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世界盃即將在北美洲舉行。世界盃和奧運等大型國際賽事往往以國家作為競賽單位，國家隊的成敗常常被利用為民族主義的動員符號。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從外國入籍的運動員不停挑戰著誰才能代表國家出征的想像。許多人一邊喊排外反移民的口號，一邊又為入籍球員的表現喝采，兩者之間有沒有自相矛盾？兩者之間能否調和？

首先說一說歷史。國籍、族裔，和比賽代表權的關係，從來都很難說清，世界各地一直以來都有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帶處理的案例。回到上世紀50、60年代，香港的一流球員大多是中華民國國腳，而不是香港代表隊成員，這本身就已可以是一篇論文的研究題目。同樣是來自上世紀50年代，綽號「金箭頭」的艾法度‧迪史提芬奴是阿根廷出生的意大利裔，長年效忠皇家馬德里，曾代表阿根廷、哥倫比亞，和西班牙的國家隊。

來到1962年，國際足協加入了國籍限制，各地的外來球員曾經一度減少。不過入籍程序本身是各國內政，國際足協無權干預，為了招攬人才總有方法可以開各種特例。有些國家例如卡塔爾更是在世界各地招兵買馬，過半球員都不是本國出生。於是到了2004年，為了對應越來越多的雙重國籍球員，國際足協再加入球員和代表隊之間必須要有「清晰聯繫」的規定。

法國隊的經驗

有學者研究過數十年來世界盃中入籍球員的數據。原來二次大戰前，入籍球員曾經相當普遍，不過後面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移民。例如1938年世界盃中有九名奧地利球員代表德國隊出賽，後面可是因為賽前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併。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入籍球員只佔3%左右；到了1990年至2018之間的八屆世界盃，隨全球移民時代的來臨，參與的入籍球員也有所增加，平均超過7%。

在眾多案例中，我認為法國隊的經驗最為有趣。在1998年的世界盃，法國以主辦國的身份首次贏得冠軍。法國隊的勝利被輿論視為法國移民融合政策的勝利，文化背景多元的球員在法國國旗之下團結一致，更有“black, blanc, beur”（黑、白、阿拉伯）之說。賽前極右民族主義者老勒龐聲稱有些球員連國歌也不會唱，結果被大力神盃狠狠打臉。到了2002年的總統大選，非洲加納出生的球員迪西里也出來批評老勒龐。

看1998年的法國隊，就是在看一部現代法國史。當中不得不提的，當然是球王施丹的故事。施丹在法國南部城市馬賽出生，父母是阿爾及利亞裔，在1953年移居法國本土。1954年戰爭爆發，阿爾及利亞最終於1962年脫離法國獨立，這場戰爭改寫了現代法國的歷史和身份認同。施丹自己成長於北邊市郊一個龍蛇混雜的移民社區，他在後來的訪問當中曾提到他既為身為法國人自豪，也為自己的阿拉伯血源自豪。

新移民的努力

但若以為一場足球比賽便可以抹去社會對移民的懷疑，也未免樂觀得過於天真。來到2010年南非世界盃，法國隊在分組賽中以三戰兩負一和於榜末出局，全國球迷大感羞辱，輿論壓力隨之而來。這時候老勒龐的女兒瑪琳勒龐繼承了父親的政治角色，聲稱入籍球員心中還另有國籍效忠。

國家隊球員尚且如此，一般移民面對的雙重標準可想而知。在法國大城市近郊移民社區長大的移民後代施丹，受萬人景仰，但當同樣的社區爆發種族衝突時，移民社群仍必成為眾矢之的。

移民相對於本地人，時常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有了過人的非凡成就之後，才能被視為社會的同一份子。然而如果沒有成為社會期待的模範，無論是自己選擇或是貧乏的環境使然，就會忽然被排除在共同想像之外。覺得不公道？主流的回應往往就是一句：「不喜歡的話就走！」儘管很多第二代根本不是自己選擇要移民的。

認祖歸宗逆向移民？

話說回來，也真的有不少第二、第三代移民的運動員選擇逆向移民，回到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原居地，代表那些地方出席國際競賽。在過去兩屆的世界盃，就有大量在法國出生的球員代表非洲國家出賽。這時候，許多國家國籍法當中的「屬人主義」（又稱血統主義）就發揮作用：只要找到祖上有人是當地人，就可以申請入籍。如是者，許多非洲國家發現不少在法國的職業球員原來祖上原本是當地人，便重金禮聘他們回來成為國家隊代表。

這到底該算是認祖歸宗還是投機取巧？恐怕每個案例都有不一樣的故事，而且隨時兩邊都不討好。在美國出生的女子自由式滑雪運動員谷愛凌，從2019年起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比賽所引發的爭議，就是一例。

至於香港的足球代表隊，回想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的時候，被中國足協點評球員膚色，疑似種族歧視。後來香港足總回贈一句：「唔好俾人睇死，我哋呢支球隊，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目標都係要為香港出一口氣，你係香港人點都要撐！」這種多元而團結精神，希望不會遠去。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