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余英時回憶錄》得知，余英時是在1950年元旦，經羅湖橋踏足香港的。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余英時，原本只是趁寒假到香港探望親人，之後便要返回北京的他，卻在回程時因火車在石龍站發生故障，停留了數小時，就在那段時間，余英時毅然決定返回香港，與父母家人在一起。這決定大概影響了余英時的一生，也讓中華學術界栽培出一位思想史大學問家來。 香港的獨特性質 余英時最主要的學習方向、基礎及其知識人的風範，可以說是他1950至1955年年青時於留港時打下的。那5年的香港生活，余英時一方面在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學習，另方面，便是和大陸流亡到香港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他在回憶錄如是說： 「現在回顧起來，『香港』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用上了「最自由的社會」、「相當徹底的法治」、「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等字句來形容戰後的香港，可見香港對流亡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是非常的重要。 從前，我在研究戰後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時，提到1949年後到了台灣的中華自由主義者於共產中國的禁制下，在台灣保持了嚴復以來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認識戰後香港的情况，也許可以說，香港在保持和發展這命脈是同樣的重要，而且比起當時的台灣來說，更有兩個特色。第一便是香港比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更自由。因此，在台灣的自由派知識人如果有些言論不能在台灣發表的話，香港便成為他們出口發表的平台。職是之故，如果大陸以外的中華自由知識人希望建立海外平台，以發揮集思廣益的自由思想力量，往往也屬意香港。1960年代初，當余英時和一班同道在構思創辦以「海外中華」為重點的知識性刊物（後來變成為《明報月刊》）時，他毫不猶豫的建議了香港。 香港在維持和發展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的第二個特色，是不少離散到香港的大陸知識人，他們在支持憲政民主和自由的同時，和五四運動引發起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自由主義並不一樣，多堅持中華文明和自由民主是能夠共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1949年後離散到香港，嘗試在海外組成國共兩黨以外、政治上的自由第三勢力的不少領導人物，例如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草擬者張君勱和國民黨的資深成員顧孟餘等都是持上述的中道主張；另方面，同時期飄零到九龍桂林街，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創立的新亞書院，其教育和文化理想正是強調「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收看節目 ◾ 貝安德倡放權另設首相北部辦公室 前大曼徹斯特市長貝安德（Andy Burnham）勝出補選後，料最快於7月20日接任首相。他在首次公開演講中提出於曼城設立「北10號」辦公室，作為英國分權的神經中樞，旨在推動公共事業改革、再工業化及社區重生，並擴大對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的權力下放。他計畫在黨魁選舉後公布詳情，並已開始與公務員系統交接。此舉引發政壇關注，保守黨栢丹娜批評其為責任外判，改革黨法拉奇則憂慮導致南北對抗。...

到訪埃及之時，正值「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Museum, GEM）開幕不久，我自然也去了一趟，這是後話。除這座新館，開羅其實還有另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開羅埃及博物館」（Egyptian Museum of Cairo）。...

▌［狀態清寧］畫家簡介隱姓埋名。人在野地流放，心為香港流淚。祈求一日香港團圓。

With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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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看不見的手：自利如何促成公益亞當·史密斯最被引用的概念當屬「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許多人以為這個比喻在《國富論》裏反覆出現，其實不然，它在全書七十餘萬字裏只出現過一次，而這一次出現在第四卷第二章一個關鍵位置： 「每個個體……一般來說，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促進了多少。他偏好支持本國工業而非外國工業，只是出於自身的安全考量；他指導本國工業以求產品價值最大，只是為了自己的收益；他在這件事上，如同在許多其他事上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去促成一個本不在他意圖之內的目標。社會並不一定因為這個目標不在他意圖中，就受到較少的好處。透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往往比真正打算促進社會利益的人，更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利益。我從未聽說那些自稱為公共利益做生意的人，做出多少好事。」[1] 這段話解釋了一個古老的悖論：為甚麼一個沒有總設計師的社會，可以運轉得如此有條理？中世紀的歐洲人會說，因為上帝在背後安排；近代以前的中國儒家會說，因為聖王制禮作樂；亞當·史密斯的回答，則是市場本身有一種自我調節的機制。價格作為訊號，引導資源流向最被需要的地方；競爭作為紀律，逼使低效者退出、高效者擴張；自利作為動力，使人不必依賴別人的善心也能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看不見的手」由此包含兩個分量相當的元素：自愛（self-love）與競爭（competition）。自愛是推動每個人辛勤工作、思考、創新的內在動力，但僅僅自愛本身並不會自動帶來社會和諧；一個人賣假藥、賣劣質食品，也是出於自愛。所以競爭不可或缺：在自由市場上，自利者不止一個，他們彼此競爭。買家有選擇，賣家就必須提供更好的產品、更低的價格、更周到的服務；否則買家會走向他的競爭對手。一條街上不會只有一家賣電腦的店，香港的街市裏也不會只有一檔賣魚的；正是這種多樣的並存，逼使每一檔做出更好的東西。六、看不見的手不總是溫柔的：亞當·史密斯的另一面 亞當·史密斯這套理論在現代世界發揚光大。海耶克（Friedrich Hayek）、佛利民等二十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把「看不見的手」舉為反對政府干預、反對計劃經濟的旗幟；從戴卓爾夫人的英國到雷根的美國，從九十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到香港長期以「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自詡，這套思想塑造了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然而，把亞當·史密斯簡化為「市場萬能論」，是對他極大的誤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鄭重寫過：「想把史密斯看成純粹資本主義的鼓吹者，把他理解為主張完全依賴純粹追逐利潤的市場機制，這種努力是徹底的誤解。」[2]...

英國首相施紀賢周一宣布請辭，讓位予剛勝出補選重返下議院的貝安德（Andy Burnham)，貝安德已著手籌備改組內閣。此次國會補選結果，除了促使工黨黨魁中途換馬，也令右翼英國改革黨登頂執政之勢受挫。 上周五英格蘭北部Makerfield選區補選結果公布後，施紀賢雖仍口硬會留任，但多名工黨內閣大臣已認定他要下台，改由大比數勝出補選的貝安德接任黨魁兼首相。這是因為貝安德在補選中拿到55%選票，比英國改革黨候選人Rob Kenyon的35%多出整整20%，是明顯的大勝，令改革黨過去兩年在各個選舉中不斷攻城掠地的勢頭遭到重挫，令工黨議員相信，若由貝安德領航，工黨可毋懼改革黨挑戰繼續執政，所以在周末頻頻發功，游說施紀賢下台交棒。據媒體披露，施紀賢曾逐一致電黨內重量級議員尋求支持，獲悉大勢已去才於周一宣布將會辭職，僅留任至新黨魁誕生。 英國改革黨兩場補選均落敗 其實，貝安德順利贏得這次補選，並非全憑自身光環或工黨底蘊，首先是定位比英國改革黨更右的光復黨出戰，拿走了7%選票，攤薄了改革黨的票源，這兩個右翼政黨，在傳統上工黨主導的選區竟合共取得42%選票，其實相當厲害，反映奉行排外政策的右翼政黨上台執政確有現實可能，並非不可思議之事。 其次，左翼綠黨和中間定位的自由民主黨支持者都作了策略性投票，為了阻止改革黨勝選，寧願放棄自己政黨候選人改投工黨貝安德，兩黨在此次補選得票比率較兩年前的大選合共減少10%，貝安德多了這10%，而改革黨則被𠝹走7%，此消彼長下才有20%差幅大勝的最終結果，否則可能是45%對42%的險勝。無論如何，這個選舉結果為貝安德入主唐寧街首相府掃清了障礙。...

最近的倫敦經貿辦間諜案令我們有一種「梗有一個喺左近」的感覺，然而讀歷史就知道，間諜是現實政治的一部分。不信？請讀英國作家本‧麥金泰爾（ Ben Macintyre） 寫的一本非虛構間諜紀實作品，中文常譯為《間諜與叛徒》（The Spy and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