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前後出生、1960-70年代於殖民地香港成長的一代，是香港從移民或難民社會發展成國際開放大都會的第一代本土香港人。

他們大多數在香港土生土長。當中那些就是在中國大陸出生，因為政治、經濟、家庭團聚等不同理由，於孩提時便已來到香港定居的，也多是視香港為家。他們的身分認同和對社會的關注及參與，和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父母輩並不相同，且很明顯地是愈來愈以香港為中心，並在中西薈萃的環境下，希望將這個現代城市，變成他們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這大概是戰後現代香港本地意識開始萌芽和發展的第一代。

對現代自由思想信服和支持的一代

當然，由於文化、地緣、政治、經濟、血緣或家庭等種種背景原因，香港是不能避免地受到來自中國大陸以及殖民統治者英國的直接影響。其中以下兩方面的影響，對戰後成長的這一代香港人，特別是在知識和輿論界，是很明顯的。

首先，他們在成長時是很受到因避秦南來的父母輩和知識人的影響，對極權和威權統治，多是很有戒心。他們儘管因為文化影響並不曾懷疑自己的華人身分，但對國邦民族的認同，卻是和一時一地的統治政權區分開來的。加上那時全球正處於冷戰，殖民統治者英國是西方資本主義自由世界重要的一員，對屬於共產主義陣營的新中國，自然也是多方防範。這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香港戰後一代不少成員的世界觀。

其次，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對民主科學的追尋，對這一代的香港人，特別是好學深思、關心時局和人文精神的那一群，是很有吸引力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南來的中國知識人不少在戰前於大陸政界或知識界是有份量的自由思想者或反極權的人文學者，他們的思想和學問，在那個時候是直接影響香港的。另外，戰後一代的香港人在正規教育上 （特別是在大學）、西方流行文化上甚至在專業發展上，往往是直接受到殖民統治者英國的和西方的自由思想傳統和制度薰陶的。加上在香港那時相對寬鬆的環境下，這一代的香港人，可以同時看到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被禁或受管制的關於自由民主等的中外著作，因此，不少這一代人，像我在上個月在本欄撰寫的〈香港戰後的自由開放傳統：讀王耀宗自傳想到〉一文中提及的王耀宗教授一樣，對現代的自由思想很是信服和支持的。

Karl Popper對當代知識人的影響

在芸芸的20世紀西方自由思想家中，Karl Popper （波柏爾）是其中對這一代不少香港知識人和政治社會行動人頗有影響力的一位。我個人的觀察認為，波柏爾的思想很能影響這些香港人，粗略說來，是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是波柏爾的政治和哲學思想所關懷的課題，對成長中的戰後新一代，在知識上和安身立命上的追尋，既是有不少契合之處，其論據和內容，又有強大的說服力。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範疇。

第一，對極權政治思想的批判。波柏爾1940年代的名著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這方面的經典。第二，以falsifiability thesis （能否證偽論）作為區分科學和教條思想的論斷。波柏爾1960年代出版的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猜想與否證：科學知識的增長》）在這範疇中我認為是最可以參考的。第三，以 critical rationalism （批判理性論） 為基礎，通過分權防止暴政的自我修正制度，加上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點滴的社會工程） 進行改革策略所建立的自由民主觀。他晚年1990年代出版的All Life is Problem Solving（《生命就是解決難題》）還在念兹在兹的反覆論述著這些觀點。

另一方面，波柏爾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兩個重要門生，Joseph Agassi（艾格思）和 I C Jarvie （賈維），在1960年代初開始，曾先後在香港大學哲學系任教，並引用過波柏爾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於1969年編輯出版了研究戰後香港社會的專著 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香港：一個過渡的社會》）。賈維後來在1970年代，也出版了反映香港電影及從中透視出香港社會特色的專書研究 （見 Windows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透視香港之窗：香港電影工業和香港觀眾的社會學研究》）。這些著作關注的一個重點，正是要觀察和分析，戰後十多二十年來的香港社會，是否正從一個以華人移民或難民為主的殖民地，逐步發展為一個現代的開放社會。

我上文對戰後香港成長一代人的社會分析，雖然是根據了不少我自身的體會，但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艾格思和賈維的社會觀察和理性分析所影響。他們兩位在這個時期於香港大學進行的教學和研究，對波柏爾思想及其方法論在香港的應用和傳播，我想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波柏爾思想蹤影處處

以我個人成長的經驗來說，在我讀高中的1970年代中左右，便接觸到波柏爾的思想。當時我有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學求學、很愛閱讀的兄長，我們家中有不少藏書。我就是在兄長的藏書中，閱讀到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者殷海光關於思考方法、民主自由以及展望中國文化的作品。在殷先生的著作中，對他影響最大的當代西方思想家，早期是 Bertrand Russell（羅素），後期便是Friedrich Hayek（海耶克）和波柏爾。我正是受殷海光秉承五四運動對科學民主的熱切追尋，以及他生前不畏當時管治台灣的蔣介石黨國威權壓迫的風骨所影響，開始認真研讀包括波柏爾在內的自由思想。

大學畢業後，在1980年代初，我有機會在一家雜誌社碰上剛認識的學長王耀宗。當時我正在閱讀波柏爾的《猜想與否證：科學知識的增長》。王耀宗看見了，便在我面前大讚這本書。後來我知道，他當時已翻譯了不少波柏爾的文章。希望有一天，王耀宗能把這些譯文整理出版，並系統介紹波柏爾的自由民主思想。

1980年代初也是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的日子。那時候，我們一班關心社會的香港大學畢業同學，組織了論政團體「香港論譠」，希望透過輿論，介入香港前途的討論和影響有關決定。在我們這班志同道合、關心香港的好友中，其中一位後來當上了資深大律師的，當時便是十分推崇波柏爾的思想，並組織了讀書會，細心研讀波柏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在中英兩國簽定《中英聯合聲明》，承諾1997年起在中國主權下的香港，將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後，當時參與社會運動，並開始積極參政的香港民主派領袖中，有好一些我認識的，都是欣賞波柏爾的思想。他們其中一位曾經對我說，他正是接受了波柏爾的點滴社會工程觀點，所以參政時，特別強調要通過體制內的改革，在香港實現民主與公義。

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那烏托邦社會工程所帶來的浩劫後的中國，在開放改革政策下，提出了保留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和普通法制度，並實行「一國兩制」，這是中國共產黨當時向點滴社會工程的一大轉向。

推崇波柏爾的黃宏發老師

論政之餘，我於1980年代初至中，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院修讀哲學碩士課程。當時在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的老師黃宏發，便是大力推崇波柏爾的知名學者。在校園內，我們不論是上課、聊天、學問交流、月旦世局和時事，波柏爾的思想都是重要的參照點。

宏發老師後來更參與政治選舉，在1995至1997年成為香港立法局主席。他的政論和他在處理議會議事規程的事務上，便很有波柏爾的批判理性精神，強調議會是討論尋求共識、從不同角度審視和挑戰政策倡議的場所。作為立法局主席，他特別重視其不隸屬任何政治力量的獨立地位，高度堅守程序公正，不讓政治上任何一方把議會變成一言堂。他相信自由理性的辯論，能增進對政治和政策議題的認識，在議會中通過試錯證偽的求真方法，去蕪存菁地尋求良政善治，並認為選擇防止濫權又能自我修正的制度，比選擇誰是好領袖優先得多。

宏發老師1964至1967年在香港大學修讀學士課程時，正和艾格思和賈維這兩位波柏爾學生在香港大學任教的期間重叠。據宏發老師說，他對波柏爾哲學思想感興趣，和艾格思及賈維沒直接關係。但艾格思及賈維當時的一些港大學生，例如前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據知是經常提到這兩位老師的。也許波柏爾的思想和知識方法論，通過艾格思和賈維的努力，在當時的香港大學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啟發港人　豐富自由傳統內容和實踐

波柏爾1969年在倫敦經濟學院退休後，繼續筆耕和論述不斷。他證偽論的科學哲學觀後來在學理上雖然受到眾多的挑戰，尤其是提出 paradigm shift （範式轉移論）的 Thomas Kuhn （庫恩）那本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科學革命的結構》）問世後，學界不少人認為，科學理論的推翻與否，其過程牽涉的因素，比波柏爾證偽論所論述的，要複雜得多。儘管如此，波柏爾仍舊被公認為是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

1987至1994年，我因工作關係身處英倫。後來發現波柏爾退休後在南倫敦的住所，距離我家門約只是30至40分鐘的車程。我知道不少香港推崇他的人，不時都會到波柏爾家登門造訪，談學問道，討論時局。我自問學不成才，不想冒昧不請自來，浪費了哲人的寶貴時間。1994年波柏爾辭世，我想受他思想影響的不少香港人，至今還是很感謝他的。

當然，上述的個人經歷和觀察難免片面，更不能因此下結論，說波柏爾論述的開放社會、他主張的批判理性、他推崇的問責政府、公民責任、防止濫權為中心的民主觀，曾經成為過戰後香港自由傳統的主導思潮。但我想他的哲思和理論，在相當程度上，既啟發了不少香港人，也豐富了這個自由傳統的內容和實踐。這大概應是不中不遠之論吧。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