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近日看了2025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我生如是繼續》（英譯：I'm Still Here、葡萄牙語：Ainda Estou Aqui，2024）。電影建基於真實事件，講述1970年代巴西軍人獨裁統治時期，被視為異見分子的國會議員魯本斯‧派瓦遭當局帶走，從此下落不明，其妻子尤妮絲多年來堅持尋找丈夫的消息。直至25年後，已轉型為民主國家的巴西政府，才向她發出丈夫的死亡證明。雖然施害者仍未被追究刑責，但官方承認受害者的死亡，至少為問責打開了一道縫隙。 所謂強迫失蹤，是指國家機關，或在其授權、默許下，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並拒絕承認或隱瞞其命運與下落。這種行為具有雙重傷害：受害者被禁錮而得不到法律保護，往往遭受酷刑；其家人則在無盡的等待中承受折磨，既無法確認生死，也無從悼念。電影中，尤妮絲在收到丈夫的死亡證後，沒有憤怒，只有如釋重負地說：「強迫失蹤是這個國家最殘忍的手段之一。怎麼會有人闖進你家，強行帶走你的丈夫，然後說他消失了？」這句話，道出了無數受害者家屬的處境。 聯合國20年前通過公約...

（筆者按：我在2023年初在綠豆《鏡遊集》刊出第一封給年老明慧的信，差不多要三年才完成二十封信，最後結集成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面世。這篇短文是我一些反省，也在此感謝綠豆給我空間發表我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我和周兆祥合寫《將上下而求索》，那時我二十八歲，剛從中大哲學系畢業不久，正準備赴德國攻讀博士。我們虛構了一個叫明慧的年輕人，把自己對人生的困惑與思索寫成二十封信。那本書後來成為香港高中的參考讀物，陪伴了幾代年輕人走過迷惘的歲月。 近半世紀過去，我在英國聖奧本斯的書房裡再次提筆。窗外是異鄉的樹林，不是馬料水的山色。我已過七十，父母早逝，師長凋零，連我深愛的城市也面目全非。這一次，我要寫給年老的明慧——也就是寫給同樣走到人生晚年的讀者，寫給我自己。 書名從屈原換成了晏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少年的壯志，前路無盡，時間充裕，什麼都可以慢慢來。「夕陽西下幾時回」卻是暮年的喟嘆，日頭已斜，問的不是路有多遠，而是天黑之後還有沒有明天。 兩本書的距離不只是五十年 當年寫《將上下而求索》，我談人生處境、痛苦幸福、生命意義、愛情本質、自由超越，題目很大，口氣也大。那時候我相信人可以選擇面對命運的態度，可以在荒謬的宇宙中自我賦義。存在主義的教科書都是這樣說的，我也這樣轉述給明慧聽。 但那些話說得輕巧，因為我還年輕。死亡對二十多歲的人而言是抽象的概念，是哲學課堂上的議題，不是每天早上照鏡子時逼視你的現實。我父親五十四歲死於車禍，我當年以為那是意外，是命運的捉弄。現在我比他活得更長，才明白死亡從來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差別只在於你什麼時候真正意識到它。...

移英後入了多個whatsapp群組，其中一個由一位移英社工街坊發起。群組甚少講飲飲食食，反而多發放不同的社區活動，例如不同族裔的節慶、小城盛事等。八月就提醒大家，被戰火蹂躪三年多的烏克蘭，將會在市中心的大教堂舉行第34周年的獨立日活動。8月24日星期天走進會場，見到負責的婦女居多，也有不少小朋友，穿上烏國民俗服Vyshyvanka（維什萬卡：一種以細緻刺繡為特色的寬鬆襯衫）走來走去，很多女士還頭戴花環。在黃藍色調映襯下集會開始，主辦的向日葵學校，是在離散烏克蘭人捐款和英國市政府資助下成立，旨在教導年幼的烏克蘭裔孩子國家的語言、文化、歷史。有點像在英國多個城市都有華人設立中文學校、南亞裔人士如斯里蘭卡族群設斯里蘭卡語學習中心，努力在異鄉傳承祖家的文化。 拒絕遺忘儀式一開始，司儀邀請在座每一位，不論是烏克蘭人還是其他族裔人士，一同出來手牽著黃藍國旗，由會場步行入場外。雖然我不明白烏語，但跟老中青的烏克蘭人走在一起，手執黃藍旗也心頭一震 ——遠離家園，在陌生的地方一起，拒絕遺忘，我想，這份情緒，來自不同地方的離散者也有共鳴。隨著旗幟緩緩升起，烏克蘭國歌奏起。這幾年，因烏克蘭被俄國入侵，才多了聽這調子。其中唱到「烏克蘭的榮光沒有消失」（"Shche 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