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大宗師》有一段很多人都讀過的話：「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莊子的意思，是與其在乾涸的泉底互相吐沫苟延，倒不如各自回到江湖，彼此忘記。年輕時讀這段文字，我只覺得是道家的灑脫。2020年以後重讀，滋味全然兩樣。江湖已經不在了，我們這些被拋上岸的魚，連相忘的機會也沒有，能夠做的，只有相濡以沫。

2020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實施之後，大批香港人被迫離開這個城市，其中不少是教書、寫作、做研究的知識人。有人稱這一代為「離散」，我寧願用「流亡」二字。移民可以隨時回去探親訪友，流亡者回不去，或者回去之後不知道還能不能再出來。我自己也是那年夏天走的，走得匆忙。大部分藏書都留在香港，包括業師勞思光先生那七冊《思光少作集》。到了英國，想翻查一段老師五十年代的文字，才知道手邊甚麼都沒有。這種遺憾說不上悲壯，卻是流亡者日常最具體的失落。

◾誰有資格代表香港的哲學？

離開之後，香港的大學仍有哲學系和課程。2024年，香港出現了一所「香港哲學研究院」，由政府、政協和商人以統戰為目的合力成立。我們這些唸哲學出身、在香港的大學教了大半生書的人，看見這個消息，悲憤莫名。一年之後，該院舉辦所謂國際哲學論壇，冠蓋雲集，對在香港默默耕耘數十年的哲學界卻完全不放在眼內。港大的分析哲學傳統、中大幾代人的工作，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以降在香港建立的思想傳統，在這樣的場合裏彷彿從來不曾存在。哲學被借來作為門面，替權力添一點文化的光澤。我在別處把今天的城市稱為「湘港」，因為它的聲音和內容都已經改變了，這所研究院正好是一個例子。誰有資格代表香港的哲學？是那些以統戰為目的的機構，抑或是那些仍然在思考香港、卻已不能在香港公開思考的人？

我們當然無能為力。研究院照樣開辦，論壇舉行，新聞如此報道。不過，無能為力和甘心沉默是兩回事。我近年寫《默存與噤聲》，花了很多篇幅去分辨兩者：默存是在不能說的處境裏守住自己的判斷，噤聲則是連判斷也一併交了出去。人在境外，再沒有法律和編輯那道濾網，若仍選擇噤聲，那就連默存的藉口也沒有了。勞先生在香港住了幾十年，書桌上除了撰寫哲學文章外，寫的都是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批評，他那一代人流亡到香港，是因為香港給了他們一張書桌，可以自由書寫。今天情勢倒轉過來，我們要離開香港，才能書寫香港。這是歷史對我們這一代香港知識人開的一個玩笑，也是我們不能推卸的責任。

◾寫給仍然掛念那個城市的香港人

香港以外，香港知識人並沒有放棄思考。我們已經不能在地討論和探索香港種種文化、歷史、社會和政治現象，但在自由之地，沒有理由沉默，更沒有理由噤聲。我們可以依據各自的學術訓練和經驗，繼續毫無顧忌地反省大家共同關心的課題。於是我們在東京大學哲學研究所內成立「香港哲學研究計劃」，讓關心香港的知識人有一個安全而自由的平台見面，無所顧忌地談論我們關心的問題。2025年11月，「計劃」在東京舉行第一屆研討會，我以〈香港哲學的可能性：在流亡、身份與普世追求之間〉為題作主題演講。那天出席的，有各地來的朋友、多年同事，有些是第一次見面。研討會以香港廣東話進行。兩天毫無顧忌以母語討論，共同晉食飲酒，重現當年的開懷境況，但也不禁唏噓。

計劃名稱中的「哲學」，並不限於學院派的哲學。我們所說的哲學，泛指以嚴格思考和理論根據去探討問題的取向。不論題目屬於哲學、歷史、社會學、政治學、文學還是傳播研究，只要願意追問根據、把理論攤開來讓人公開檢查，都可以成為哲學。蘇格拉底當年在雅典的市集裏和人辯論，從來沒有問對方是哪一個學派的。我在《香港已死？》裏寫過一篇〈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意思也在這裏。香港的處境，本來就不是任何一門學科可以單獨處理的。

《香港哲學叢書》是這個計劃的另一半。它的宗旨很簡單：在香港以外，由香港人為香港人出版有關香港的著作。這些書今天在香港幾乎不可能出版，就算印了出來，也沒有書店敢上架。《香港已死？》要在香港以外刊行，《默存與噤聲》列為叢書第二輯，都是同一處境的結果。這批叢書寫給誰看？寫給散居世界各地、仍然掛念那個城市的香港人；寫給留在香港、還願意找來一讀的朋友；也寫給將來的讀者，讓他們知道2020年之後，並不是所有香港人都選擇了忘記。

當然，我也提醒自己，不要把流亡浪漫化。薩依德早就說過，流亡首先是一種無法癒合的斷裂，把它說成創造力的泉源，不過是無奈的嘆息。我們在東京、在台北的聚會，人數不多，資源有限，研究計劃和叢書能做到多少，誰也說不準。泉水甚麼時候會回來，我不知道；莊子說的江湖，我這一代人大概看不到了。在這之前，能夠做的事情其實很少，彼此吐一點沫，讓身邊的人不至於乾死，如此而已。

2026年11月

流亡哲學人寫於新北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