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了!趁half term歐遊幾天。因為工作關係曾到鹿特丹,那城因為舊物在二戰被德軍炮轟,所以主要是現代建築。今次四口子到阿姆斯特丹,水道縱橫,文藝氣息濃厚,真不錯。 到阿姆斯特丹除了名畫、博物館,我最想去的是《安妮日記》作者Anne Frank曾經躲藏兩年的居所,現在成了博物館「安妮法蘭克之家」。遊人必須網上預訂門票才可入內。 記憶於我,比裙子更有意義 安妮一家原居德國。父親奧圖曾參軍為德國打一戰。但到了三十年代,隨著希特拉上台,德國反猶的政策越發嚴苛,一家人選擇了把家當和生意都搬到中立的荷蘭。萬料不到,德國的長臂沒有放過荷蘭,只消四天,荷蘭便淪陷。1942至1944在德軍佔領荷蘭期間,法蘭克一家與Van...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是美國與烏克蘭就礦藏及能源開採達成協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預計將於周五飛往美國,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見面及簽約,事件突顯了美國的「交易式外交政策」(指外交主要為了促成交益獲利),有別於過去為了維護地區安全或援助有需要國家制訂外交方針。而美國就烏克蘭問題日前在聯合國決議投票上離棄歐洲盟友,改為與俄羅斯同一立場,也令美國與歐洲的分裂公開化。此外,香港特區公布了新的財政預算案,預計未來三個年度合共削減公共開支7%,顯示香港未來三年將要過緊日子。 美國外交政策重大改變 英美兩地主流媒體都以顯要篇幅報道了美烏達礦產協議的消息,而特朗普也公開表示,歡迎澤連斯基到訪美國;烏克蘭一方官員則表示,預計澤連斯基可於本周五去美國,待簽署礦產協議後,再與美方商討烏克蘭未來大局。《金融時報》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均指出,在談判礦產協議中,美方初時提出烏克蘭要以礦物及能源收益償還美方過去對烏克蘭的支持,金額達5000億美元,此建議遭烏克蘭拒絕後,特朗普便公開指澤連斯基是獨裁者。報道指美方後來放棄了索償5000億美元要求,也接納烏方建議,日後新開採的稀有金屬、石油、天然氣等礦藏的收益,半數注入一個基金,用於烏克蘭發展建設,美方於該基金的權益及基金營運方式則尚待公布。協議消息曝光後,特朗普於周二公開說,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約3000億至3500億美元的援助,「我們希望取回這筆錢」,作為達成協議的回報,烏克蘭將獲得「繼續戰鬥的權利」。 特朗普快速變臉,從索利遭拒指責對手獨裁,到協議達成便稱讚烏方勇敢可繼續戰鬥,予外界的印象是一切只為了利益,沒有利益以外的原則立場。美國日前在聯合國就烏克蘭問題的決議案投票取態,進一步鞏固了這印象。美國首次與俄羅斯立場一致,對烏克蘭指責俄羅斯侵略的一貫主張投下反對票,背離過去三年俄烏戰事期間與歐洲盟友共同進退,較向來親俄的中國投下棄權票更加支持俄羅斯,令美國盟友震驚失望。 《華爾街日報》批評說這是悲哀的一天,日本首相石破茂也公開提醒特朗普,不要向外傳達錯誤信息。歐盟多國領導人則以親身到訪烏克蘭及與澤連斯基合照,來表達歐盟堅定支持烏克蘭,抗議美國偏離盟友立場,歐洲主流媒體多批評特朗普,指他才是獨裁者。這連串的新聞顯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各大國之間的關係及全球安全格局恐怕將因此改變。 吞併加拿大 繼格陵蘭、巴拿馬運河和烏克蘭礦藏後,美國最新的㩴取目標是加拿大。《金融時報》周二報道說,白宮正尋求把加拿大踢出五眼情報聯盟(美、加、英、澳、紐),提此建議的是總統近身顧問Peter...
因為曾經有位大學校長被戲稱為亞瑟王(King Arthur),也許我們對這「歷史人物」特別有感。但他是誰,他真的存在嗎? 亞瑟王是古代不列顛的傳奇國王,不完全是虛構,可能基於一位歷史人物改編,也可能是多位人物的合成,並融入了民間故事和文化象徵。 為什麼他這樣著名?據說是因為他在五或六世紀時與入侵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作戰。根據九世紀的歷史學家奈紐斯(Nennius)的記載,這位亞瑟在公元518年於巴頓山(Mount Badon)擊敗了撒克遜人,並於公元537年死於坎蘭(Camlan)(坎蘭的具體位置至今仍不確定)。 英國史學發展的主要人物喬弗里‧蒙茅斯(Geoffrey of...
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教育部限令學校停止DEI(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公平共融)相關的政策,否則將失去聯邦資助。港人移民在各地雖然應算是少數族裔,卻同時不乏反對DEI的聲音,認為違反唯才是用的原則。道理上,用人唯才當然是好事。不過怎樣才算是用人唯才,卻有不少值得仔細思考之處。 香港人認同唯才是用,本身十分合理,畢竟這期望符合大多數港人的成長經歷,甚至視為香港的成功基石。回想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起飛時期,社會各行各業急需人才,而很多出身底層的年輕人都得益於社會流動改善生活。這一段經歷,在香港主流論述中被理解為港人只要有能力、敢冒險,自然就可以出人頭地。事實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往往以大學入學試作為社會流動門檻,相對於中國大陸講究階級成份或政治忠誠來分配資源,無疑相對來說要公平開放得多。 當然,如果我們深究下去,昔日香港那個「獅子山下」的故事其實有眾多盲點。例如少數族裔的語文政策問題,很大程度打擊了他們在公開試中公平競爭的機會。聲稱香港是個唯才是用的社會,往往忽視了「沒有相同起跑線」這個事實,純粹站在終點宣告比賽公平。只因受負面影響者屬社會少數,唯才是用的迷思才得以留存。 DEI破壞了公平? 道理上,當港人移民到外地,從社會中的大多數變成可見少數之後,應該更有可能理解少數的弱勢地位,對補償少數的社會政策更為支持。事實卻不一定如此。相反,港人移民後不一定會覺得自己是被邊緣化的少數,不少覺得自己是所謂的「模範移民」,認為那些補償少數的社會政策反而會對他們不利,甚至覺得反對這些政策才能更讓主流社會接納他們。...
2025年2月22日,馮晞乾先生在他的專欄評論內談到在黎智英案中,提到中聯辦聲稱它並非《基本法》第22條下的中央政府駐港部門,所以不受第22條的規限,有權監督香港特區的運作,甚至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控方指黎智英當時評論指這是曲線釋法之説並無客觀基礎。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當時的説法,在社會上曾引起廣泛討論,自己在2020年4月20日的《明報》亦有討論這問題,現在重刊當年這篇文章,讓讀者重溫當日涉及的法理論據 :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續集《透過玻璃鏡面》內,有這樣一段情節: 「我不知道你所說的「榮耀」是什麼意思,」愛麗絲說。Humpty Dumpty 輕藐地笑笑說:「在我告訴妳之前,妳當然無法明白……當我選用一個詞彙時,它所表達的只是我所選擇的意思,不多不少。」 法律所以受尊重,是因為法律的解釋是以客觀為基礎,不會隨政權喜惡而改變。...
衰老的一大特徵,就是經常把「年紀大」掛在嘴邊,當成萬能之辭。 有人跟我分享不能去西藏的原因。其中一個常見的所謂「障礙」,就是年紀。樣本大概如下:「我都好想去西藏,可惜我後生時無機會去,現在年紀大了,想去也不能去了。」也聽過有人說羨慕他人可到尼泊爾高原徒步行山,心動為何不行動?原來也是因為「年事已高」。 初次聽到,以為對方有何隱疾,如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通通不是,只以年長自託,一味嗟嘆悔不早行。年齡當然與身體機能息息相關,卻也非唯一關鍵因素。高原徒行,常見長者,絕非罕見,步履與後生無異,有研究更指出老年人在高原,適應不遜年青人(註)。 有次住在多人間,一房約十五人,有一人鼾聲有如雷電,鄰床能感其震動,姑且稱之鼾公。當時因場地所限,不得換床,眾人只好忍耐。後有善意者勸鼾公就診,憂其有睡眠窒息,鼾公卻答:「你們年紀大點就會明白。」他似乎認為鼻鼾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年紀。 最佳出行時機 並非說年齡沒有絲毫關係,談及老齡影響肌肉張力,加上身體發胖,確有增加鼻鼾機會,但打得地動山搖,大概不只純粹跟年齡有關。忽略諸多因素,一味以「年老」作託辭,似是把無情歲月當成自尊之盾。 年紀也許會影響機能,然而若真的想出行,平日有正常運動鍛煉,加上長者可花錢財較多,多請挑夫或導遊,食住行條件較佳,年齡非但不是旅遊障礙,反更是優勢。...
Hand in hand, a group of legislators...
藍天、藍海、藍色的地球。藍是三原色之一。 藍色常與穩定、平靜和和平相關,這源於自然界中藍色的元素,例如平靜的大海和晴朗的天空,人類因此容易將藍色與安穩聯繫起來。在心理學上,藍色也被認為能帶來冷靜、減少壓力,是一種「冷色調」。 政治上,藍色似乎與保守等同。台灣國民黨是藍營,在香港,藍是黃的對面,代表建制和親共。 藍色作為一種基調鮮明的色彩,在文化和政治中具有多重象徵意義。它既可以傳遞和平、高貴、理性和穩定,也可以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中塑造保守、自由或國際主義的形象。 ...
今年第一份通脹成績單,英美1月通脹按年升幅重上3%,明顯高於市場預期。美聯儲已表明不急於減息。不過,英倫銀行行長貝利(Andrew Bailey)認為通脹回升只是暫時現象。隨著服務通脹及工資升幅放緩,通脹率會放緩,英倫銀行仍將持續減息。 由於機票價格比預期跌幅少、教育費用及食品價格上升,英國1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3%,較去年12月的2.5%上升了半個百分點,高出市場預期20基點(100基點等於一個百分點),亦高於英倫銀行的預測(今年首季通賬2.8%)。 其中,食品價格由於肉類(按年升2.3%)、牛奶/雞蛋/芝士(2.2%)、麵包和穀物(2.3%)、水果(3.5%)、糖(8.1%)、咖啡及茶(9.7%)油(10.2%)等價格上升而按年上漲3.1%。 生活成本危機 而這份成績單只是今年通脹回升的序曲 ——...
在行政及立法權被壟斷、操控下,司法機構極易受威權主義與政治干預所攻擊和影響,令司法獨立被動搖、法官被用作成為剷除政治異見的工具,最終令公眾對法庭作為履行公義的角色,逐漸失去信心。近年,國安法的定立、國安委及行政長官的決定,都對香港的司法獨立帶來極大的挑戰。面對只可由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法院的管轄權被限縮,以及個別法律原則在國安法下被逆轉或重新定義,香港法院一直逆來順受,沒有提出強烈異議,並強調法院不會介入政治。 在地球另一端,波蘭的法官們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做法,他們在過去數十年以不同方式進行司法抵抗,應對他們在司法領域所面對的法治威脅,並向公眾展現出維護法治與人權的決心。 1980年的司法團結運動 波蘭的司法抵抗並非只在近年興起,其歷史可追溯至1980年代。當時,波蘭仍在共產政權的高壓統治下,法官們曾以各種創新方式表達對政權壓迫的不滿。 1979年,當時波蘭共產政權指控法官雅采克‧安布羅齊亞克(Jacek Ambroziak)攜帶禁書入境,對他提出紀律處分。儘管最終雅采克法官被判無罪,此案在司法界引發反對聲浪,法官們以出席紀律聆訊表達支持,並促成全國性的法院「團結工會」運動,由司法人員組成的組織相繼成立。 這場司法人員的「團結工會」運動甚具規模,在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法院內的「團結工會」運動便擁有600名成員。參與運動的法官更不理管理層的反對,在各大法院內外,佩戴象徵國家主權與自由的白紅臂章,以表示他們的抵抗。法官們並組織全國法律論壇,推動探討司法獨立的問題,以及積極參與有關司法行政的立法倡議。他們還組織選舉,選出華沙地區法院院長。這場運動的立場與行動,為波蘭法官在日後為回應法治威脅而進行的抵抗,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