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冷戰時期東歐共產陣營中最著名的自由化運動之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嘗試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放寬言論與出版自由、削弱秘密警察的權力，並探索民主化的可能。然而，這場改革只維持了短短八個月，便在同年8月被蘇聯和華沙公約組織軍隊入侵鎮壓，改革政策被全面撤回。鎮壓之後，政府展開政治清洗，打壓異見、收緊學術與文化空間，並系統性地抹除不利政權的事件與思想，企圖讓整段歷史從大眾記憶中消失。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親歷了這段歷史。布拉格之春後，他的作品被查禁、教職被撤，最終於1975年被迫流亡法國。在流亡期間創作的《笑忘書》中，他寫下了那句流傳至今的話：「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句話深刻揭示了極權統治的本質：統治者不僅以武力、法律與宣傳維持權力，還會操控集體記憶——改寫歷史、刪除不利事件、重塑敘事，使受害者被遺忘，進而建構出有利於統治的「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記憶本身便成為一種反抗。記住真相、講述被掩蓋的歷史、紀念被壓迫者，都是對權力的挑戰，也是防止歷史重演的關鍵。只要記憶存在，權力就無法徹底勝利。香港的記憶之戰半個世紀後的香港，正經歷著類似的記憶之戰。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香港政府頒布《香港國安法》、訂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對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展開全面打壓。大量民間組織被迫解散、媒體被關閉、異見者入獄或流亡，公共空間急速收縮。然而，當局不僅壓制當下的反對聲音，還企圖改寫過去：將民眾的抗爭描述為「黑暴」、從課本、展覽和媒體中刪除爭取民主的痕跡，讓社會逐漸遺忘香港曾經擁有的自由與抵抗。正因如此，「記錄」成為香港社會最重要的行動之一。記錄我們的故事、書寫爭取人權與自由的歷程，不僅是對歷史的見證，更是對抗遺忘、抵禦威權敘事的方式。唯有透過記錄，香港人與國際社會才能持續記得這段歷史，理解今日香港的困境。國際關注與記憶的力量記憶也不僅僅屬於個人和社群，它與國際人權機制的運作息息相關。近期，聯合國再度對香港的人權狀況表達關切。9月9日，聯合國秘書長在年度人權報告（註一）中點名數宗與香港有關的恐嚇和報復案例，包括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成員郭鳳儀、劉珈汶因參與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工作而遭受跨境鎮壓；黎智英的國際法律團隊因在人權理事會發言而被港府指控「干預司法」；而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則被聯合國工作組裁定其拘押屬於任意拘留。此外，九位聯合國人權專家於7月向中國政府發出聯合通函（註二），對當局針對流亡港人及其家屬的跨境鎮壓行動提出嚴重關注，並要求作出回應。專家指出，《國安法》已被用作系統性打壓工具，包括懸紅通緝、騷擾親屬、散發抹黑傳單等行為。個案包括郭鳳儀遭懸紅100萬港元、家人被起訴；劉珈汶家人遭訊問、鄰居收到抹黑傳單；年僅15歲流亡、19歲即被通緝的張晞晴面對性別歧視攻擊；許穎婷遭受威脅與監控、家人被搜查；許智峯護照遭取消、資產遭凍結並在澳洲遭騷擾。這些國際行動的基礎，正是受害者與公民社會不斷的記錄與發聲。沒有記憶，就沒有追責；沒有記錄，就沒有問責的起點。記憶是抵抗的起點當權者試圖讓人遺忘，因為遺忘意味著順從與重演；而記憶則是人類抵抗的武器，因為唯有記得真相，才能守護自由與尊嚴。今天的香港，正如當年的布拉格一樣，面臨著記憶與遺忘的激烈鬥爭。當權者或許能封鎖街頭、封殺媒體、逮捕異見，但只要我們記得、書寫、講述真相，歷史便不會被抹去。記憶不只是回望過去，更是開創未來的基石。它讓我們相信——在堅持真相的每一次講述之中，自由與民主的種子，最終將可在香港的土地上生長。註：註一：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60/advance-version/a-hrc-60-62-aev.pdf註二：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30102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 Hong Kong Centre for Human RightsFacebook:...
不論在地或流散海外的香港人，我們都目睹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過去五年如何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感受時局的演化、國際關注的轉移，我們也許亦逐漸意識到這種以國安體制維持的高度監控及壓制，已成為香港的新常態，並很可能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然而，我們相信香港並非因此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註一）。 對保護人權的韌性 在人類歷史的經驗中，社會對人權、民主和自由的尊重和保障，都是從苦難中磨練出來。在這困難的時期，在地或流散海外的香港人，都值得思考如何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及人權保留種子，以及如何在微小、受限的空間中，實踐和探索民主，以及建立新的公民空間。 在這背景下，我們於本月發表了一本小書《人權記錄入門手冊》，希望可以簡單、實用、入門的角度，讓大眾和有意從事人權倡議工作的朋友，快速地了解人權記錄的要點，以及如何使用這些記錄進行倡議。這本小書簡介了人權記錄的社會功能、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人權公約和監督機制、人權公約對香港的實際作用、進行人權記錄的方法及原則和注意事項等。 我們相信，增加社會大眾對人權的理解和監督的原則，社會對保護人權的韌性亦會隨之增強。正如近日政府採購中國內地樽裝水的事件，社會輿論本能地指向政府採購、招標、對承辦商的背景審查，是否出現失誤；政府對公眾及公帑的運用，是否有足夠的問責；以及現行監督政府的機制，例如立法會特權法、廉政公署、審計署有否作出行動。這些都反映香港社會過去多年凝聚、培育的公民意識，令要求政府廉潔、公正及問責，成為我們不可動搖的期望。筆者相信，追求人權、社會公義仍是香港人不可動搖的信念。問題是我們應如何調整，在當前的環境中保持和持續推動這些信念？ 如何在狹窄的倡議空間回應 這本小書亦是我們對過去數年的倡議工作，以及國際局勢變化的的反思，香港人在高壓的政治環境、限縮的公民空間中應如何回應，以及如何推動人權呢？我們就此提出了三個方向：...
香港政府近年積極提出「軟對抗」的概念，將其作為新一輪政治管控的重要論述工具，並透過修改政策、實務執行及法例，以打擊政府眼中的「軟對抗」。 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中，「軟對抗」一詞最早可追溯至2021年4月15日，時任中聯辦主任、香港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在「全民國安教育日」中提出。他指出：「凡破壞國家安全的，屬『硬對抗』，就依法打擊；屬『軟對抗』，就依法規管。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任。」然而當時政府及社會對於「軟對抗」的定義，並未有十分一致的定義及細緻的討論。 積極建立法理依據 「軟對抗」一詞並非法律術語，而是政府近年來透過公開發言、媒體論述以及政策文件逐步構建的政治概念。近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接受建制傳媒專訪時進一步闡述，指出「軟對抗」是外部勢力或其代理人透過看似與國家安全無關的議題，利用假新聞、偏頗報道或文化藝術等渠道，以輿情發酵、文化滲透的方式分化社會，令市民不信任政府，產生敵意及負面情緒，甚至挑動香港與內地的矛盾。 鄧炳強的說法令人感到憂慮，因其定義實質上是將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煽動意圖」、「境外勢力」、「外國代理人」等刑事元素扣連到「軟對抗」的概念上。這代表當局正積極建立相關的法理依據，使執法機關能合法地進行調查、監控及打擊行動，甚至把「軟對抗」看成了「硬對抗」處理。 事實上，近年政府已在行政法律、資助審批、政府合約及場地條款，以至探訪在囚人士等不同層面加入國安條文，都是政府聲言打擊「軟對抗」的措施。近日有建制傳媒指控民間研究團體研究香港生態旅遊、廢物回收政策是製造軟對抗、獨立書店舉辦書展活動是建立軟對抗團夥，令人感到山雨欲來，當局可能將有另一波的打壓行動。此情況亦反映政府的杯弓蛇影，把市民看成「無處不對抗」的敵人。 市民根深柢固價值觀構成對政權的挑戰...
近日香港政府提出修訂《監獄規則》，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提出多項改動。修例內容不僅收緊在囚人士的基本權利，更在法理上鞏固了對政治犯的壓迫手段。這些變動標誌着當局試圖透過法律「合法化」權力擴張與人權倒退的趨勢。 此次修訂主要涉及五大方向：(一) 強化監管探訪制度，賦權懲教署可因國安理由限制甚至禁止探訪，包括宗教探訪；(二) 賦權當局就「危害國安」或「妨礙司法公正」情況向裁判官申請手令，限制在囚者與特定律師或註冊醫生聯繫；(三) 廢除還柙人士穿著私人衣物及收受自備食物的制度；(四) 擴大管制在囚者通信、交往、閱讀刊物與消遣品的條文，並納入「國家安全」為考量因素；(五) 將妨礙懲教人員執行職務列為刑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六個月，並授予懲教人員拘捕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