決定大概影響了余英時的一生，也讓中華學術界栽培出一位思想史大學問家來。 香港的獨特性質 余英時最主要的學習方向、基礎及其知識人的風範，可以說是他1950至1955年年青時於留港時打下的。那5年的香港生活，余英時一方面在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學習，另方面，便是和大陸流亡到香港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他在回憶錄如是說： 「現在回顧起來，『香港』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用上了「最自由的社會」、「相當徹底的法治」、「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等字句來形容戰後的香港，可見香港對流亡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是非常的重要。 從前，我在研究戰後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時，提到1949年後到了台灣的中華自由主義者於共產中國的禁制下，在台灣保持了嚴復以來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認識戰後香港的情况，也許可以說，香港在保持和發展這命脈是同樣的重要，而且比起當時的台灣來說，更有兩個特色。第一便是香港比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更自由。因此，在台灣的自由派知識人如果有些言論不能在台灣發表的話，香港便成為他們出口發表的平台。職是之故，如果大陸以外的中華自由知識人希望建立海外平台，以發揮集思廣益的自由思想力量，往往也屬意香港。1960年代初，當余英時和一班同道在構思創辦以「海外中華」為重點的知識性刊物（後來變成為《明報月刊》）時，他毫不猶豫的建議了香港。 香港在維持和發展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的第二個特色，是不少離散到香港的大陸知識人，他們在支持憲政民主和自由的同時，和五四運動引發起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自由主義並不一樣，多堅持中華文明和自由民主是能夠共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1949年後離散到香港，嘗試在海外組成國共兩黨以外、政治上的自由第三勢力的不少領導人物，例如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草擬者張君勱和國民黨的資深成員顧孟餘等都是持上述的中道主張；另方面，同時期飄零到九龍桂林街，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創立的新亞書院，其教育和文化理想正是強調「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黑膠集］漫畫家簡介政治漫畫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7年起替報章及雜誌創作漫畫及插圖。其政治漫畫專欄《嘰嘰格格》於《明報》連載至今。出版作品包括《Hello World》，《Lonely Planet》，《大時代》，《新香港》等 。曾任教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及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現定居英國。 ...

▌［狀態清寧］畫家簡介隱姓埋名。人在野地流放，心為香港流淚。祈求一日香港團圓。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 =============================== 十四年前的春夏之交，帶著二十多位學生及老師，走訪了當時仍是北京郵電大學講師、北京海澱區人大代表、南方周刊年度人物的許志永。 還記得，聚首的地點是位於北京大鐘寺的「公盟」辦事處。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由許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學博士就「孫志剛案」所成立的，當時他們向全國人大提出收容遣送制度違憲審查。「公盟」是參與代理維權官司，並撰寫不少當時中國熱點問題研究報告的民間組織。...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這次，我們有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2013年3月，香港爆發持續40日碼頭工潮。十年回首，總結是次香港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抗爭，對今天的香港到底有何意義？時移世易，如今職工盟解散，李卓人在囚，留下來的工會被嚴密監控，公民社會空間大幅收窄，很多人會慨嘆，如此大規模工潮抗爭，此情或已不再？半年的艱辛蘊釀可是，碼頭工潮的經驗告訴我們，空間愈是收窄，愈需要我們做好扎實的組織工作，靜待時機出現。在此次工潮爆發前，其實工人已嘗數次策動罷工卻未能成功。當年貨櫃碼頭猶如獨立王國，工人的工資長期受壓，職安健欠缺規管，甚至連工傷意外消息亦被封鎖。槍打出頭鳥，誰夠膽站出來為工人申訴，隨時會遭受報復解僱或懲罰性停工。雖然行動經歷了數次「滑鐵盧」，但工會和組織者沒有就此放棄，而是將全副心力加強底層的組織工作。工會招募了學生義工，每星期最少兩至三次，不斷落區接觸工人，暗地裡舉辦聚會，發掘積極份子。這些不起眼的組織工作，在璀燦奪目的工潮爆發前，一直持續長達半年時間。如沒有經過這些事前的艱辛蘊釀，很難想像怎可促成日後的工潮大爆發。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單憑數百位碼頭外判工人之力，面對亞洲華人首富，雙方實力確是相當懸殊。扭轉局勢的關鍵，全因碼頭工潮曝露了香港長期由財團把持壟斷的深刻社會矛盾，一石激起千重浪，成功喚起了市民敵愾同仇的階級認同，激起廣泛的社會支援。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潮期間成立的罷工基金，獲市民熱烈捐獻，成功籌得接近900萬元，成為罷工曠日持久的強大後盾；學運份子聯同工人代表，組織講解團深入社區、學校進行演講、籌款；社運活躍份子出版通訊，向工人及市民報導工潮最新動態；更有市民自發發動杯葛行動，以消費者運動向財團旗下零售業務施壓；來自荷蘭、澳洲的碼頭工會代表，千里迢迢前來香港聲援，並向於當地也有經營碼頭業務的資方施壓。迅速地，單一行業的工潮事件演化成了一場具廣泛意義的社會運動，更有學者將此視作「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的研究案例。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成長如今獨立工運陣營被瓦解分散，已無從前規模、人手和資源，工人要發動大型工潮對抗財團剝削，肯定比以往更形困難。要突破這種工人被孤立的局面，實有賴於社會上關注勞工的活躍份子，從周邊形成支援網絡，透過消費者運動、社區連結等不同介入方式，作為支撐工運的媒介。歷史上，這類專制國家下的工運經驗，並不罕見。例如在1980年代韓國軍政府統治時期，組織工會被視為非法活動，不少教會、學運份子在支援工人反抗方面，便發揮了關鍵角色。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接連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多場香港社會運動，包括：反對菜園村清拆運動（2008）、反國教運動（2012）及碼頭工潮（2013）等，儘管關注議題各自不同，均反映了香港市民權利意識成長的重要發展階段。在是次碼頭工潮之中，有一點經常被忽略，其實工人不單止要求合理加薪，更是十分著緊爭取工會的承認權。由於此一訴求不被接納，他們更曾一度考慮拒絕資方的方案。奈何工潮持續已達40日，礙於現實生活壓力，眼見參與人數下降，勞方幾經掙扎最後只好同意接受方案。工人代表當時臉上流露的失望表情，至今我仍歷歷在目。香港的財團深明權力就是金錢的道理，只有牢牢抓住權力，才能完全控制資源分配的規則。因此，資方在工潮最後階段，縱使願意將薪金調整至接近工人期望的雙位數，對於與工會作任何形式的集體談判，仍然堅決一步不讓。放在香港今天的政治大環境，統治階層拒絕與升斗市民分享權力，背後原因其實同出一轍。抗爭的記憶與承傳不過，碼頭工潮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當權者不可能永遠壓止民眾改善生活的訴求，這些源於生活被剝削的憤怒，或遲或早會轉化為爭取確立民眾權力的呼聲。即使在中國大陸，面對中國政府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被壓迫的民眾仍然能夠尋得反抗缺口。去年年底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的白紙運動，群眾快速蔓延的抗爭浪潮，便成功迫使當權者讓步放棄了嚴苛的清零政策。猶記得職工盟在解散宣言中留下了這一句：「有矛盾，就會有對立。有壓迫，就會有鬥爭」。當初碼頭工人代表跟我說，他們決定站出來反抗的一刻，最能鼓舞他們的，不是組織者講的什麼大道理，而是數年前發生的一次扎鐵工潮。香港碼頭罷工發生後不久，由同一集團於深圳鹽田港經營的碼頭在同年九月爆發工潮，近千工人罕有發起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受壓迫者會互相學習反抗模式，抗爭的記憶因此便得以承傳。每一次重要的工潮事件，都有可能造就下一場發生於不同時空的勞工抗爭。回顧香港過往走過的民主路，不也是一樣嗎？反廿三條立法後有雨傘運動，雨傘後又有更大規模的反修例運動。曾經發生於我城的民主抗爭，會成為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留下的足跡不會就此磨滅，後來者必定會繼續受到鼓舞，從中尋得他們所需的力量和勇氣。 ...

收看節目 《破土》專欄作者莫宜端透過《破土有聲》，親述暑假與朋友同遊威爾斯期間，住進古蹟莊園的奇遇。 《破土》原文見綠豆 Patreon：https://bit.ly/3MuuXJL ...

收看節目 「綠豆」推出三個月以來，邀得十位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專欄作者或漫畫家，為《破土》專欄撰稿／漫畫，探索社會不同的議題。就如我們成立當初所說，在四周寂靜無聲的時候，我們就要繼續發聲。為進一步令不同的聲音都被聽見，我們製作了《破土有聲》，透過聲音、影像，賦予文字更多想像。率先有聲破土的是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一年前的今日，代表著超過十多萬香港工人的職工盟解散，重挫香港獨立工運。現任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投稿「綠豆」闡述職工盟的歷史和對香港工運的影響。我們邀請他錄製聲帶，把這抹不掉的重要歷史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