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從五四到今日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我在中文大學講授《與人文對話》的最後一次。切入彌爾文本之前，先看一張一百零二年前的圖片。一群北京大學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高舉旗幟，吶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百年前的五四，到今天的香港，這條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今天讀彌爾，所讀的不只是十九世紀的英國紳士，還有我們自己的處境。這便是課堂真正的開始。 彌爾在一八五九年寫下《論自由》（On Liberty）[1]時，未必能料想他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東亞會以如此切身的方式重新逼問我們，但他確實預言了這一點：自由與權威的張力，將在更為文明的時代以新的條件呈現自身，必將成為「未來的核心問題」[2]。 一、彌爾與《論自由》的時代脈絡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早年聽過一種說法，據說出自 Alex Garland 的《The Beach》：旅行時不要帶相機，讓記憶保存眼前一切。年輕時也覺得這種說法很浪漫，然而日子久了才明白，原來我真係好鍾意影相。正是因為想拍照，反而令我更專注於當下的細節，更能讓眼睛看清世界。 寫遊記又何嘗不是相同道理？正因為要記下經歷，才會更留意細微末節。這次歐遊，寫了近百篇遊記，長短不一。寫作過程中難免有靈感乾塘之時，不知如何落筆，反而更想探個究竟，認真地去了解世界。 有時原本無意動筆，但到訪某地之後，對其歷史、人文忽然產生興趣，遂翻書查資料、做交叉比對，靈感慢慢浮現，才能寫出自己合意的文章。為求交代清楚，也要再三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