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從五四到今日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我在中文大學講授《與人文對話》的最後一次。切入彌爾文本之前，先看一張一百零二年前的圖片。一群北京大學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高舉旗幟，吶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百年前的五四，到今天的香港，這條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今天讀彌爾，所讀的不只是十九世紀的英國紳士，還有我們自己的處境。這便是課堂真正的開始。 彌爾在一八五九年寫下《論自由》（On Liberty）[1]時，未必能料想他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東亞會以如此切身的方式重新逼問我們，但他確實預言了這一點：自由與權威的張力，將在更為文明的時代以新的條件呈現自身，必將成為「未來的核心問題」[2]。 一、彌爾與《論自由》的時代脈絡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