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單向線性地認為移民必然應該和能夠「融入當地社會」，在全球化的今天可能已不合時宜。然而與此同時，近年世界各地反全球化之聲不絕於耳，對外來人口未有「融入當地社會」的批評越來越變得熾熱。兩者之間的矛盾如何排解，移民後如何回答「我是誰」，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 傳統對移民應該「入鄉隨俗」的要求在今天未必適用，其一是當地社會可能不想接受你融入，無論你多努力學做本地人，他們覺得你身為移民就是原罪；反過來說，也有些地方本來就極為多元，例如紐約市有一半人口在家不說英語，「主流社會」在此可能並不客觀存在；在這樣多元化的社會跟移民說要「融入主流」，恐怕很多時候只是強化統治階層地位的代名詞，而不是真正尊重當地社會的實際情況。 「跨國主義」 而隨著交通的發展，移民和身份認同又產生了新的趨勢。民用航空日益普及，許多移民海外的人因為各種原因頻繁往來原居地和移居地，也就是成為所謂的「太空人」。去了加拿大或英國的，每隔一兩個月回港一次的大有人在；去了台灣的，每星期回港一次也絕對可行。如是者，如果你說一個人最重要身份認同來源是他們的所在地，那麼他們最常出沒的地方就是機場候機室；相對於他們的護照是什麼顏色，他們最與別不同的特點是擁有很多本護照；他們既不屬於原居地，也不屬於移居地，他們的第一身份就是「流動」。 對於這個現象，學術界常以「跨國主義」作為分析框架。上世紀 九十年代港人移民加拿大後回流香港的現象，則成為此研究範疇的重要課題。有評論者認為「跨國主義」的討論過於浪漫化，實情不是每一名移民都可以任意穿梭國界，只有極少數的精英階層才能這樣做。不過，也有學者反駁並以「低端全球化」作為例子，透過研究從非洲各國跑到香港重慶大廈做電子和時裝生意的商人，說明「以流動為身份」不一定只是跨國企業高層的專利。...

本文刊出之時，應該已是大年初五，大家應該都已從一連串的過年聚餐中恢復過來，是時候出來做點運動，四處走走。 當然，移民後還有沒有過年氣氛，很在乎你的移民目的地。如果你和我一樣在台灣，過年的公眾假期由香港的三天變成這兒的七天，則應該不會有感受不到節日氣氛的問題。要適應的，是不一樣的過年習俗：店家新一年開業的酬神儀式遠比香港的誇張，還有那放不完的鞭炮。至於台灣人發紅包的規矩和香港之別，例如據說在台灣的「起錶價」是600元台幣（150港元），慶幸自己人際網絡暫時不廣，還未有需要體會。 外表達身份認同 至於目的地不是台灣的離港朋友，要繼續感受過年的節日氣氛，則恐怕要自己加倍努力去營造了。記得廿年前還是在美國當留學生的時候，會特別去唐人街買一包急凍餃子回家煮來吃，便已算是和自己「過年」了。後來搬了去一個港人朋友比較多的地方，才能邀請大家來家中打麻將和打邊爐。過時過節特別容易感到孤獨，港人社群加把勁，一起破除社交孤立實有必要。 除了內向凝聚力，節日也是移民社群向外表達自己身份認同的重要時刻。美國作為移民社會，一直以來都有眾多移民社群利用族群節日來作自我肯定和宣傳，從猶太人的光明節到印度人的排燈節不等。有些節日已變成美國文化的一部分，歡迎人人參與，例如愛爾蘭裔的聖博德節（St. Patri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