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們正面臨被亞洲人淹沒的危險。」「無節制的移民和侵略性的多元文化令罪案急升，更令社會信任和凝聚力下降。」「我們不能成為多元文化社會，我們是多民族社會但必須只有單一文化。」上述三段演說是澳洲單一民族黨（One Nation party）黨魁漢森 （Pauline Hanson）分別在1996、2016和2026年的發言。

當漢森在1996年當選議員的時候，單一民族黨還未成立；2016年，單一民族黨的全國支持度只有4.3%，但到了2026年6月，該黨的支持度上升至31%，高於現正執政的工黨和其他主要政黨。雖然根據澳洲的投票制度，這些支持度未必直接在選舉時轉化為議席數目，但一個向來被澳洲政壇蔑視的民粹右翼政黨，竟然獲得全國近三分之一人口認可，對澳洲的發展路向，特別是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多元文化社群的處境，響起一大警號。

從2016至2025年的十年之間，澳洲的實質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5％，遠高於香港同期的13%。2025年，澳洲人均實質國民生產總值約61000美元，高出香港三成。從統計數字看，澳洲人應該相當滿足。可是，由於高息環境和稅務政策未有調整，過去十年間澳洲的人均家庭收入只有3.5%的增長，再加上政府對基建投資不足，樓價和租金上升，不少人不但未有感受到生活改善，甚至覺得負擔加重。

這些條件正好為單一國家黨造就了一套完美的說詞：「真正的『人民』被離地精英出賣；政府放任大量移民湧入，令房屋、醫療、學校和交通不勝負荷；伊斯蘭和亞洲族裔與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傳統政黨無力回天。」社交媒體則把生活挫折、陰謀論和種族恐懼串連起來，結論是激烈變革勢不可免 —— 這套敘事方式與鼓吹暴力的極右組織不謀而合。

漢森鼓吹的「單一文化」表面上不談血統，甚至容許不同膚色的人存在，實際上卻把國家想像成早已有一個固定核心，少數族裔必須被考核同化後才能被接納。但除了原住民以外，所有澳洲人都是移民，誰有資格界定何謂真正的「澳洲文化」？一個社群要放棄多少語言、記憶和生活方式，才算同化得足夠？

是包容差異還是選擇對立

澳洲多元文化的起點，不是今日常見的美食節、舞蹈和民族服飾，而是拆除「白澳政策」所建立的種族國家。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把非歐洲人排拒於國門之外；戰後「人口增長，否則滅亡」政策雖吸納大量歐洲移民，要求仍是單向同化。到1960年代後期，種族甄選才逐步撤除；1975年《種族歧視法》 為不同種族的國民確立平等法律地位，1978年Galbally報告則把平等由口號變為政策：政府提供英語教育、傳譯、定居服務和社群參與渠道，令所有國民均可享用公共服務並且不受偏見地保留自身文化。自此以後，澳洲確立多元文化的指導原則，目標是令澳洲發展成一個「有凝聚力、團結的多元文化國家」。

這個轉變非常深刻，直接影響澳洲的國家發展軌跡。2021年人口普查顯示，28%澳洲居民在海外出生，48%至少有一名父母在海外出生；普通話、阿拉伯語、越南語、廣東話和旁遮普語，均是主要非英語家庭語言。

換言之，今日澳洲毋須討論要不要多元文化——它早已是多元文化社會；真正的選擇是用公平制度包容差異，還是把差異擴大為政治對立。

多元文化帶來的利益不限於餐飲和節慶，澳洲移民制度以年輕及技術人口為主，有助勞動參與、稅收和紓緩人口老化。財政部的終身財政模型估算，一名主要技術移民平均可帶來約42萬澳元的正面終身淨財政貢獻。經合組織分析澳洲工資資料，發現一個地區的移民比例若高10%，可導致當地平均工資提升1.3%，受益者包括澳洲出生的工人。這些研究不是用來證明任何規模的移民都有好處，卻足以反駁「移民只是負擔」的說法。

新移民自然會帶來額外住房需求，關鍵在於政府基建政策是否配套，這牽涉到城市土地規劃、建築業施工能力、利率、稅制、投資誘因等等。事實上，當聯邦政府幾個月前宣布降低投資房地產的資產增值稅優惠後，各大城市的房價已經陸續下調，這正好說明移民幅度並非樓價走勢的單一關鍵因素。

值得澳洲正視的教訓

香港和澳洲的政治環境有天淵之別 ，但香港近年改變的軌跡對澳洲仍有參考價值。

澳洲是主權聯邦民主國家，擁有競爭性選舉、獨立司法和成熟公民社會；香港則在中國主權下依賴《基本法》及國際承諾維持中共宣稱的「一國兩制」。2020年《港區國安法》後，民主派、獨立傳媒和公民組織被瓦解；澳洲今天沒有來自極權政府的直接威脅，卻要面對社會內部日益繃緊的張力。

此情此境，香港經驗可能提供三個值得澳洲正視的教訓。

第一、制度不能只靠傳統、善意和自我讚美維持。香港人曾經相信法治、新聞自由和專業自主已成為城市生活的常態，後來才驚覺，當法律被重新解釋、獨立組織被移除、選舉規則被改寫，制度外殼可以留下，制衡功能卻被抽空。澳洲多元文化若只剩「全球最成功」的口號，而沒有反歧視執法、公平代表、獨立傳媒和防止極端勢力侵蝕的體制，同樣會由實質權利退化成裝飾品。

第二、政治倒退通常先由語言開始。香港的多元聲音被改寫成煽惑，抗議被改寫成黑暴，獨立監察被改寫成外國干預。澳洲民粹右翼勢力採用的手法和制度背景完全不同，但邏輯相似：先把多元文化說成分裂，把支援新移民說成不愛國，再把少數群體的平等要求塑造成特權貪婪。當「真正澳洲人」成為可以任意伸縮的政治標籤，公民資格便由法律上的共同身分，退化成可以剝奪的臨時認可。

第三、多元文化族裔不只是服務對象，也可以是民主經驗的提供者。香港、西藏、維吾爾、伊朗、烏克蘭等離散社群，帶來的不只是食物和節慶，也包括對政治宣傳、跨國壓迫、制度崩潰和公民抗爭的親身記憶。澳洲政黨若只在選舉時把他們當作票倉，或只在文化節安排表演，便浪費了這些社群對民主韌性的潛在貢獻。

著名歷史學家史奈德（Timothy Synder）在《論極權》一書中列出20條抗衡極權的守則，其中一條對香港人特別適用：「相信真相」，因為「放棄認清事實就等於放棄自由」。今天的媒體和網絡世界充斥大量虛假資訊，試圖把複雜的房屋、稅制、生產力停滯和分配失衡，簡化為族群責任，製造敵我對立，令社會異化為極權滋長的土壤。離散港人不是旁觀者，而是利益攸關的持份者，更可以是「真相」守護者。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