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移民署因應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鼓吹武力統一，取消其居留許可並限令離境。這宗新聞對許多港人移民來說大概會覺得是事不關己，如果不是幸災樂禍的話。然而細想之下，港人移民其實也是時候想想如何應對針對移民社群的疑慮；在台港人固然要想，到其他地方的亦不見得可以免疫。 言論自由從來不是沒有限制，危害社會的言論在各地都會被明文禁止。不過言論自由的界線，和許多社會規範一樣，都是各處鄉村各處例。移民在此的第一重困難，自然是對紅線的掌握。這點對港人移民同樣適用。有些港人在香港的時候自恃是多數，習慣各種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而不自知，移民到了因為經歷過種族撕裂而對相關言論特別敏感的社會，如果仍然保持自己的一套然後聲稱當地的要求是「玻璃心」，則未免沒有入鄉隨俗。見到一些港人移民在歐美社會因為歧視言論而遇到麻煩，還要反過來指責當地是「左膠國家」，只好慶幸不是人人會讀中文，否則惹當地人討厭的程度只怕和上述的台灣案例相距不遠。 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 當然，台灣的案例還有其特殊性：移民的原居地政權或移民所代表的群體，和當地的主流社會衝突，以致移民本身被視為潛在的疑慮對象。在台港人恐怕在這件事情上感受至深。2019年的時候台灣政府有過許多「撐香港」的言論，然而隨著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運作的介入日深，台灣政府難以再把香港和中國大陸作差別對待，港人移台無論是政策或執行上亦出現不少波折。 成為被疑慮的對象，過程不一定很有道理，要作辯解往往亦不容易。早兩年有不少港人因為「國安疑慮」而定居台灣遭拒，其中不少個案的解說相當無厘頭，例如在公立大學短暫工作也成為拒簽原因；雖然這些案例後來被監察院查明，原來只是移民署「為爭訟便利」而沒有詳細說明所有原因，例如投資移民本身的個案問題，但在港人社群中帶來的誤解和傷害已難挽回。 面對衝突，移民本身固然應當尊重當地社會的紅線，凡事有所分寸。與此同時，政府若要把紅線變成政策，主管機關的解釋必須有理有節，不作過度干預。近日台灣的案例得到輿論普遍認同，皆因台灣政府這次劃出的紅線十分清晰：談統談獨都可以，但不能「鼓吹戰爭」，並援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條文為此原則背書。換句話說，政府表明不是要針對個別移民社群，也不是要針對思想，而是「鼓吹戰爭」此一特定行為，也就是說對事不對人。這樣的界線普遍輿論認為適度合理，相關案例在此也是證據確鑿，沒有冤枉好人。 反過來說，當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不一，被針對者難免會感到不服氣。例如當移台港人發現自己被視為潛在風險，另一方面卻見到退休軍官將領能到中國大陸出席統戰活動，不免懷疑所謂對國安疑慮的重視到底是真是假。相對來說，早前賴清德總統提出檢討港人移台政策，是放在十七條針對社會各階層的因應策略中提出，港人移民並非唯一針對的對象，就未有引起相關政策研究者的普遍反彈。...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簽署行政指令，聲稱指定英語為美國的官方語言，背後相信針對美國社會對移民文化影響所謂美國主流文化的憂慮。語言從來都是移民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欄早前也討論過「發夢也是用當地語言」如何被視為徹底融入當地社會的界線，以及由此期望延伸出來的許多疑問。移民到達新的社會，學好當地語言固然對日常生活大有幫助；不過說到官方語言政策，問題又要複雜得多。 首先，特朗普的官方語言指令和他的很多政策一樣，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往往更像是做場戲出來給死忠粉絲歡呼喝采。就好像是他在競選首任時也有豎立墨美圍牆，還有「墨西哥付鈔」的豪言壯語；結果圍牆的新建部分只得數十英里（用的是美軍經費），拍張照片便自稱勝利。說到法定語言，美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當然也保護使用各種語言的權利；行政指令不是法律，只能影響聯邦行政機關，而特朗普指令其實只是推翻了克林頓年代加強政府協助非英語人士的要求，沒有禁止政府部門繼續提供現有各種語言的服務。所謂指定英語為美國的官方語言，很大程度只是又一次特朗普式的標題黨。 官方語言與本地文化 美國聯邦政府沒有法定語言，各州政府倒有不少對此作出要求。有超過30個州列明英文為該州的官方語言，但同時也有數個州把當地原住民語言定為官方語言：夏威夷州規定英語和夏威夷語同為官方語言，南達科他州則認可了拉科塔語、達科他語和拉科塔語，阿拉斯加州法例更在英語以外列出20種當地語言為官方語言。 原住文語言的案例說明了在美國談語言的尷尬：如果說外來人口應該尊重本地文化，那麼英語本來就不是美洲大陸的本土語言，其實也是外來文化。而在外來文化當中，英語也不應視為特例；新墨西哥和路易斯安那在成為美國領土前，分別當過西班牙和法國的領地，影響遺留至今，兩地政府的官方文件分別仍有使用西班牙語和法語。美國領土也不限於50個州，波多黎各也是美國領地，九成四的居民說西班牙語；當地人口超過三百萬，人口排名比18個州還要高。如若真的要求美國各地政府以後只用英語，恐怕是天方夜譚。 美國的情況也許比較極端，但同樣的歷史思考和由此而來對少數的尊重也可見於其他地方。台灣華語雖然現實上是台灣的通用語言，但台灣從歷史到現在尚有許多其他語言：原住民語、台灣台語、客語以至日語等，華語的通用地位是歷史和政治產物。今天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僅說明「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嚴格來說台灣華語沒有更高一層的地位。《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則要求「除國語外，另應以閩南語、客家語播音」；而在歸化國籍的基本語言能力標準當中，口試部分也有「華語、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擇一應試」的選擇。 是挑戰還是機會...

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教育部限令學校停止DEI（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公平共融）相關的政策，否則將失去聯邦資助。港人移民在各地雖然應算是少數族裔，卻同時不乏反對DEI的聲音，認為違反唯才是用的原則。道理上，用人唯才當然是好事。不過怎樣才算是用人唯才，卻有不少值得仔細思考之處。 香港人認同唯才是用，本身十分合理，畢竟這期望符合大多數港人的成長經歷，甚至視為香港的成功基石。回想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起飛時期，社會各行各業急需人才，而很多出身底層的年輕人都得益於社會流動改善生活。這一段經歷，在香港主流論述中被理解為港人只要有能力、敢冒險，自然就可以出人頭地。事實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往往以大學入學試作為社會流動門檻，相對於中國大陸講究階級成份或政治忠誠來分配資源，無疑相對來說要公平開放得多。 當然，如果我們深究下去，昔日香港那個「獅子山下」的故事其實有眾多盲點。例如少數族裔的語文政策問題，很大程度打擊了他們在公開試中公平競爭的機會。聲稱香港是個唯才是用的社會，往往忽視了「沒有相同起跑線」這個事實，純粹站在終點宣告比賽公平。只因受負面影響者屬社會少數，唯才是用的迷思才得以留存。 DEI破壞了公平？ 道理上，當港人移民到外地，從社會中的大多數變成可見少數之後，應該更有可能理解少數的弱勢地位，對補償少數的社會政策更為支持。事實卻不一定如此。相反，港人移民後不一定會覺得自己是被邊緣化的少數，不少覺得自己是所謂的「模範移民」，認為那些補償少數的社會政策反而會對他們不利，甚至覺得反對這些政策才能更讓主流社會接納他們。...

2025年2月5日，英國保守黨黨魁栢丹娜提出改變英國移民制度。按建議，入籍英國的居住年期要求會由現時的6年延長至15年。相關報道一出來，移英港人社群隨即陷入恐慌，不少港人擔心無論是時程或開支都會大失預算。兩日過後，保守黨澄清建議不適用於以BNO簽證，移英港人社群才略微緩解過來。 話雖如此，在這僅僅兩天的恐慌當中，也側面反映出移英港人社群的一些現象。許多對保守黨建議和相關情勢的解讀，似乎顯視一些移英港人對英國政制和政治並不完全理解。在這前提下，日後類似的恐慌或各種謠言引發的不安只怕還會繼續出現，亦不利於移英港人在英國社會中的融合。 首先說明，這場恐慌的出現，保守黨自己應該要負上一定責任。平常新聞教學，總會跟學生說不要看二手（英文傳媒）、三手（中文傳媒翻譯英文傳媒）甚至第四手的消息（港人網紅解讀中文傳媒所翻譯的英文傳媒），應找回消息最初的來源。然而這招在這次卻不太管用。執筆之時（台灣時間8日中午，英國時間為凌晨），在保守黨官方網站列明於6日發出的黨魁演說當中，可以讀到「這些變更將不適用於烏克蘭計劃和來自香港的英國國民（海外）人士」的保證。但再查證之下，這句說話原來是後來加上去的。相同題目的演說，在保守黨各地分部的網站並沒這句保證。 按互聯網檔案館的存取紀錄，這句保證應該是在演說於6日發表後，到7日晚上之前的某個時間，在中央黨部的網站補回去的。換言之，保守黨很可能自己一開始也沒有想到要說明持BNO簽證的港人會否受到影響，群情洶湧下才補回澄清。 移英港人之間的討論 疑問爆發了，再看移英港人之間的討論，發現有些觀點不單止無助釐清事實，甚至可能會加強誤解。 例如我讀到一些移英港人怒斥建議破壞了合理期望，如果落實的話會去尋求司法覆核，還很有信心法庭會推翻決定，港人不會受影響。沒錯，英國的法庭會審理移民案件，也會推翻政府部門的決定，不少港人也是基於對這些司法程序的信心而選擇英國作為他們的目的地。不過這信任不應無限擴充。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不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而是採用議會主權制（又稱議會至上制）：國會擁有絕對權力，修改或廢除以前通過的任何法例均不受成文法或判例約束。如果法庭判國會違法，那很簡單，國會另立新法然後叫法庭按新法來判決。議會主權到底可以有多大，在早前的「盧旺達案」已引起很多爭議，此案正正也和移民制度相關。當時支持保守黨的評論人，如果現在又說法庭可以擋住，恐怕已有點自相矛盾。...

早前獲邀出席活動，開場前和主辦方寒暄，問到我來台灣已有多久。屈指一算，發現活動隔天剛好就是我來台滿三年。移民研究中的適應和融合有時會談得有點抽象，放在個人身上卻又無比甚至有時過於現實。來到三周年的關口，我也不免俗地回想自己這段日子是如何成為台灣人的。 甚麼是台灣人 在此之前，首要回答的固然是：甚麼是台灣人。回憶在桃園機場下飛機的那一刻，雖然是在疫情期間的緊張狀態，但所有機場工作人員都溫文有禮，滿滿「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經典印象。當然，在台灣的時間久了，知道人情味的另一面就是沒有邊界感；香港人很強調個人邊界，在台灣卻常常遇到完全不把保護個人資料當作是一回事的時候，許多在台港人常常氣得冒煙。 所謂經典印象，往往同時也是刻板印象，現實的台灣當然複雜得多。例如台灣是亞洲同婚第一，但在此的背後卻是性別平權在社會中的各種鴻溝。在官方論述和公眾議論中，我見到的是進步的觀念，早前公眾在奧運選手性別爭議的取態和對變裝皇后比賽的支持可見一斑。不過一旦脫離了一致對外的同仇敵愾，來到台灣內部的性別議題，從傳統男校的低俗言論，到耳聞目睹各種婆媳關係中的父權打壓，每次都驚訝為何某些台灣人可以如此落後保守。 相對於「把自己變成更像台灣人」，看到台灣社會本身的複雜性，可能才是真正認識和融合於台灣社會的起點。要成為台灣人，不用硬設一個「要怎樣做才算是台灣人」的準則，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和台灣人一起同笑同哭同成長。 許多的一瞬間感應 如是者，「覺得自己是個台灣人」往往是許多一瞬間的感應。對我來說，整過過程大概就是承租了第一個住處，在新居第一次用洗衣機洗衣服開始。從滾筒開始轉動的那刻起算，我知道我在台灣留下來了。之後就是一個又一個單獨來看微不足道，但放在一起又好像是通過了一個又一個成為台灣人的「哨站」：第一次洗牙、第一次進醫院、第一次報警、第一次補衣⋯⋯...

2019年的抗爭浪潮已過了五年，及後香港社會政治環境變得翻天覆地，連帶許多社會現象也被理解為和這些改變相關。過去數年的不少社會風潮，都被視為與社會運動和疫情後的集體自我療傷。而對於這些理解，我發現離港和留港者往往會表達出不一樣的態度：離港者會傾向批判，留港者會傾向同情、接受，甚至支持。 相關的社會風潮五花八門，例如個別歌手或組合走紅獲獎，就有不少評論認為是集體自我療傷的產物，甚至被懷疑是觀眾把他們的期望強加於這些歌手或組合（甚至是背後的傳媒機構）之上，才讓他們受到注意；在出版界，則有大量和城市景觀、建築設計，以及本土文化（從風俗、語言到飲食）的書刊出版而且大賣特賣，這現象則被認為是基於時代巨變下讀者抱有懷舊情緒，從而產生的市場需求。 再拉遠一點，市民北上消費成風，看起來好像和數年前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的抗拒態度明顯矛盾，卻亦有說指正正因為港人對香港的情感蒙受巨大否定，所以連帶留港消費也失去動力；而一旦消費決定脫離情感考慮，那就不如北上追求價廉物美。 我不肯定上述的眾多說法有多大的解釋力，我一直期待有人可以就這些說法作扎實的在地研究。然而無論有否道理，它們的出現本身已引發出許多的爭議，而且和「留港離港之爭」有一定程度的重疊。 留港離港者之爭 不少已離港的朋友對這些現象持批判態度，例如覺得那些乘風而起的人或事根本不值得那麼多的注意，進而認為這些現象顯示香港已變得空洞平庸。這些持批判態度的朋友往往會以「今不如昔」的框架來表達憂慮，身為離港者則再疊加對往日香港的懷念，以此批評甚至蔑視今天香港的各種熱潮。 對此，不少留港的朋友會提出這樣的反擊：今天香港的空間已大不如前，用過去的標準來衡量今天是不切實際。各種風潮的存在代表它們能照顧留港者的心理需要，本身就是一種成就；更有不少朋友認為只要這些集體的能量繼續存在，自然就有深化的可能，外人不應過於刻薄挑剔。...

平等（equality）與公平（equity）是社會政策議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兩者的分別，在於如何對待少數。移民研究要處理的正正是少數外來者要如何在大社會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自然難免會涉及平等和公平的問題。 簡而言之，平等強調對所有的人相同對待，公平強調對不同的人差別對待，以達至現實上的平等。例如對於要坐輪椅的人，我們的社會不會說「所有人都要走樓梯」才是公平，而是會刻意多花成本設立輪椅專用的通道，讓他們也能在後果來說得到公平。當然，正如本欄過去多次提到，「相同的人相同對待，不同的人差別對待」的原則聽起來十分簡單，但要分辨出在哪些時候應該差別對待卻十分困難。雖然法律上常見「受保護階層」（protected class）的概念，列明膚色、宗教、性別、康健、年齡等類別的特殊地位，但實際應用上還是會有數之不盡的矛盾，告上法庭或要求修法的聲音亦是無日無之。 千萬種差別對待的理由 移民在許多地方作為可見的少數族群，在這問題中當然不能倖免。而更麻煩的事情，是移民社群本身存有巨大的內部差異，同一套邏輯對某一個移民社群有利，對另一個移民社群則可變成不利。大學入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們純粹追求平等，那十分簡單，十萬考生回答同一份考試卷，最高分的一百名考生入學，大學入學處除了考生編號之外甚麼都不知道，這樣最少看起來就是完全平等待遇。但世界不是這樣的，我們從來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差別對待，例如有身心缺陷的考生我們會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完成試卷，畢竟他們往往不見得自願的，一般人認同社會有補償的必要。然而一旦我們開始考慮各種「不自願」的缺陷，則出生在一個因為歷史和政治原因而教育資源貧乏的原住民社區，又算不算是一個提供差別對待的理由？如是者，有些社會又產生了「原住民加分」的制度，彌補社會過去的不公。 很明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些做法。當大學入學（或任何需要競爭的機會）不再只考慮冷酷無情的測試和分數，而開始考慮當事人的處境（特別是種族）的時候，就會吵得特別厲害。有些人是原則上反對，有些人則說現在的社會已經很公平所以不用再考慮。來到移民社群，一方面有移民社群會因為相關政策而得益，但也有不少例外。例如亞裔移民來到歐美社會，父母特別會強迫子女讀書考試，如果大學入學只看考試分數的話便全部都是亞裔學生，大學於是實施配額減少亞裔學生的比例；那麼在亞裔考生的角度出發，則會寧願不要基於族裔的差別對待了。...

前文提到，一般來說中產於移民後被迫向下流動，往往被視為正常現象。畢竟之所謂社會身分，來來就必然嵌入在個別社會當中，無論是專業證照、街頭智慧還是人脈關係，一旦離開了便很可能會隨之失去，要在移居地重新累積。不過，在全球化底下，近年亦不難見到一些逆向現象，移民後還可以保持原來的社會地位，甚至因為移民而開創出新的事業。 各個移民因由 在解釋新現象之前，先說明一點：為什麼有下流風險，不少中產仍然甘心移民。這兒不外乎出於三種情況。第一，是原居地的情況正在變差，包括精神價值或是物質條件，以致潛在的移居者推算就算移民後會向下流動，留下來可能更糟糕，移民實為兩害取其輕。所以對於那些聲稱「多搵幾年錢才移民」的人，到了發現香港經濟明顯轉差的時候，就是考驗是否真正坐言起行的關口。 另一個古今中外常見的理由，就是移民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下一代。因為不想子女要在受限制的環境下成長，寧願犧牲自己的事業也要帶子女移居他方，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中各次移民潮的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因素。按黃子華在《秋前算帳》中的說法，如果沒有下一代，其實我們是不用移民的。 最後，就是移居者本身擁有豐厚金錢資本，所以移民後就算失去本來的專業工作，也無損其社會身分。香港寸金尺土，許多中年的中產人士本身在香港已有物業，如果早兩年趁香港樓市高峰期的時候出售，移民後已基本上高枕無憂，可以過半退休生活，時間拿來料理家務種花養狗。曾經遇過資產豐厚的移英港人選擇做貨倉，只是為了打發時間，還說現在因為上班不用過於動腦筋而十分快樂。如果選擇去一些性價比較高的地方，例如台北以外的台灣，則實行成本更低。 向上流動機會 不過對於較年輕的移居者，無論是為了自我認同還是有實際的經濟需要，移民後總會希望重拾向上流動的機會。這點對這一波的移民來說又確有不少可能性。...

按照經典的社會理論，中產在移民後往往會經歷社會經濟地位下跌。在這一波移民潮當中，身邊也見到數之不盡的案例。不過與此同時，可能是時代變遷，又或香港移民本身的特質，也遇到不少例外情況，移民後仍然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以前更風生水起。 傳統來說移民後社會經濟地位下跌，往往是和工作相關。現代人的身份地位如果不是含金鎖匙出世，很多時候都是來自他們的工作；尤其是中產，他們不少都是專業人士，不單收入比較高，在社會上很多時候也較受尊重。移民對他們的衝擊可以十分直接，畢竟甚麼是專業本身就因地而異，香港很吃香的專業例如金融服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沒有需求的，反而某些在香港不被重視的工作如維修通渠，在當地才是真正專業人士。 專業資歷認證 另一個常見的原因，則是專業資歷要靠政府認定，移民後原有的資歷不一定能帶過去，當地很多時候會不予承認。沒有資歷認證，便做不了原本的工作，本來的專業人士要轉做能力錯配的工作，於是工作和社會地位都會下降，亦是移民後向下流動的常見案例。 資歷未能獲認證原因可以有很多：最常見的說法是當地專業有保護主義，不歡迎外來人士爭飯碗。不過這說法可能只是部分事實，後面通常還會有些實際理由。例如在美國，即使是在國內，許多州份的律師資格也不互通，畢竟每個州份的法律都不太一樣，更別說要到別的國家。律師要看法例，但許多專業也是和法律打交道的，醫生和工程師都要知道當地的監管制度才能有效工作，移民後資歷難免無法自動承認。 即使不看法律的部分，各地對專業內容的要求不一樣，有些知識或技能在當地看得很重要，在香港考牌時卻未必有考，也難怪當地要花時間釐清是否合適。又或者有些專業在香港本身也經歷過轉變，以前取得比現在要容易；當地查看過後，不接受某些持有舊資歷的香港申請人也有他們的道理。 當資歷不被承認，那可以怎麼辦？最直接就是重新考牌，但現實上有時還有迴旋的空間。舉個例，駕駛執照在國際間不時會有各種不協調，甲地的駕照和乙地不能互換，但甲地和丙地可以，而丙地又和乙地可以，於是便有人會繞個彎避開本來的資歷阻隔。有些專業資格國際上原來也有類似的情況，也見過有港人移民通過第三地取得移居地的資歷。至於當利用這方法的人越來越多，當地的監管機構會選擇「堵塞漏洞」還是索性直接開方便之門，則很大程度按各行各業的具體環境而定。例如英國就決定開放授予海外教師「合格教師身分」，為許多移英港人教師帶來重執教鞭的希望。...

香港人在離港之後，還會有多關心香港的流行文化？這和海外港人身為移民的身份認同會產生怎樣的互動？早前有幸讀到一篇加拿大研究生徐沛筠的論文發表，談到多倫多港人社群中支持香港偶像組合Mirror的應援活動，也就是多倫多鏡粉的故事，更新了許多我對香港文化如何在海外傳播的思考。 香港的流行文化跟隨港人移民流傳海外，並不是新的現象。記得二十年前我在紐約生活的時候，朋友會去唐人街的影視店一次過租二十盒香港電視劇的錄影帶回家，下班後馬拉松式收看，我就是透過這渠道看完《衝上雲霄》和《九五至尊》的。當年的互聯網網速不太足以支援實時影像播放，網上看電視和電影還未算普及，不過，網上串流和下載流行歌曲則已十分流行。那時候在紐約上班，校園是赫遜河畔的研究所，老闆是來自印度的學者，我用電腦時戴耳機聽的，是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的每周歌曲流行榜，同時背上各種身份互不衝突。 雖然看似是延續，但我想同一件事情來到今天，最少有兩點改變。 其一，是今天的流行文化變得部落化，而支持偶像的行為也變得更為參與式。以前的歌影視偶像都是天皇巨星，支持者遠遠的崇拜；現在變得十分分散，每個圈子都有公眾未必認識的偶像，而粉絲和偶像可以變得十分親近。現在許多粉絲甚至在偶像還未走紅之前便會出錢出力協助宣傳，到有朝一日偶像走紅時自己也感到與有榮焉。 對於各種應援活動，我看過不少頗為負面的分析，認為是娛樂工業利用粉絲的熱心，套取免費資源坐享其成。然而隨應援活動越來越多，從以前沉迷日本節目的粉絲無償自製字幕，到今天的應援團會大花金錢在公眾地方買廣告位為偶像慶祝生日，我想我們也有需要從粉絲的角度出發，理解他們為何會樂此不疲。 應援活動的獲得 因為Mirror風潮熱烈，過去兩、三年讀過不少鏡粉研究；徐沛筠的研究因為在多倫多進行，又結合了移民研究的角度，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