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9年出生，到2020年7月18日離開香港，自願流亡者，生活在香港71年。之前陳述唐先生與勞先生所談那個中國世界，我以前一直認為，除了從歷史和小説得悉，與我毫無關係。我們曾在2019年前這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中生活，對外面發生種種大事，譬如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共國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還有韓戰和越戰，都與我們似乎無關。

痛苦在於醒覺

一直以來，香港深受英國殖民地政府保護，我們經濟發達，又有自由與法治，可以為所欲為，此地就是個樂土。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借來，有借就有還，如今我們要償還。償還方法，就是清醒過來，發覺自己在香港多年，對於以往老師所講，尤其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仍處於相當幼稚與浪漫之心態，一直沉浸在大中華主義、民主救中華、「香港好則中國好」等思想，我們妄想應該利用香港的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故必須接受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鄧小平說五十年不變，其時我們覺得最重要，然而，五十年之後又當如何？我們當時認為，不是中共國影響香港，而是香港影響中共國。香港為中共國帶來自由、民主、法治，令中共國變成美國。在此前提下，我們接受《基本法》以及中共國施捨給我們之自由。最終，一切都是騙局。我們的痛苦，就在我們生活於虛假之中如此多年，而且，我們這群人，在世界上從未被人放過在眼中，無論是唐先生還是勞先生、英國人抑或中共國人，都不放我們在眼內，我們於政治上毫無意義。這是我最大感受。

我並非不參與政治，但比較低調，低調之中，我常與朋友分享以上見解。這些朋友，不少如今已身陷囹圄，不過未被判刑。

2014年雨傘運動，予我最大意義，就是否定勞先生所批判，香港年青人不關心香港政治這個斷言。今年同為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十年，前者成功而後者失敗。七十九日雨傘運動是種很奇怪的現象，它是用借來的時間去實現某種烏托邦之存在。同時間，我們又知道，這個烏托邦將會迅速消失，注定失敗，彷彿不可扭轉的命運。因此，香港人在2014年時，就知道我們如同希臘悲劇般，命運絕不改變，無論是雨傘運動時和平反對，抑或2019年武力抗爭，做什麼也沒有用。中共國自始至終，正如勞先生所說，絕不會給予我們民主與自由。香港人其實很和平，要求很低，我們並非要求改革，更不是果真企圖革命，而只不過要求你答應給我們的選舉與制度，就要實現，結果你出爾反爾，一再欺騙我們。

1980年代，中共國相當貧窮，鄧小平知道要利用香港經濟，推動中共國經濟發展。發展之後，如今原形畢露，香港對中共國再無用處，反而還隱含上述顛覆其政權之虞，因此，香港不止再無用處，更不應再存在。因此，他們開始大力扼殺香港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新聞自由。我在2022年在香港出版《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一書，初版很快售罄，想再版，但某時《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相繼被政府查封，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扼殺，《我城》在港再版已經不可能，最終改為於台灣再出版。

2019年11月12日，中文大學變成戰場，香港警察發射將近四千枚催淚彈入中文大學，當日晚上我到場視察。我生活於此五十餘年之地，為何會變成這樣？我為此撰文，寫下我所思所想。我當時斷言，香港已死，香港已不再是Hong Kong，而只是Xianggang，正如北平變成北京般。現在香港已是「謊言即真理，強權即民主，服從即自由，人治即法治，吃喝玩樂即太平盛世」。這個將兩種互相矛盾概念相等的句子形式，當然是借用自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香港已從過去唐勞二先生所講，最自由之地，變成完全不自由之地。

自我流亡

《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一書，其封面照片，是我於1997年香港剛回歸時拍攝，當時我仍憧憬未來香港將如何美好。然而，相當諷刺，這張照片最終成為這本書的封面，這本書不能在香港出版，且出版之日，正好是李家超履新，成為香港第五任行政長官的2022年7月1日之書籍。這個警察，連大學都沒讀過，卻在統治香港，且同時是七所大學的校監。

當然，不待此時，我早已知道絕不能再留在香港，尤其是我的言論與出版，絕不容於此地，故2020年香港國安法確定後，自知不能在此不自由的地方生活，便離開這生活了70年的家，自我流亡。

2023年時，我發表另一本書，名為《山城滄桑》，封面照片所攝景色，是我最愛的中文大學，結果它如今變成若斯模樣，令人不忍卒睹。我認為中文大學校園是全世界最漂亮之地，有山、水、湖泊，我敢斷言，台灣每個學院都比不上中文大學，中共國內亦然。但如此漂亮之地，我不能再回去。我回不去中文大學，亦回不去香港，而中文大學與香港自身，也回不去，回不去從前。這是個悲劇。

《山城滄桑》這本書被逼在台灣出版，而我早就知道，台灣人對這本書大概不會感到興趣。正如若我寫輔仁大學或清華大學的滄桑，恐怕香港人亦由於沒有共鳴，而不感興趣吧？因為這本書，本來就不是寫給台灣人看。這本書至今已出第三版，大概都不是台灣人買，而是全世界香港人，以及中文大學校友。這本書的意義，正如白色恐怖紀念館，在於留下記憶，保存歷史，還原真相，告訴後世人，此地曾發生何事，而我們身為流亡者，又應該及可以做什麼。

我常常說，我們香港人如今全部都是流亡人。然而，儘管同樣是流亡，卻可以分為「無家的自由」與「有家的悲憤」。我知道如今香港還有很多人，經歷過雨傘運動與香港憲法保衛戰後，心中依然不服氣。我們有沒有辦法改變現狀？大家身處自由世界，不清楚白色恐怖為何狀，但若你在白色恐怖裡，你就會知道。

我來台兩年，坦白說，教學並非最重要，主要是來希望我的兒孫、學生、朋友能到台灣見面。如今香港與台北每日有二十班飛機往來，我不少朋友專程從香港來台探望我。這就是我的流亡態度。

無家的自由與有家的悲憤

談到流亡，則又不得不稍為分疏流亡、放逐、移民三者分別。每個人都有自由離開某地，前往其他地方定居，譬如1989年及1997年時，香港人大規模移居英美澳加，後來見局勢無恙，又回流香港，這就是移民。移民是來去行止的權力在我不在人；放逐則是，你犯法被逮捕，失去人身自由，沒有權力決定自己居於何處，而如同雙陸象棋，受人擺佈，任意遷移；流亡則是介乎兩者間，一方面，你仍有權力選擇去留，決定去向，但另一方面，你這個選擇與決定，一定程度受外在因素影響，不完全由你意志控制。譬如我是因為香港不再允許我自由思考及發表意見，在種種原因下，遭到政治逼害，我就走，我自願離開。但自願離開並非不希望回去，只是回不去。在此方面，唐勞二先生與我相同。

過去台灣，亦如現今香港般，不允許自由思考及發表意見，當時有所謂審查制度（censorship）。1983年，我任教於東海大學，其時上課，學生會「提醒」老師不應有某某言論。這些事，在如今民主與自由的台灣，當然不再可能發生。大家必須牢記，自由絕不可放棄，不要聽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謊言，相信一國兩制，這些全部是胡謅亂吹。你相信他們，自由的台灣便不再存在。

1970年代，我在德國就學，其時德國尚有台灣人，其中大少人都反對國民黨。當中有位朋友，來德多年，一直都未畢業。我問他，為什麼不趕快完成博士論文後畢業呢？他淡然回答說：寫完博士論文後，我去哪？那時我不明白，這句說話有多可悲，如今我已明白。當時我取得學位，香港是我家，我回去。如今卻反過來，輪到我有家歸不得，這個家已被毀滅。或許很多人會以上述唐先生所說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安慰我，然而，這的確只是安慰，「我心安處是吾家」，果真可能嗎？家，不止是心理上自我肯定，亦牽涉其他事物與關係，例如你的記憶、過去、多年所建立人際關係等等。我如今住在新竹，新竹很舒服，清華、新竹、台灣都很好，但不是我的家，所以我不希望留下。

流亡，就是已沒有家，沒有家所以自由，這就是「無家的自由」。但香港問題卻遠較此為複雜，因為香港人不是沒有家，只是這個家已被毀滅，與2019年前的家，已完全不同，故而我們同時具有「有家的悲憤」。無論我們如何自欺欺人，粉飾太平，都無改香港已非Hong Kong的事實，這就是我們當前香港流亡者痛苦與悲哀之處境。

總括而言，唐勞二先生並非香港出生，而我出生於香港，與出席講座的大部分出生於台灣的人一樣，如何理解以及保護本土，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曾經努力保衛，亦發現自己做錯信錯，自始至終都被一國兩制之說欺騙，最終釀成悲劇。這就是我對現今香港之看法。

( 註 : 本文為 《三代流亡哲學學者與香港：唐君毅、勞思光、張燦輝》流亡哲學人講座系列之內容撮要 )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