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氣爽，不少英國大學都選擇在周六舉辦開放日。今時今日，資訊發達又經歷過新冠疫情，有院校也會舉辦網上開放日，即使有實體活動，也可能同時網上直播。但預科生若想對不同的校園或院系有更深了解，親身參加開放日，當然最好。所以，因為兒子，我又有機會看看今天的大學校園是怎樣的。孩子有興趣的院系，他早就登記了參加講座。我對科學事宜興趣不大，於是在大學校園四處蹓躂。走走看看，跟大學生義工聊聊天，看看畫展。忽然想起自己升大學時，跌了重重的一跤，一個學期信心全失。這麼遠，那麼近。若我要向正在選校的孩子或其他年青人有甚麼提醒，或許，就是要做個肯問、愛問、不怕問問題的人吧。是這樣的。我不是一個天生好問的人，反之，在香港的填鴨式教育制度下，加上家父家母從小提醒不要做出頭鳥的教誨，我是一個超級懂得答問題的人。 入學後的滑鐵盧不論是做筆記、答考卷、填是非題、選擇題（包括推敲出卷老師心理誰最多把 A定為正確答案那種心戰技巧），我的眼光非常獨到，走筆之快，同學往往嘖嘖稱奇。不過，當我恃着高考優異生而負笈英倫修讀學士課程時，我還是自信滿滿地認為，自小的應試訓練，必定足夠我應付大學的學術要求。只是，我上課第一個星期已經遇到學習路上一次滑鐵盧。上外交關係的第一堂導修課，教授問大家對1991起由英美聯軍對伊拉克發動的「沙漠風暴行動」有何看法？此戰應打不應打？是否無以為繼？又能否解決所謂伊拉克的問題？並囑咐十多名同學下周上課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我立即啟動在港讀書多年的「必勝機制」：即到處搜集資料，把多家立場迴異的報章雜誌的社評和相關文章做成撮要，並在課堂上詳盡報告。豈料，自覺完美的表演卻換來老師超過一個小時的學業輔導！老師在課後叫我留下，語重心長的問：「莫小姐，我想知道你——你作為一個在香港成長的中國人—— 對聯軍發動的戰爭有何看法？」「我不是用二十分鐘說明了我的看法嗎？究竟哪些論據有問題？」「其實，撇開各報章的論點，你自己覺得這真是正義之戰嗎？爭取到怎樣的『義』呢？」你的看法…撇除其他專家學者的論點，你自己的看法… 提出問題的「茶煲」老師這句話，把我徹底擊敗。但驕傲的人真的是必須有如此的打擊，才能面對自己的缺乏。缺乏甚麼呢？原來我這個人人皆讚的優材生，忙於答各方的問題，卻忽略問自己的想法 —— 不理那種潛藏心裡的想法在別人眼裏是否低水平、暴露自己的無知；不管在學院的課室內大多是來自英、美的同學 —— 我能否不怕意見屬少數而能暢所欲言地說我所思所感？我又有沒有一個看法？我基於甚麼原則或信念提出這個看法？這趟的擊破舊我，思索真我的過程，花了足足一個學期有多。再站起來的，不再是那個信心滿滿的「答題王」，而是提出問題的「茶煲」。答案？當然重要...
暑假對於師生來說，是一個休息的時間，也是獲取另類經驗的機會。到巴斯，除了在羅馬浴場大開眼界，難忘的還有爬了巴斯修道院（Bath Abbey）的鐘樓。 巴斯修道院有兩種門票，一是一般的參觀。抱歉，又是抱著教堂沒什麼好看的心態，打算隨便看看算了，太太卻說要去鐘樓一看。到過後發現，雖然貴一點，但倒真切地明白鐘樓駝俠身處的環境：隱匿、陰暗，狹窄。當然雨果筆下的駝俠是在巴黎，而非巴斯。 先介紹巴斯修道院吧，它的所在地自公元757年以來一直是基督教崇拜的地方，在這段時間內，有三座不同的教堂曾經佔據巴斯。最初建造的是一座盎格魯-撒克遜修道院，正正就是巴斯修道院所在地。公元973年，英格蘭的第一位國王愛德加（King Edgar）在此被加冕。 英格蘭首位國王...
台灣有文學雜誌評選90後作家，有移台港人入圍，評選紀錄當中「來到臺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一句，「馴化」一詞引發許多不滿。許多港人論者，無論是在香港或是在台灣的，都批評說法不尊重留港港人。文學雜誌後來表達歉意，並表示將會在紙本雜誌中發出勘誤與更正啟示。 自移民潮以來，如何描述仍然留在香港的港人一直是個容易引發爭議的題目。有些離港者經常強調「香港已死」，批評留港者沒有看清形勢拒絕離開，一旦香港政府作出甚為荒謬決定便會揶揄一句「留港者值得擁有」，這些說法常常引來留港者的不滿。畢竟不是每個人可選擇離開，離港者如果不相信香港還有未來，又何必還要落井下石？於是又有輿論批評說這些話的離港者只不過是在艱難的生活適應中尋找自我安慰，意圖通過貶低留港者來合理化自己的移民選擇。類似的離港留港之爭，自移民潮以來已不停出現。 另一個類近的面向，是世界各地關心香港的朋友，見到香港情勢近年的急速逆轉，亦會表達各種類近「香港已死」的慨嘆。畢竟這些朋友都是在外面看香港，甚至本身從來沒有到過香港，相關說法往往流於概括或過於扁平，留港者聽到難免感到有點離地。近來網上常見一般台灣人外遊，擔憂在香港機場轉機的時候會否被警察拘捕，引來港人取笑「別把自己看得那麼高」。接下來就是台港雙方罵戰無限輪迴，這邊說不懂就不要亂散播恐懼，另一邊說蔑視恐懼正正代表走向麻木。 複雜性被濃縮 這次台灣文學雜誌帶來的反響，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爭拗的延伸。最初讀到「馴化」一詞時，坦白說反應並不是很大。有文友查字典說馴化是應該用在動物身上，用來形容港人是侮辱。然而在社會科學的語境，以馴化來形容威權統治下的公民社會不無案例，亦無侮辱之意；即使在文學雜誌中看到，自問也不太感到突兀。當然，每一位讀者的背景都不一樣，相關議題本來就十分敏感，而且早已被附加各種意義，帶來爭議亦不應意外。 當然，在學術世界談馴化，總會帶上一系列的條件和說明：政權意圖馴化社會，不代表社會已成功被政權馴化；馴化有程度之分，而即使表面上被完全馴化的社會，底層仍不難尋找到異議。去歐洲參觀各地的佔領博物館，看到各地在前蘇聯或納粹統治之下，總會有人反抗也會有人妥協，有人選擇慷慨就義也會有人選擇助紂為虐；極端之間還有數之不盡的灰階，不是每一種的沉默都是埋沒良知。當這一系列的複雜性被濃縮成短短的一句說話，能引發的不同解讀和之間的矛盾可想而知。 承認轉變是回應的第一步...
劏房改稱簡樸房，解決了住的問題，簡樸餐又能解決食的問题，市民食宿 無憂，可以安居樂業了。 露宿者：住簡樸房，好過瞓街，政府有為，我好感動。 勞工界：我們靠勞力搵兩餐，必須食得飽，簡樸餐有甚麼飯餸可吃？ 拾荒者：一餸飯就是簡樸餐，三粒豆豉做餸，飯就一大碟，包你夠飽。 大胃王：有冇豐富一些的簡樸餐？ 環保界：有！環保簡樸餐，西北風任食，食多多都冇屎疴，冇屁放，連衞生問題都解決埋。...
《最後一課》付梓出版，書成四課，然而此文專論陳健民最後一講，因閱之次數最多，感悟亦最深。猶記彼時身處雪域西藏，無緣親臨盛事現場，後藉網絡翻牆觀看，慶幸有人留住當刻美好時光。現今重溫，見場上不少熟悉面孔，或流離四散各地，或留守案發現場，或早已消失於公眾能及之視野。陳健民的最後一課，談啟蒙，亦談準備——因和平佔中案，獄災將至，既安教務，亦備書單。曾聞高僧大德言，死無可避，則善備之。藏人修佛，正是為死亡作準備，是以臨終從容，豁達較其他民族為勝。若苦難難逃，那最好的應對，就是善謀苦難進程。入獄最佳準備，莫若讀書。 讀書而熬過苦難陳健民提過上大學前讀書匱乏，僅讀《讀者文摘》之類，至大學卻從書中得諸多啟蒙。面對牢獄之苦，誰也難受，然而在自由受限之境，閱讀無疑是最佳精神寄託。他為準備入獄，特購潘霍華傳記，六百餘頁，卻一讀而盡，又要另備新書。有懲教職員認真跟陳健民說：「教授，你會否看壞個腦？」夏蟲不可語冰，無追求學問之習慣者，怎能理解閱讀箇中樂趣？因讀書而得橫跨時代的啟蒙，因讀書而熬過苦難。就如陳健民所言，閱讀「如鹿切慕溪水」。雖乾涸，得一甘露，已夠逍遙。曾經聽過另一位我很敬佩的讀書人笑言：說起來怪異，單獨囚禁時，沉浸書海，實在過癮。說最後一課者，原因眾多，或因生離，或因死別。想起第一次讀「最後一課」，不是陳健民等學者所講，而是蘭迪·保施（Randy Pausch）教授因胰腺癌而準備的人生最後一課。他提到孩子年紀尚小，無法完全理解，但願能「把自己裝進瓶子裡」，最終有天會「沖到孩子腳邊的沙灘岸上」。 世道蒼茫 更覺珍惜中文大學最後一課的現場，談的既是啟蒙，亦似一場告別。今回望六年前的風景，有如見證香港風起雲湧前的風光。當時六百餘人自由參與，來自台灣及澳洲的人士快閃出席，屬真正的文化盛會。不過仔細地想，五年前的環境亦不見得好，從沒一刻覺是風平浪靜，幸好那時有人堅持，留下美好記憶。多年後風高浪急，回看更見啟發。在未來回望今日，能否坦言：「慶幸當年曾如此行事！」人生最苦，非徒勞無功，乃未嘗試。就如初戀，表白失敗並不算苦，若然一生只後悔未試，豈不白過一生？今日界線更見模糊，難辨是非，我們如何得知何為正確？陳健民說：「歷史的進程不是我們能掌握的，我們只能在某個歷史時空做你認為對的事。」在這漫漫長夜，可以做甚麼？他亦有答案：「我想在漆黑中只能看星。」看到講稿六年後才得付印，起初不禁問何不打鐵趁熱？但正因六年後出版，我又再次讀起文稿，就如瓶子浮沉大海，輾轉間又沖回腳邊，檢起細讀，事隔六年，歷久彌新，世道蒼茫，更覺珍惜。 推介 :《最後一課：在時代盡頭，留給未來的重逢之書》作者：陳健民、陳祖為、邢福增、張燦輝出版：飛地工作室（台灣）書號：9786269836260日期：2024 年 9 月...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 caused a st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