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余英時回憶錄》得知，余英時是在1950年元旦，經羅湖橋踏足香港的。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余英時，原本只是趁寒假到香港探望親人，之後便要返回北京的他，卻在回程時因火車在石龍站發生故障，停留了數小時，就在那段時間，余英時毅然決定返回香港，與父母家人在一起。這決定大概影響了余英時的一生，也讓中華學術界栽培出一位思想史大學問家來。

香港的獨特性質

余英時最主要的學習方向、基礎及其知識人的風範，可以說是他1950至1955年年青時於留港時打下的。那5年的香港生活，余英時一方面在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學習，另方面，便是和大陸流亡到香港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他在回憶錄如是說：

「現在回顧起來，『香港』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用上了「最自由的社會」、「相當徹底的法治」、「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等字句來形容戰後的香港，可見香港對流亡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是非常的重要。

從前，我在研究戰後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時，提到1949年後到了台灣的中華自由主義者於共產中國的禁制下，在台灣保持了嚴復以來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認識戰後香港的情况，也許可以說，香港在保持和發展這命脈是同樣的重要，而且比起當時的台灣來說，更有兩個特色。第一便是香港比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更自由。因此，在台灣的自由派知識人如果有些言論不能在台灣發表的話，香港便成為他們出口發表的平台。職是之故，如果大陸以外的中華自由知識人希望建立海外平台，以發揮集思廣益的自由思想力量，往往也屬意香港。1960年代初，當余英時和一班同道在構思創辦以「海外中華」為重點的知識性刊物（後來變成為《明報月刊》）時，他毫不猶豫的建議了香港。

香港在維持和發展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的第二個特色，是不少離散到香港的大陸知識人，他們在支持憲政民主和自由的同時，和五四運動引發起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自由主義並不一樣，多堅持中華文明和自由民主是能夠共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1949年後離散到香港，嘗試在海外組成國共兩黨以外、政治上的自由第三勢力的不少領導人物，例如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草擬者張君勱和國民黨的資深成員顧孟餘等都是持上述的中道主張；另方面，同時期飄零到九龍桂林街，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創立的新亞書院，其教育和文化理想正是強調「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從新亞書院的奠基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講述了他來到香港後，到了新亞書院師從錢穆追尋學問，奠定了他日後在人文、史學知識上的發展和格局。後來，他強調，在「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取徑是通過與西方的比較以探求中國文化的特色：這顯然是受新亞教學宗旨的長期影響所致。」他於1955年在香港出版的《自由與平等之間》一書，既開宗明義肯定源自西方的社會自由和社會平等的價值和制度，同時又強調中華傳統思想在精神上也是包含和嚮往「和而不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自由平等價值。在《自由與平等之間》一書的最後一章，余英時提出了自由與平等的文化基礎，在肯定了自由平等理想性的永恆一面的同時，也不忽略它們在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脈絡中會出現的不同形態。

也許，在香港這個以華人為眾、以英式制度為主導、讓自由知識人「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的開放社會裡，如果條件配合，是很有機會在這中西薈萃的氛圍下，培養出具本地特色又出類拔萃的文化和制度成果的。新亞書院種下的人文精神、新亞研究所匯聚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而建立起當代新儒家的學统、以及余英時那「通過與西方的比較以探求中國文化的特色」的思想史的貢獻，如果沒有戰後香港社會這開放空間，大概是比較難想像。

余英時戰後在香港學習的5年，除了為他日後的學問打下堅實基礎外，他對反極權和推動認識民主自由的文化出版等活動，是非常的積極投入。2021年，余英時逝世後，台灣聯經出版社洋洋灑灑的出版了28册《余英時文集》，其中7集，是他1950至1955這5年在新亞書院問學之餘所寫的。當中大部分都是探索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等現代價值和政治現象的社會哲學，也有在更根本的層次討論文化哲學的《文明論衡》。可以說，這時期余英時的少艾之作，構成其整體著作頗重要的一部分。

《自由與平等之間》粗疏之處

自然，余英時這個時期的文稿，是不能代表他成熟時期的學術貢獻的。例如《自由與平等之間》儘管在當時是一本頗全面探討和介紹自由平等這兩個現代價值的華文書，而且在論點上也繼承了戰前中國自由主義者那社會民主論的主導思想，堅持政治自由之餘，也主張民選政府得有措施政策防止資本主義造成的貧富極懸殊。但如果我們細讀此書，還是頗有粗疏之處。

例如書中討論到Alexis de Tocqueville （托克維爾）時，余英時認為托克維爾是因為太側重政治自由而忽略了平等這價值，卻對托克維爾撰寫其經典著作Democracy in America （《民主在美國》）的寫作背景及其用心注意不足。托克維爾當時所處的法國經歷了1789年的大革命，先後受到革命激進主義血的洗禮和拿破崙歐洲大戰的殺戮，革命狂飆更不斷席捲整個歐陸，引來保王力量多次反撲，包括法國自身便一而再的出現王朝復闢。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托克維爾看到，主要由受清教徒信念影響的英裔移民群體組成，通過有限的獨立戰爭，脫離了英國祖邦建立起來的美國，於存在了半個世紀之後，儘管面臨不少問題，卻似乎成功地維持著一個穩定、繁榮、民主自由的新聯邦共和國。美國的經驗引起托克維爾極大的興趣，要深入實地研究這個劃時代嶄新政體的運作之道、成功的條件、以及其面對的根本挑戰，包括主導共和民主政體的政治平等如何面對可能出現的多數人暴政的威脅，以及美國奴隸制度下造成的内部張力等。1835年和1840年先後出版的兩册《民主在美國》，便是其成果。脫離了托克維爾的寫作背景及其用心，便很容易只是片面地了解《民主在美國》的主張和貢獻。

香港成重要空間平台

但一個20多歲的青年學子，以高度的熱情和努力，就著他對中華文明面對現代性挑戰所產生的大課題，在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自由社會中，無所顧忌地憑著知識人的良知進行探索和提出主張，這既反映余英時的學術人格及用心，也從側面看到香港當時可以是個甚麽樣的社會。

我們閱讀余英時的回憶錄及他1950年代在香港撰述的作品時，很可以看到當時離散在外的中華知識人在香港成立了不少出版社和出版了不少刊物。其中的目的顯然是要針對共產中國的政策和意識形態，以及宣揚民主自由甚至傳統思想的價值。在那冷戰的年代，這些活動及當中的活躍人物受到來自美國或台灣國府的支持，並得到港英當局的通容，我想是不能排除的事實；但這同時也讓戰後香港给中華自由派知識人一個重要的空間平台，延續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也間接豐富了香港的自由傳統。

余英時更身體力行，在問學之餘，非常積極參與上述的出版文化工作。他在盡力寫作之餘，更與同道成立出版社，其中他這時期的《文明論衡》和《到思維之路》這兩本書，便是由他有份創立的高原出版社出版的。他更參與了多份刊物的編輯工作，包括出任在1952年成立，日後對香港年青人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深具影響力的《中國學生週報》首任總編輯的位置。

余英時在回憶錄裡對這段時期的情況，從他的角度出發，是有頗詳細的描述的。我相信，如果我們對這個時期中華自由派知識人如何利用香港的環境繼續其自由思想的發展作出深入和詳盡的研究，將會加深我們對戰後中華自由思想發展的認識，也能夠讓大家更明白，香港的自由傳統是如何在結合了中西的各種文化元素後，逐步發展出來的。

深受中華自由派知識人影響

我這一代在1950年代出生，1960至1970年代接受教育的香港人，在成長的階段，實在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戰後這些中華自由派知識人所影響。年青時我所接觸到年齡比我長5至15年的文化先輩，幾乎無一不曾受《中國學生週報》薰陶。小時候我也有閱讀《兒童樂園》的經驗。而這兩本雜誌，都是由這批南來的文化知識人成立的友聯文化企業出版。我頭一次閱讀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便是友聯出版的。其負責人之一的司馬長風先生及不少南來自由派知識人，在當時報章上發表的專欄文章，也是我經常閱讀的。司馬長風先生和不了文化先輩，在我於1970年代後期接手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合辦的青年文學獎時，他們都很樂意出任評判，鼎力支持。當我們要出版青年文學獎得獎文集時，找來印刷書籍的達道圖書印刷公司的老闆，竟原來也是跟友聯企業稔熟的人。

上述我的個人經歷難免零碎，卻也反映出文化承傳是不斷在進行的。中華南來自由派知識人在戰後如何通過香港進一步探索其思想及文化價值，他們的努力又如何反過來豐富了香港的自由開放傳統，肯定是個有意思的課題，希望以後有機會詳細研習一番。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