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前後出生、1960-70年代於殖民地香港成長的一代，是香港從移民或難民社會發展成國際開放大都會的第一代本土香港人。 他們大多數在香港土生土長。當中那些就是在中國大陸出生，因為政治、經濟、家庭團聚等不同理由，於孩提時便已來到香港定居的，也多是視香港為家。他們的身分認同和對社會的關注及參與，和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父母輩並不相同，且很明顯地是愈來愈以香港為中心，並在中西薈萃的環境下，希望將這個現代城市，變成他們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這大概是戰後現代香港本地意識開始萌芽和發展的第一代。 對現代自由思想信服和支持的一代 當然，由於文化、地緣、政治、經濟、血緣或家庭等種種背景原因，香港是不能避免地受到來自中國大陸以及殖民統治者英國的直接影響。其中以下兩方面的影響，對戰後成長的這一代香港人，特別是在知識和輿論界，是很明顯的。 首先，他們在成長時是很受到因避秦南來的父母輩和知識人的影響，對極權和威權統治，多是很有戒心。他們儘管因為文化影響並不曾懷疑自己的華人身分，但對國邦民族的認同，卻是和一時一地的統治政權區分開來的。加上那時全球正處於冷戰，殖民統治者英國是西方資本主義自由世界重要的一員，對屬於共產主義陣營的新中國，自然也是多方防範。這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香港戰後一代不少成員的世界觀。 其次，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對民主科學的追尋，對這一代的香港人，特別是好學深思、關心時局和人文精神的那一群，是很有吸引力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南來的中國知識人不少在戰前於大陸政界或知識界是有份量的自由思想者或反極權的人文學者，他們的思想和學問，在那個時候是直接影響香港的。另外，戰後一代的香港人在正規教育上 （特別是在大學）、西方流行文化上甚至在專業發展上，往往是直接受到殖民統治者英國的和西方的自由思想傳統和制度薰陶的。加上在香港那時相對寬鬆的環境下，這一代的香港人，可以同時看到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被禁或受管制的關於自由民主等的中外著作，因此，不少這一代人，像我在上個月在本欄撰寫的〈香港戰後的自由開放傳統：讀王耀宗自傳想到〉一文中提及的王耀宗教授一樣，對現代的自由思想很是信服和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