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世界盃即將在北美洲舉行。世界盃和奧運等大型國際賽事往往以國家作為競賽單位，國家隊的成敗常常被利用為民族主義的動員符號。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從外國入籍的運動員不停挑戰著誰才能代表國家出征的想像。許多人一邊喊排外反移民的口號，一邊又為入籍球員的表現喝采，兩者之間有沒有自相矛盾？兩者之間能否調和？ 首先說一說歷史。國籍、族裔，和比賽代表權的關係，從來都很難說清，世界各地一直以來都有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帶處理的案例。回到上世紀50、60年代，香港的一流球員大多是中華民國國腳，而不是香港代表隊成員，這本身就已可以是一篇論文的研究題目。同樣是來自上世紀50年代，綽號「金箭頭」的艾法度‧迪史提芬奴是阿根廷出生的意大利裔，長年效忠皇家馬德里，曾代表阿根廷、哥倫比亞，和西班牙的國家隊。 來到1962年，國際足協加入了國籍限制，各地的外來球員曾經一度減少。不過入籍程序本身是各國內政，國際足協無權干預，為了招攬人才總有方法可以開各種特例。有些國家例如卡塔爾更是在世界各地招兵買馬，過半球員都不是本國出生。於是到了2004年，為了對應越來越多的雙重國籍球員，國際足協再加入球員和代表隊之間必須要有「清晰聯繫」的規定。 法國隊的經驗 有學者研究過數十年來世界盃中入籍球員的數據。原來二次大戰前，入籍球員曾經相當普遍，不過後面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移民。例如1938年世界盃中有九名奧地利球員代表德國隊出賽，後面可是因為賽前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併。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入籍球員只佔3%左右；到了1990年至2018之間的八屆世界盃，隨全球移民時代的來臨，參與的入籍球員也有所增加，平均超過7%。 在眾多案例中，我認為法國隊的經驗最為有趣。在1998年的世界盃，法國以主辦國的身份首次贏得冠軍。法國隊的勝利被輿論視為法國移民融合政策的勝利，文化背景多元的球員在法國國旗之下團結一致，更有“black, blanc,...

我們活在一個自由民主制度備受挑戰的年代。 激進和敵我的政治形態，在愈來愈多地方主導著世局發展。中東的衝突、俄烏戰爭、歐洲極右政黨的抬頭甚至執掌公權等，正表徵著温和共識政治的大退潮。特朗普今年第二度入主白宮。他那「美國優先」的功利對外政策，以及他運用總統權力，試圖把關鍵的行政專業部門 （包括檢控、税務、情報、教育、外援等）全面由他及其政治親信主導，並通過政權所擁有的資源、財力、物力、權力，抵制甚至打擊和他政見不同或價值取向上有分歧的人、計劃和組織，這等做法和事態發展，已引來了美洲一些頂尖的政治學者撰文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就是保留了有競爭的選舉制度，未來也可能會過渡成威權管治的國邦。 在這個背景中，我近日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文獻。其中上文提及的警告，正是出自今年2月11日，由美國哈佛大學的李維兹基 （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維尼（Lucan A....

極右民族主義的民粹政治和擁抱多元文化的普世政治，自18世紀以來，一直處於緊張關係。 上世紀30年代，極右民族主義中的納粹和法西斯政權的崛起，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場慘烈大戰的結果，是納粹和法西斯政權的全面潰敗，而這些政權在執政和戰爭時期犯下的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例如對數以百萬計猶太人進行有系統的種族屠殺，使在戰後重建世界政治秩序的主要邦國，決心要避免重蹈覆轍（即當時大家用英文說的＂never again”)，不能讓這些納粹和法西斯政治死灰復燃，因此積極地在國際間和邦國內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成立以保障世界和平為目標的聯合國、在日本通過放棄軍國主義的和平憲法、在聯合國制定國際人權公約、以及在被納粹和法西斯政權統治及佔領過的邦國内，把納粹和法西斯的主張和政治組織列為非法等等，希望杜絕這些極端而暴力的民族思想和政治。 可是，傾向極右民族主義的主張、思想、政治，甚至政黨和政權自此消失了嗎？答案很遺憾是否定的。 今年7月底，3個英國女童，在英格蘭中西部的海濱市鎮紹斯波特（Southport） 一個暑期舞蹈班上，涉嫌被一名患有自閉症的17歲黑人青年殺害後，爆發了在英格蘭和北愛爾蘭各地近一個星期接連的極右分子的暴力騷亂，這清楚地提醒人們，極右民族主義的情緒和力量，在英國是不容忽視的。他們今次能牽起這些暴力騷亂，肇因之一，正是通過網絡上刻意散播行兇者是一名在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的穆斯林青年這一假消息所造成的。 極右領袖得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