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和中國内戰後的香港，在上世紀下半逐步發展成為遠東地區深具特色的自由開放國際都會，除了得益於我早前在本欄提及的英式自由專業制度和實踐外，也很受戰後從大陸離散到香港，理念上反極權、教育上堅持人文傳統的知識人的影響。

在這氛圍下成長的戰後第二代香港人，他們以香港為家，接受香港式的現代教育，受惠於香港經濟起飛和中西薈萃的環境，於管制相對寬鬆的情况下，承接和發展了戰後香港自由開放的傳統。

前香港嶺南大學的王耀宗教授，退休後寫成的自傳《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對這一代香港知識人這方面的經歷和努力，從他本人的視野出發，有很多切身卻又反映時代的論述。

著名政治和自由思想學人

王耀宗生於上海，1959年8歲時偷渡到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1970年通過了由牟宗三主持的面試，進入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修讀哲學。1974年在何秀煌指導下，研究西方著名反極權的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波柏爾）的思想。他1976年完成撰寫《波柏爾的知識論》論文，取得哲學碩士學位。畢業後他和太太分別往英、法兩國遊學。在進入大專院校任教前，王耀宗服務於文化傳媒界，其後取得澳洲昆士蘭大學政府學系哲學博士學位。2017年，王耀宗從香港嶺南大學退休，退休前是該校的協理副校長。

王耀宗是我的師兄輩，是香港著名的政治和自由思想學人。除了學術著作外，他還經常為報刊撰文，出席傳媒時事節目，月旦世局、政局和公共事務。

從自傳中得知，他早年深受魯迅和胡適影響。中學時已在報刊發表文章，並開始閱讀波柏爾的名著。碩士畢業前翻譯了8篇約十萬字波柏爾的著作。67暴動時，王耀宗有同學被炸彈炸死。大學時出任學生會幹事，參與了1971年香港的保衛釣魚台運動。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時，他成為了由知識人和社運人組成的太平山學會的創會成員，嘗試參與塑造1997後香港的政治前途。64事件後，他和不少同道在香港恢復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設立的民主大學，出任復辦後第一年的校長。

英式殖民下的公民覺醒

我在討論英式自由專業傳統對戰後香港管治時提到，儘管該傳統讓香港相對自由，卻未能在公共空間和公權力上讓香港人積極參與，因此殖民香港的個人自由在政治上是缺乏足夠保障，在實踐上是不完整的。

從王耀宗的自傳中，我們看到，這些以香港為家、在中西薈萃的環境成長的戰後第二代知識人，從60至70年代開始，便積極通過不同方式參與和介入公共事務。這可以理解為他們希望糾正英式殖民自由專業傳統的不足的公民覺醒。

王耀宗說，他自己對知識追尋的熱情遠大於參與社會和政治運動，所以後來便努力集中於前者，逐漸淡出直接行動。無論如何，1960至70年代開始的香港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以及1990年代隨著1997回歸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及普選的承諾，香港政黨政治和公民社會蓬勃興起，構成了港式自由傳統另一個重要環節。

人生的意義是不假外求的

從《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中看到，在學問追尋上，王耀宗是同時受到當時南來20世紀新儒家等知識人和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直接薰陶的。他自傳中提到在香港中文大學如何受教於牟宗三、唐君毅、劉述先、唐端正、霍韜晦、何秀煌、勞思光諸先生。他也提及許冠三對他和何俊仁的影響。自傳更附錄了悼念牟、唐、勞、劉幾位師長的文章，可見他這代香港知識人的自由人文思想，和上一代這批中華知識人有著不少的承傳關係。

不過，在自傳中，王耀宗直言，他最終安身立命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在自由主義，而這方面最影響他看法的，是波柏爾、Hayek （海耶克）和 Russell （羅素）。他在自傳中提到最多的，是波柏爾思想對他的影響。

王耀宗說，他高中時對人生意義產生了困惑。後來他在細讀波柏爾的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的最後一章 “Has History any Meaning?” (〈歷史有意義嗎？〉) 時，讀到波柏爾說，歷史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你為它賦上意義。波柏爾這番話啟發他想到，生命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你為人生賦上意義。這啟悟讓王耀宗明白到，人生的意義是不假外求的，靠的是個人自己能否樹立個人的主體性和自身的價值。波柏爾的啟發促成王耀宗在大學二年級時寫下了以下一段文字：

宇宙雖大，雖闊，卻是荒蕪冰冷無情；我能大笑，大躍，宇宙能嗎？人有悲歡離合，朋友遍天下，歡樂滿人間的感受，宇宙有嗎？人有憂患，能創造，能思考，宇宙能嗎？由於我的存在，宇宙才顯得其綽約多姿；由於我們心靈意識的出現，宇宙才變得多姿多采。如此道了，解決宇宙之謎也不就是我們？

王耀宗上述的認識，和 Arendt （鄂蘭） 在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過去與未來之間》) 以下的觀察，我想是共通的：

人生有限，是和以下這事實分不開的：個人的生命從出生到死亡，都是一個個能識別的人生故事。這人生故事超出了生物性的生命……當人追尋目的，在毋須人力便存在的土地上耕耘，駕馭自然流動的風力使人能在水上航行，在不停滾動的海濤上破浪前進，人便是在衝破自然界無意義的外在動力，在個人自身經驗中尋求目的。當古雅典劇作家 Sophocles （索福克里斯）說，沒有比人讓人更敬畏的事物時，他接著便以人的有目的意義活動為例，指出這些活動正是干犯自然，但如果沒有既生且死的人這樣做，自然不論是靜是動，它只能是外在地、無聲無息地周而復始的存在。

公權必須有制衡

自此之後，王耀宗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個人價值的尊重和認識。

王耀宗將自由主義視為他安身立命的世界觀時，提出了以下的看法。首先，他認為自由主義是立基於個體主義的。社會、國邦、階級等集體概念都是抽象名詞，最終都得化約到具體有血肉的個人身上。

因此，就社會而言，個人應通過契約以界定公民和政府的權限及責任。王耀宗進一步認為，人在自主自由的環境下，多會發展潛能，並相信人的傾向較多是善良的。在制度方面，他同意集權使人腐敗，公權因此必須有制衡。和不少自由主義者一樣，王耀宗認為人是理性的，相信歷史應是進步的，通過「試錯」 (trial and error) 等的科學方法，是可以尋得真理的。

深入觀察香港的學者

王耀宗這深受波柏爾啟發的自由思想，在我們成長的年代的香港知識界是頗有影響力的。他說他是通過戰後在台灣的自由主義者殷海光的著作，接觸到波柏爾思想的。我和王耀宗一樣，也是通過殷海光而注意到波柏爾、海耶克和羅素等自由思想家。波柏爾在倫敦經濟學院退休後，住在倫敦南部。1980年代後期，我也在倫敦居住，不時得悉有不少香港仰慕波柏爾的知識人，到他府邸拜會他。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課程時，老師黃宏發對波柏爾的思想便十分熟悉和推崇。他的教學、文章以及後來的議會工作，都有不少波柏爾的影子。宏發老師在1960年代就讀於香港大學。波柏爾的兩個得意門生， Joseph Agassi （艾格思） 和 I C Jarvie （賈維）於差不多的時代，曾在港大哲學系任教。不知宏發老師在港大時有否受他們影響？

艾格思和賈維更曾引用過波柏爾的方法論，於1969年出版了研究戰後香港社會的專著 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香港：一個過渡的社會》）。書中還有引用了當時在崇基學院任教的勞思光的文章，談中華文明如何吸納西方思想的問題。賈維在書中對67暴動的分析，我覺得到今天還有參考作用。他們不但是科學哲學家，在香港時更是深入觀察香港的學者。賈維後來對香港電影也有研究。

這些西方的自由思想家在香港時如何影響和豐富戰後香港的自由傳統，我想是一個有待開發、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希望日後有機會跟讀者再談。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