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法國,原本由學生發起的和平示威抗議,演變為廣泛的暴力破壞,逾三千商店遭劫掠。法國總理勒科爾尼不點名指責左翼政黨「不屈法國」在暴力事件中扮演角色,該黨領袖梅朗雄將角逐明年總統選舉,他回應時要求總理證明指控,否則便道歉閉嘴。而在總統選舉民意調查中,持續領先的右派領袖勒龐,則模仿執政者姿態向國民喊話,承諾恢復法律與秩序,她的政黨把騷亂歸咎於移民。政治評論者普遍認為騷亂將令右翼政黨得到更大支持,但騷亂後首個民調卻顯示四大政黨支持度沒有變化。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在騷亂過後,訪問了多個曾參與示威的學生,她們對和平示威變成暴力騷亂感到痛心失望,指這絕非學生發起抗議的初衷,暴力破壞不代表法國。由於大部分以暴力破壞商店和攻擊警車的示威者均蒙臉,法國警方正調查二千多名被捕者身分,以及動用200名調查人員分析閉路電視片段,嘗試找出是否有人在幕後策劃煽動。法國議會議長皮韋建議由國會對騷亂及其組織過程作聆訊調查;前總理艾塔爾則建議對某些大量散播暴力片段的社交媒體作封屏處理。 《Politico》一則關於騷亂對法國政局影響的報道指,巴黎檢控官貝庫奧周一對廣播機構TF1表示,在巴黎被拘捕及被警方調查人士的資料,絕對無法證實政府對左派政黨煽動暴力騷亂的分析;而騷亂後首個民意調查也顯示,領先的四個政黨支持度沒有變化,仍然是大右的勒龐支持度顯著領先,介乎34%至38%。若大選得票如此,由於未能過半數,按照法國總統選舉制度,須與得票排次名的候選人一起進入第二輪投票,讓選民二擇其一。該項民調顯示,梅朗雄支持度居次席,但與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兩個政黨領袖相差甚微,六個月後的大選裡,誰能躋身第二輪投票並不清晰。 ◾不是法國獨有的問題 如何看待法國這次大騷亂?首先,這不是法國一個國家獨有的問題,同一個周末,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阿爾巴利亞等多個歐洲國家都有類似的示威,當中也有不少暴力場面,只是規模不如法國矚目。其次,綜合歐洲媒體報道和分析,示威者訴求多樣,除了法國學生組織要求的增加老師和改善學校環境,許多示威者是不滿生活成本愈來愈高、養老金不敷應用、公共服務質量倒退,這些訴求多涉及深層次社會矛盾,沒有簡單迅捷的解決辦法。其三,歐美右翼政治人物急著跳出來「抽水」,把示威暴亂歸咎於新移民湧入,既不符事實亦於事無補,難道關上大門這些矛盾就會消失? 法國和歐洲當前的危機之所以難以緩和,有其結構性成因。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公共財政瀕臨「爆煲」,例如法國的國家債項已升至二戰後最高水平,接近本地生產總值的120%,而支付債項的利息開支佔國家經濟預算比例也愈來愈高,令法國政府面臨巨大財政壓力,無法大灑金錢紓緩社會矛盾。...

  • 由學生抗議引發、逐步擴大的示威浪潮,10月17日演變成民眾對購買力萎縮與生活成本高企的集體咆哮,迅速蔓延至法國多地。巴黎、馬賽與利摩日等城市爆發的騷亂,實質上將法國財政進一步推向深淵。  法國十年期國債(OAT)孳息率周三(21日)突破5%,高見5.022%、創下2002年以來高位,與德國同年期國債(Bunds)的息差達160個基點(100個基點等於1個百分點),為2011年11月以來最高。這類息差水平,令人想起歐債危機期間法德之間的信用裂痕。投資者對巴黎政府平衡社會秩序與財政紀律的能力,已失去耐心。 ◾直接財產損失 騷亂發生後,商界與政策制定者往往首先關注直接的財產損失。截至10月20日,《金融時報》報道引述政府點算,已有約3,000間商舖受損,商界初步估計損失達數億歐元;Morningstar DBRS則估計,假如不再出現進一步暴力事件,受保損失應低於約10億至12億歐元(約佔法國名義GDP的0.04%)。若僅從賬面看,這一數字似乎尚在承受範圍,畢竟2023年夏季街頭騷亂賠償金額亦達7.9億歐元,2018至2019年「黃背心」運動的保險賠償約為2億歐元。  然而,當年法國議員卡澤納夫(Cazeneuve)與萊斯屈爾(Lescure)在「黃背心」報告指出,當時商場營業額損失高達20億歐元,餐飲酒店業損失高達8.5億歐元,遠遠超出保險公司支付的財產損失賠償。砸碎的櫥窗與燒毀的車輛可以修復或重置,相關經濟活動甚至會被計入GDP,但這無法掩蓋真正的經濟機會成本。...

  • Eguisheim 是法國在阿爾薩斯-洛林區(Alsace-Lorraine)著名釀酒村莊,屬於法國最美麗村莊之一。到此地旅遊不止在欣賞幾百年漂亮顏色繽紛的村屋或在不同的酒舖試酒,而是這地方的歷史,和勾起一篇中學時唸過的短篇小說。 《最後一課》(法文:La Dernière Classe)是法國作家阿爾龐斯‧都德 (Alphonse Daudet...

  •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是英國和法國的國會大選,法國在第一輪投票時右翼政黨大勝,可望奪取過半議席,但第二輪投票卻把結果逆轉,左翼聯盟在中間派政黨策略性退選下議席大漲,令國會出現左、中、右三派皆不過半的懸峙局面,政局前景極不明朗;至於英國大選,工黨一如外界預期大勝,保守黨遭到歷史性大敗,施政的鐘擺再一次從中間偏右轉向中間偏左,但右翼政黨得票大幅上漲,令在野保守黨備受壓力,可能移向激進右翼,以重新統合右傾選民,令英國政局前景平添變數。法國政局前景不明法國和英國國會大選都出現右翼勢力抬頭的現象,與前不久歐洲議會改選結果相似,反映這是整個歐洲當前的共同趨勢,根源是經濟增長停滯、民生福利受壓、新移民大量湧入,令本國民眾感到有危機,以排外國民主義為號召、主張以激烈手段限制移民的右翼政黨乘時而起。過去馬林勒龐領導的法國右翼政黨只是邊緣小黨,長期被馬克龍領導的中間聯盟遏制,這次國會改選首輪投票卻顯示右翼大勝,可望取得過半議席,毋須與其他政黨結盟便能組織政府,變相架空馬克龍。這顯示馬克龍臨時決定解散國會重選,政治計算全盤錯誤,中間派為了阻止右翼上台執政,在第二輪投票前策動多名候選人退選,令原本在這些選區屈居第二的左翼聯盟勝出,最終議席數目超過右翼。此舉雖成功阻止右翼執政,但也為法國政局製造了極大難題,因為這個左翼聯盟只是一個因應選舉需要臨時湊成的聯盟,旗下政黨政策主張極為不同,社會黨、共產黨、綠黨等都包括在內,根本沒有共通的政綱,極難與中間派政黨組成穩定的執政聯盟,這局面將會在未來一段時期困擾法國,令其政治及金融前景不明,動盪不安。保守黨重新定位至於英國方面,由於650個國會下議院議席是採取小選區單議席單票制度,候選人只要取得選區內最高票數便勝出,那怕自己總得票不過半,其他對手選票總和過半,也能成為該選區的國會代表。這種選舉制度過去常受批評,指會令主流政黨(即右傾的保守黨和左傾的工黨)的議席數目被放大,與真實得票比率脫節,對較小的政黨(如中間偏左的自由民主黨、極右的改革黨)不公平。以這次英國國會大選為例,工黨在全國所有選區總得票比例只不過34%,卻拿到了大約60%的國會議席;保守黨拿到約24% 選票,卻只有19%的議席;改革黨總共拿到約14%的選票,得票率排第三,僅遜於工黨和保守黨,卻只取得5個議席,佔比不足1%。不過,凡事有其弊亦有其利,英國這選舉安排論公平度確不如比例代表制,但卻有較大機會產生擁有大多數立法議席的執政黨,令其執政較穩定,不用費神耗時籌組跨黨聯合執政,而這安排也較能排拒極左或極右政黨取得具影響力的議席數目,令施政路向長期在中間偏左與中間偏右這個窄幅之間擺動,不會出現極左或極右政權。然而,這次英國大選與以往略有不同。先說保守黨,這個中間偏右政黨路線的民意支持度最高,最符合資本主義市場需要,所以有條件長期執政,剛結束的這一波保守黨政權就持續了14年,經歷了5個首相。但卡梅倫策動脫歐公投改變了英國政局,令留歐與脫歐成為單一最大政經議題,結果傾向留歐的卡梅倫賭輸了,不單自己黯然下台,也令保守黨元氣大傷。經歷幾次換相倒閣後,具經驗的政治人才幾全被清洗,約翰遜因疫情期間開派對被迫下台,繼任的卓慧思犯下嚴重金融錯誤,成了史上最短命首相,而接任的辛偉誠也是庸碌無能,無法挽回頽勢。這個保守黨積弱難振的局面,為右翼政黨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法拉奇領導的改革黨接收了大量離棄保守黨的選民,在國會大選得票榜上一躍排名第三。故此,保守黨若要重振雄風,政治定位便要有所調整,設法把流失掉的右翼選民給奪回來。如果下屆黨魁按傳統交由全體黨員選出,耗費時間需要數月,經黨內初選醞釀後,較有機會選出定位向右傾移的反移民強硬派做黨魁;假如由僥倖保住議席的保守黨國會議員互選,則較大機會選出定位較中間、立場較溫和的人做黨魁。目前看來,選出右傾黨魁的可能性頗大,這意味保守黨影子政府的主張會較在權位時激進,加上改革黨在一邊搖旗吶喊,執政工黨將受到巨大壓力。工黨政治定位或向右傾移工黨已宣布廢除盧旺達計劃(把湧入英境尋求庇護人士送往盧旺達等候甄別,不符難民資格者遣返原居地),卻未能拿出抑制難民坐小船湧入的良方,只強調招聘專才加強邊境執法,恐怕難以平息難民潮及其觸發的民怨。不單在野保守黨面對政治重新定位的挑戰,執政工黨也是如此,因為英國經濟增長呆滯已有多年,又經歷了脫歐與疫情的雙重打擊,保守黨政府為了籌措資金應對危機、紓解民困,已極盡搜刮之能事:一是精簡架構、開源節流;二是大力發債,花盡未來錢;三是偷工減料,延後基建維修;四是公共服務私有化,吸收市場投資,水務房屋郵政統統市場化。在板斧盡出後,搾出來的錢已悉數投放,工黨上台即面臨巧婦難為無米炊,要舉債嗎?怕重蹈卓慧思刺激國債息率急升的覆轍;要加稅嗎?怕弄巧反拙,令投資下滑、經濟失速。這樣一來,工黨怎樣履行政綱承諾,在未來五年興建150萬間房屋、立即增聘6500個教師、顯著縮短公立醫療輪候時間?從新上場工黨政府的人事任命及政策宣講來看,工黨當前的策略是仿效保守黨利用市場力量,例如大幅改革建屋監管流程,鼓勵私人發展商加快興建房屋、放寛基建設施規管制、開綠燈建風能發電站、動用73億英鎊成立國家財富基金、聯同私人資金投放於生物科學、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創科產業。假如這些措施獲得市場正面評價,對經濟前景的評估便會向上調整,政府便可以在不驚擾市場下增發國債,換取更多空間和時間來改善經濟與民生。不論這套策略是否湊效,客觀而言都會令工黨的政治定位向右傾移,從傳統上傾向增加稅收、監管市場、支持工會維權,改變為暫不加稅、放鬆市場監管、鼓勵資本投資,這套形左實右的施政手法,與當年貝理雅打著第三條路旗幟上台、假工黨之名行戴卓爾夫人主義頗為相似。但這套政策畢竟與工黨的傳統底蘊及選民理念有牴觸,作為解決錢荒的權宜之計尚可,若變成長期施政綱領則必有反彈,容易給空間極左政黨冒起,像改革黨𠝹去保守黨選票那樣,把不再左傾的工黨𠝹至遍體鱗傷。美國民主發展亦面臨挑戰相比法國和英國,美國的民主發展其實面對更大挑戰,拜登在大選辯論表現一塌糊塗,民主黨正醞釀陣前易帥,政治內訌持續升溫。若無法迅速妥協,左翼政治陣營幾經艱苦才打造起來的聯合陣線可能土崩瓦解;至於特朗普方面,除成功把美國最高法院變成為政治服務的政黨工具,更憑藉個人魅力及共和黨內右翼勢力積極支持,成功排除黨內溫和派,把共和黨的整個政策主張向右大幅移動,使當年國會內共和黨邊緣組織「茶黨」之流成為主流正朔,並且有可能同時贏得總統寶座及國會參眾兩院多數,可以推動大面積的改制奪權,把數千名原應政治中立的聯邦政府文官,變成共和黨政治任命的黨工幹部,徹底改變美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屆時民主黨管治的州份雖會負隅頑抗,但整個國家的憲政生態將如氣候變化般越過臨界點。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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