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辯論，一如所料移民議題成為重點的討論項目。不過，出現的方式有點奇怪，甚至成為了辯論後被瘋傳的內容：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說，在俄亥俄州的春田市，來自海地的移民在偷鄰居的貓狗烤來吃。這件事當然不是事實，但也揭示了移民作為政治議題的一些重要邏輯。 慘劇被當政治工具俄亥俄州是美國的傳統工業州份，曾經一度沒落，近年有重新振興之勢。海地移民聽到春田市有工作機會，口耳相傳紛紛湧至，估計過去數年來了超過一萬人。 他們都是合法移民，努力工作改善生活；不過因為人數真的太多，整個春田市的人口忽然增加了四分之一，形成了各種生活壓力，也出現了居民和移民之間的矛盾。早前一名十一歲兒童於一宗交通意外喪生，海地裔司機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社區矛盾變得更為尖銳。 就在這個時候，傳出「移民偷鄰居的貓狗烤來吃」的傳言，並被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拿來在演說中當作案例，並被特朗普在辯論直播中提出。畢竟事件十分敏感，辯論主持立即澄清當地政府官員已表明並無此事，然而特朗普繼續辯稱「但是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人這樣說」。本來堂堂總統候選人，好像無知路人一樣拿電視上看到的片段當證據已經十分荒唐，何況身為公眾人物在緊張的社會氣氛下為偏見助燃更是不負責任；辯論後春田市收到34宗的炸彈恐嚇，學校被迫改為網上授課。 同為共和黨籍的俄亥俄州州長表示，移民政策是嚴肅問題，他在這方面對拜登政府也有不滿，但認為散播謠言無助解決問題，反而會模糊焦點。他說這時候煽風點火沒有好處，並對特朗普和萬斯一再重覆謊言表示失望，認為他們的言詞傷害了春田市和當地人。最初在社交媒體貼出質疑的網民表示後悔，交通意外中喪生兒童的父母要求政客不要再拿孩子的悲劇當作政治工具。 移民就是原罪春田市的事件發展至今固然可悲，然而移民議題被拿來政治操作卻是長久以來的問題，而且有自己一套的邏輯。 首先，散播謠言的人並不真的關心真相。在萬斯首次拿海地移民做文章之前，當地官員已通知了他謠言並非事實，但他 還是繼續說下去。到了第二天，他又說：「就算可能謠言最後被證明是假的，但你知道什麼是真的？傳染病在上升！」於是當地官員又要再花精力解釋傳染病其實沒有上升。這不是說當地社區沒有問題，人口急升當然會帶來問題，但解決問題要制度配合，然而排外政客明顯只想製造更多矛盾。 因為真相在排外政客面前不重要，只要對方是移民就有原罪，這樣也打破了許多人以為只要「當一個好移民」便可以避開歧視的想法。排外政客聲稱不是反對所有移民，只是反對「非法移民帶來社會負擔」，然而春田市的海地移民是合法而且努力工作，州長還肯定他們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但只要排外政客有機會炒作議題，各種貢獻都可以被瞬間忽視。 不存在的「好移民」想當一個「好移民」？在排外政客的邏輯中，你是永遠沒可能做得到的：你不工作，你就是虛耗社會福利；你努力工作，你就是搶走本地就業機會。你不工作也不拿福利，只靠自己帶來的積蓄過活又如何？抱歉，你的存在就佔了空間，房價上升的責任就要算到你的頭上。真正會被接納的「好移民」是不存在的，那只是排外政客用來騙自己又騙別人的遮醜布，在移民社群中製造分化，以免他們團結起來爭取權益，誰真心相信便是中伏了。 相對於當一個「好移民」，不如當一個「好公民」。關心時事，多理解問題背後的原因，捍衛自身權益，才是在一個民主社會當中最大的貢獻。 說回春田市，美國輿論界分析，特朗普和萬斯挑起移民議題的後面可能有更深一層的政治計算。首先，他們不見得真的關心邊境問題，因為本來由共和黨眾議員提出增加邊境管制資源的法案，拜登和賀錦麗都同意了，反而是特朗普要求眾議員調頭轉為反對，免得對手有機會在任內得分；而他們樂此不疲的把春田市說成是人間地獄，不理當地共和黨同僚的反對繼續火上加油，很可能是他們不想傳媒注意力轉移到對他們不利的範圍，例如墮胎和醫療保健。換句話說，這個美國中西部的小城市，成為了他們政治操作的犧牲品了。 ( 圖 :Gage Skidmore@ Creative...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離散對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衝擊，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最近跟幾個不同的移民家庭會面， 他們來自不同地方，過往在家鄉的生活也沒有太大問題，直至移民到英國，問題才逐一出現。 小小困難便不能面對？...
這一波移民潮和過往到世界各地旅居的港人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十分刻意強調自己來自香港的身份。而這一點，最少在歐美社會，又明顯是和從中國大陸出去的移民相對應。上篇提到離散港人在歐美遇到當地人用「nihao」來跟他們打招呼時會感到不舒服，反映的正是這種轉變。有些朋友甚至會刻意提醒對方自己來自香港，母語是廣東話，然後再教對方兩句廣東話的髒話來緩和氣氛。 香港的本土身份認同一直和中國大陸相對應。從《網中人》的阿燦到《表姐，妳好嘢！》中的表姐，香港認同一直建構在「和中國不一樣」的基礎上：香港是現代、聰明、勤奮；中國是落後、死板、懶惰。這個中港之別實際操作上當然一直有轉化，例如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後，對中國的負面刻板印象便從貧窮變成暴發戶；在八九民運中，中港差距則被演繹成「香港人是帶領中國走向自由的中國人」；到了近年，本土主義之下則有不少香港人索性宣告自己「不是中國人」。 不過，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過去港人到了歐美生活，又不會把界線分得那麼清楚。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條界線在歐美社會的處境中本來就不是那麼明確。過去很多海外華人來自華南沿岸地區，到達歐美之前也很可能曾經在香港停留，無論生命軌跡到語言與飲食習慣都和港人很相似，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感到很大必要為「海外港人」另樹旗幟。 政治影響力 二零一九年的抗爭浪潮，和隨後的港人移民潮，大幅改寫了港人離港後的身份認同。這一波的移民不少有極為鮮明的政治立場，不單止希望和中國政府劃清界線，也不希望被稱之為「中國人」。本來在日常的英語溝通當中，華人和中國人都會被簡單稱為 Chinese ，但許多港人明顯不接受這個混淆。有港人移民為子女填寫學校表格時，刻意不挑選表格上已有的...
我1949年出生，到2020年7月18日離開香港，自願流亡者，生活在香港71年。之前陳述唐先生與勞先生所談那個中國世界，我以前一直認為，除了從歷史和小説得悉，與我毫無關係。我們曾在2019年前這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中生活，對外面發生種種大事，譬如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共國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還有韓戰和越戰，都與我們似乎無關。 痛苦在於醒覺 一直以來，香港深受英國殖民地政府保護，我們經濟發達，又有自由與法治，可以為所欲為，此地就是個樂土。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借來，有借就有還，如今我們要償還。償還方法，就是清醒過來，發覺自己在香港多年，對於以往老師所講，尤其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仍處於相當幼稚與浪漫之心態，一直沉浸在大中華主義、民主救中華、「香港好則中國好」等思想，我們妄想應該利用香港的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故必須接受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鄧小平說五十年不變，其時我們覺得最重要，然而，五十年之後又當如何？我們當時認為，不是中共國影響香港，而是香港影響中共國。香港為中共國帶來自由、民主、法治，令中共國變成美國。在此前提下，我們接受《基本法》以及中共國施捨給我們之自由。最終，一切都是騙局。我們的痛苦，就在我們生活於虛假之中如此多年，而且，我們這群人，在世界上從未被人放過在眼中，無論是唐先生還是勞先生、英國人抑或中共國人，都不放我們在眼內，我們於政治上毫無意義。這是我最大感受。 我並非不參與政治，但比較低調，低調之中，我常與朋友分享以上見解。這些朋友，不少如今已身陷囹圄，不過未被判刑。 2014年雨傘運動，予我最大意義，就是否定勞先生所批判，香港年青人不關心香港政治這個斷言。今年同為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十年，前者成功而後者失敗。七十九日雨傘運動是種很奇怪的現象，它是用借來的時間去實現某種烏托邦之存在。同時間，我們又知道，這個烏托邦將會迅速消失，注定失敗，彷彿不可扭轉的命運。因此，香港人在2014年時，就知道我們如同希臘悲劇般，命運絕不改變，無論是雨傘運動時和平反對，抑或2019年武力抗爭，做什麼也沒有用。中共國自始至終，正如勞先生所說，絕不會給予我們民主與自由。香港人其實很和平，要求很低，我們並非要求改革，更不是果真企圖革命，而只不過要求你答應給我們的選舉與制度，就要實現，結果你出爾反爾，一再欺騙我們。 1980年代，中共國相當貧窮，鄧小平知道要利用香港經濟，推動中共國經濟發展。發展之後，如今原形畢露，香港對中共國再無用處，反而還隱含上述顛覆其政權之虞，因此，香港不止再無用處，更不應再存在。因此，他們開始大力扼殺香港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新聞自由。我在2022年在香港出版《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一書，初版很快售罄，想再版，但某時《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相繼被政府查封，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扼殺，《我城》在港再版已經不可能，最終改為於台灣再出版。...
讀英國歷史，必然要了解各種移民（migrant）怎樣來到這個島嶼。羅馬人是移民，成就了羅馬英國（Roman Britian）。但在5世紀初，羅馬人離開了不列顛，傳統上被稱為「黑暗時代」。但其實在5世紀，盎格魯人（Angles）和撒克遜人（Saxons）從歐洲不同地區（現今的丹麥和德國）移民到不列顛並在那裡定居，建立了各種王國。他們將他們自己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帶到了這個國家。 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信仰異教，不奉行基督教。若說那年代「黑暗」，那大概只是因為他們不以基督教為宗吧。但在公元597年，教宗派遣奧古斯丁（Augustine）作為傳教士前往不列顛。他與不列顛最有權勢的國王埃塞爾伯特（King Æthelberht）會面後，埃塞爾伯特也皈依基督教。 由掠奪到定居的維京人 還有不能不說的，當然就是維京人（Vikings）。我們把他們想像成北歐海盜，在長船（longship）穿著盔甲、頭盔上帶有角。不過，真相是他們的頭盔上從未帶有角，也不是所有來到不列顛的維京人都是來搶東西的。的確，最早來到不列顛的維京人是為了尋找寶藏和掠奪，他們襲擊了林迪斯法恩的修道院（Monastery of...
早陣子在社交媒體看到一則帖文，內容是有網友移民英國後的一些社會觀念有所改變，覺得自己以前想得不夠。結果文章一出，卻被其他網友批評說他已被當地的「錯誤」社會期望所「污染」。從這案例看移民社群中常常出現的「入鄉隨俗」相對「文化承傳」的爭議，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自省機會。 事緣該帖文的作者有一位同樣移民到英國生活的女性朋友，她在一所本地人為主的企業工作，有次遇到一位剛剛生完孩子的同事回來上班，女友人隨口說了一句「你生完孩子後身材恢復得真好」，結果卻得罪了這位同事。隔日，女友人收到人事管理部門通知，警告她不得談論同事體型。帖文作者說，以前在香港都沒有想過，原來讚美一名孕婦生產後「身材恢復得真好」是有問題的；但思前想後，這樣的讚美背後已暗示了身材有好壞之分，而讚美也是評論的一種，即使出於好意但在職場也是應該避免的，認為自己上了一課。 帖文出來後，其他網友在下面議論紛紛。其中不少網友認為歐美社會「左膠」橫行，事事講求「政治正確」，弄得連說句話也要「自我審查」。那位同事感到冒犯，明明只不過是自己過份敏感而已，還要驚動到人事管理部門，根本是小題大做。這些網友認為帖文作者反過來認同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是移民後被「左膠」思想所「荼毒」了。 無時無刻的價值判斷 我們常說移民後應該「入鄉隨俗」，也就是要和當地社會融合。本欄以前已經提過，百分之百的融入在今天的移民研究眼中已無法期望，其一是當地社會不一定歡迎外來人口的融入，其二是甚麼才是社會主流也難以說清。那麼在融合和不融合之間，就有很多的灰色地帶，有時我們不會想得太多，但有時又會帶來很多爭議。 舉個例，乘搭捷運使用扶手電梯的時候，應該兩人各站一邊還是只站一邊留空另一邊呢？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習慣。在香港，人少的時候會只站一邊，但人多的時候也會兩邊都站；在台灣，我卻發現大家是近乎宗教信仰地只站一邊，就算後面的隊伍排得很長也堅持留空另一邊。我來到台灣，見到台灣人這麼做，當然也是照做。看起來，就是使用方式不同而已，沒甚麼好爭論。但再想一下，這其實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兩邊都站是較有效率，代表總體利益優先，轉個頭來是假設每個人都重要；只站一邊是犧牲多數人，讓少數人可以更快，轉個頭來是接受自己在當下不一定最重要。 要說扶手電梯的例子，是要說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無時無刻都存在價值判斷，雖然我們不一定自覺。身為移民，在新的社會當中無時無刻都在新的價值判斷環境下生活，絕大多數時間都會自動接受，只會在少數時候多加留意甚至掙扎，而這些事情往往都和身份認同相關，也就是「碰到底線」。...
很多研究發現，孩子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見到自己的父母開開心心地生活，他們才會放心，往外發展自己。 無論孩子多大，這個心願一直沒有改變。慧敏、慧詩兩姊妹帶著父母移民到英國。在香港的時候，他們的關係一直也不錯，兩姊妹也有自己的事業，各自有自己的居所，每星期也回父母家一起吃晚飯。 當慧敏決定離開香港，慧詩及父母也決定一起離開，並同意到埗後先一起居住。慧敏也很順利從香港的公司，轉到英國分公司，所以一到埗她便開始工作，而日常生活的事情，便交由慧詩及父母處理。來跟我會面的只有兩姊妹，慧詩先道：「我覺得跟父母一起住，很辛苦，常常覺得沒有辦法呼吸。我在香港一個人住，現在卻沒有這個空間。」慧敏亦附和：「我沒有想到一家人再次一起生活會是一個問題。我跟妹妹已盡量做到最好，但媽媽還是不滿意，每次有一點點不順意，他們便嚷着要返香港。我要適應這邊的工作文化，又不知怎樣減輕妹妹的負擔。」難以接受父母的另一面兩姊妹不斷大吐苦水，慧詩說：「其實我也不怕辛苦，但就是受不了媽媽的負面情緒，爸爸最愛批評，又說英國比不上香港，常問為甚麼要過來，又抱怨說甚麼也做不到。我們一心想帶他們過來，是希望他們可以安享晚年，如果只有他們留在香港，我們更不放心。」跟很多香港人一樣，不放心父母自己留港，更希望盡力做好，讓父母有一個安穩的生活。但移民的過程確是需要很多的調整，包括家庭關係、各人的家庭崗位及責任。 父母年紀大，適應力當然比不上年青人，對於他們時常放負、不停批評，也是他們心感不安的表達方式。作為子女，當然希望父母能正面並開心地接受這改變，但活了多年的老人家又怎會這樣有彈性呢？孝順的子女也怕自己做得不夠好，只有以父母的情緒反應來作為自己有沒有盡到責任的指標。愈想做得好，愈心急要看到父母正面的回應，結果雙方也變得更大壓力。慧詩說：「我以前也不覺得媽媽是一個負面的人，但這次的相處，更讓我看到父母的不完美，又不能捱苦。我好像很難接受他們是這樣的人。」慧敏指：「我最看不過眼爸爸對別人非常不友善，很沒有禮貌，這些我在香港沒有察覺到。」估不到這次移民卻令大家看到父母的另一面，也讓兩姊妹更擔心不知怎樣處理。她們異口同聲說，最受不了父母目無表情、悶悶不樂的樣子，好像是受害者模樣，更動搖她們當初一起移民是否正確的決定。 慧詩道出兩難：「留他們在香港更加擔心。 他們沒有能力照顧自己，事事也依賴我們兩姊妹，走又難留更難。」最終她們還是選擇帶父母一起過來生活。子女的改變我們一起商量有甚麼實際的事務可以先處理，讓父母生活上比較方便及舒適。 先製定一個每天的日程表，然後跟父母商量是否可行，實行時也可作適量的修改。日程中，也要預留時間讓他們知道女兒也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隨傳隨到」，讓他們也學懂如何跟成年子女生活。香港人的高效率可能要先收起，父母一開口，女兒便自動地處理，這樣不但令父母不知道萬事都有一個過程，更讓他們習慣了「一叫就有」，只要一次做不來，便是成年子女的問題。慧敏的心願是希望父母能改變，學習欣賞及感恩。不過慧詩提醒：「姐姐，我不相信他們會在短時間改變，要改變的是我們。我們只要盡力而為便足夠了。...
路易士老師真要讚讚自己勤力。別人經過塑像，總是會「掂行掂過」。我則總是會走上前，拿出手機拍一張照。我知道，這又會是一段可以學習的歷史。 有次探朋友經過滑鐵盧車站（London Waterloo Station），人有三急，尋找洗手間期間，發現有一座獻給「疾風世代」的紀念雕塑。「疾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原來是指1948年至1971年間從大英帝國殖民地加勒比海附近島嶼（主要來自牙買加），移居英國本土的一群人及其後代的稱號。 這座雕像於2022年6月22日（被稱為「疾風日」）在車站主入口後方的大廳揭幕。我們看到一對加勒比男女和一名孩子，穿著他們的“Sunday best”（即最好的服裝），站在多個脹鼓鼓但破損的行李箱上。他們堅定地站在一起，展現他們抵達英國開始新生活時的希望和願望。...
繼年初有不少移台港人成為台灣總統和立法院選舉的首投族後，大批移英港人也在本月初首次有機會在英國國會選舉中投票。對民主制度的追求是這一波移民潮的主要原因，能在當地最高層級的選舉中投票，這機會固然格外讓人珍惜，然而民主制度從來不止於選舉，更在於選舉後對政治人物言行的監察。 回想香港過去的選舉，即使是曾經比較有競爭的那段日子，選民其實也十分理解選出來的代表不會決定政府施政方針，甚至連阻擋不受歡迎的決策也辦不到，極其量只是有多一點的機會去問問題，和有一個公眾會注意得到的平台表達不滿而已。而當執政者連諮詢的戲也懶得演下去後，選舉的價值也隨之改變。我們不難發現公開選舉，特別是立法會選舉，有段時間變得越來越激進化：反正再多的理性問政也不能執政，倒不如直接在議事廳內「掟蕉」和挑起衝突，最少可以洩憤。當市民有這樣的需求，政治人物也就照辦。 但在全面民主化的社會當中，情況卻有點不同，投票不能只為洩憤，因為多數的選擇真的會帶來後果。例如當年英國的脫歐公投，不少人投票脫歐卻不是真的想脫歐，只不過想表達不滿；結果公投卻真的通過了，脫歐的後果也就要全民承擔。「投票有後果」這句話聽起來有點理所當然，但對港人移民來說，恐怕還真的是一件新鮮的事情。 為甚麼會投票害自己 在台灣，我見過因為不滿中國政治而移民的港人說要投票給親中政黨；在英國，我見過還未拿到英國公民身分的港人移民說要投票給反移民的政黨。我總是很好奇，他們是如何做出這些看起來明顯違反他們基本價值或利益的選擇？換個說法：為甚麼他們會「投票害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