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持院，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北區，是臨濟宗天龍寺派的寺院，自1334年由著名的禪僧兼政治家後醍醐天皇設立以來，便承載著豐厚的歷史與文化意義。寺院的成立初衷是為了供奉已故的親人，並通過佛教理念引導世人，這一精神延續至今，成為了無數信士膜拜的聖地。 隨著時代的推移，等持院逐漸成為了許多顯赫人物的安息之地，尤其是在平安時代與鎌倉時代之間，許多武士與貴族選擇在此安葬，以求靈魂得到永恆的平靜與安息。等持院也因此被尊為足利將軍家的菩提寺，其中收藏有足利尊氏的墓與足利歷代將軍的木像，這些文物見證了過去朝代的興衰與文化的延續。 等持院的建築風格秉承了日本傳統佛教寺廟的設計理念，院內設有庭園與各式建築，例如本尊釋迦牟尼佛的殿堂，設計精巧，彰顯了禪宗的簡樸與深邃。該寺的山號「萬年山」、開基足利尊氏及初代住持夢窗疏石的名字更具有歷史意義，標誌著該地的傳承與價值。 夢窗疏石，這位活躍於鎌倉末期及室町初期的著名佛教僧侶，不僅以其深厚的佛學修為著稱，還是一位才情出眾的詩人與作庭家。他自號「木訥叟」，被尊稱為「七朝帝師」，這充分體現了他在當時社會的崇高地位與影響力。夢窗疏石在建仁寺向無隱禪師學習後，成為元朝渡來僧一山一門禪師的首座弟子，並承繼了淨智寺高峰顯日之法，創立了夢窗派。 夢窗疏石在等持院的修行不僅促進了佛教的傳播，還推動了園藝藝術與詩歌的發展。他所創作的庭園不僅是視覺的饗宴，更融入了禪的理念，使其成為禪者靜思修行的理想場所。而他的詩歌作品則用字簡潔有力，體現了對自然與人生的深刻體悟。 我參觀等待院實在不合時節，沒有櫻花、紅葉和白雪，但因為這不是平常遊客所到之地，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上午，只有數位遊人，可以讓我單獨領悟禪宗之寧靜境界，暫時忘卻一切煩憂。 （部分內容來自不同網站）...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人文詮釋者代表人物，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其思想固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希望藉此解決人類問題，但他亦非單純共產主義者。二戰後，他流亡東德，長住該地，任教於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為哲學教授；直到一九六一年始返西德，復為圖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名譽教授。 在二十一世紀共產主義似乎已徹底失敗，談論及相信共產主義者日少，甚至仍然以共產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亦完全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極權式資本主義；但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背後理想，卻仍相當重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出現，造成種種問題諸如壓逼、剝削、異化（alienation）。在此情形下，無產階級沒法盡其天性，更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由此觀之，馬克思主義可謂人本主義，他極為重視人類尊嚴，在其思想中，人類最重要。可惜，自馬克思主義變成列寧主義起，經歷史太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乃至於如今習近平思想，以人為本此關鍵已然喪失，所有人的生命及人生，均由國家實施極權統治以牢牢宰制。 烏托邦不會被取代針對如此馬克斯主義脫離馬克思原意的現象，布洛赫主張，應將馬克思主義拉回正軌，重振其以人為本之關鍵部分，但他絕非天真而簡單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他深知隨二戰結束，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加上自由主義盛行，世俗化益甚，以及大家對馬克思主義本身蘊含極權主義種子所作種種批判，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烏托邦思想已逐漸煙銷雲散。 大家都不再相信人類有能力建立烏托邦，所以都不再討論相關主題，認為毫無意義，白費心機。甚至乎，早在二十世紀初，已然出現反烏托邦思想（Dystopia），此派人不止認為烏托邦毫無意義，且大力批判烏托邦為人類帶來更大災難。然而，相當弔詭之處，在於人類一方面努力忘記烏托邦，另一方面仍孜孜建立烏托邦。試問，如今大家都在努力追求自由、民主、和平、公義、公益、開放、多元的社會，此社會不正是烏托邦嗎？如果我們認為，社會應該具備上述條件，這個「應該」，不正是理想及烏托邦嗎？試問，反烏托邦者，他們可有想過，有何方案可代替烏托邦？ 與放棄烏托邦思想或反烏托邦者不同，布洛赫仍堅持烏托邦，但他是位非一般的烏托邦支持者。儘管二千年來，烏托邦似乎不可實現，但他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重新探討，認為烏托邦並不會被取代，因為無論人類遭受多少苦難與恐怖，仍不會失去希望，希望內在於所有人，只要我們不滿現狀，希望將來有所改變，它就會成為一股力量，推動我們朝理想前進，而希望正是烏托邦的根本。換言之，烏托邦思想正如同康德式道德，亦內在於人類，不可能消失，雖然它如今似乎一時沉寂。以此為基礎，踏入廿一世紀，我們應重新理解希望。 主動過活以上主張，皆於其最重要著作《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英國物價仍高企，所以逛二手店已經成為我家喜愛的消閒活動。一年多前在二手書店，買了一本名為《戰爭詩集》War Poems的硬皮書，十多年前的印刷極精美，只售兩磅，就帶回家了。但詩集入住我家書櫃後，我鮮有翻開來看。罪過。誰料到是初中的幼女，提醒我這本詩集的存在？！這趟阿妺與英詩、亞媽與詩集的神奇再遇，一定要記下來。因為實在太意外、也長了我知識。女兒熱愛運動和任何動手做的工藝啊、習作呀。可是，一說起閱讀她總是一副拉牛上樹的德性。她上學至愛的，當然是體育、家政、設計與科技 （Design and Technology）等科目。但有一天，跟女兒夜話時，她喜孜孜的要我聽她說一個故事，一個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我問她，噢，又是歷史科的大發現嗎？女兒說「不」，是英文科呢。原來，女兒的英語老師，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詩作切入，介紹詩的體裁、詩的力量，詩人怎樣透過精煉的文字表達豐富的情感，如恐懼、如厭世、如希望。孩子這樣說：「你聽過Sassoon嗎？他參加過一戰。他寫過好多詩，講戰壕的苦難，好出名的！」唔… 我坦言沒有看過Sassoon的詩，只聽過同名的名髮廊和洗頭水… ...

去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恐襲以色列，引發的以哈戰爭迄今一年，中東局勢不斷升溫也推高了石油價格。 本月初，伊朗向以色列射發180枚導彈，而周二晚，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Netanyahu）宣布，在黎巴嫩的作戰中，誅殺了兩名真主黨領袖的繼任人，並疾呼只要敵人威脅以色列的生存，就繼續戰鬥。中東戰事持續擴大，伊朗的石油設施首度被點名，成為以色列可能攻擊的對象，布蘭特原油因而一度升穿每桶80美元的水平。 過去十年，中國平均每年原油需求增加60萬桶，佔全球新增需求六成，因此中國對原油需求的增減，左右油價的升跌。踏入2024年，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對原油需求也隨之下跌。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中國2023年原油需求按年增9.6%，但今年7月，卻按年跌1.7%（減少28萬桶），估計全年的石油需求僅輕微增加1.1% （平均每日增18萬桶）。 原本受到中國需求下跌影響，布蘭特原油價格已跌穿每桶70美元，只是中東戰事升溫才升破每桶80美元。中國結束十一黃金周假期後，發改委 （NDRC）的記者會雷聲大雨點小，並無公布實質的惠民措施，布蘭特原油價格應聲由每桶81美元回落至每桶76美元。如果中東局勢平穩，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放緩、沙地阿拉伯增加原油供應這兩個因素，有望將石油價格於未來兩年壓低到每桶60美元。不過，以色列似乎想把握機會，打擊伊朗，改變中東局勢，短期而言，戰事發展仍是關鍵所在。...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是中港股市急升後暴跌，觸發跌市的是北京發改委周二宣布的以財政開支振興經濟措施，規模遠低於市場預期，且缺乏執行細節。這次跌市最大的影響，除了令不少股民被套，怨聲載道，更嚴重的是打擊民眾信心，看經濟前景更悲觀，更不敢消費。股市從來有升有跌，而且波動不已，未必反映實體經濟好壞，也不是政府的職責所在，畢竟股民是自願拿錢去買股票，且明知道炒股有風險，賭輸了不能怪責別人。可是，這次升市與一般情況不同，是百分百的政策市，完全由中國央行宣布降息降準、放寛貨幣供應引起，導致大量從不炒股的民眾排著隊開證券戶口，把積蓄押進股票市場，而其後的大跌市，也是由發改委的公布觸發，這便帶出了一個關乎政府管治的問題，到底中國政府是否了解市場運作？在推出各種金融或財政政策前，有沒有制訂詳盡的期望管理措施？其實，在北京金融監管圈子裡，頭腦清醒的人還是不少，例如經常公開發表議論的徐忠，他是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副秘書長，周二便曾公開警惕市場，不要將人民銀行的穩定市場宣布，誤以為央行提供資金是為了托起股票市場，甚或直接入市炒股；他也警告民眾有槓桿基金大舉入市買股，這是中國股市正泡沫化的標誌。《金融時報》報道這次跌市時，特別提到徐忠的警告有助市場避免過熱。歌功頌德式宣傳可是，這樣的警告畢竟不是中國宣傳機關的主旋律，聲音太小，也來得太遲，絕大部分的官方媒體和政府默許發聲的網紅，在九月底政治局決議穩定經濟力保全年增長5%目標後，對人行的金融新策都採取一面倒唱好的調子，以為這樣就是促進市場信心，就是迎合中央政策，甚至還拿股市迅速大漲、民眾排隊開戶作為證據，吹噓中央領導英明神武。民眾對前景充滿信心，殊不知這種盲目樂觀的歌功頌德式宣傳，正是股市急升後暴跌的推手，也加深了民眾在跌市輸錢後對政府的怨憤，並加劇了社會對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到底怎樣的後續財政政策，才能配合央行的放寬銀根金融政策，起到振興經濟效果？《金融時報》的大跌市報道引用花旗銀行的估計，指財政刺激力度基本需要為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1萬億元填補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1萬億元鼓勵民眾消費帶動增長、1萬億元加強銀行的資本儲備。這個估算相當合理，2009年北京應對雷曼「爆煲」引發金融海嘯，刺激經濟措施規模為4萬億元。15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總量大增，挽救經濟需要3萬億元的估算其實非常保守，市場人士的估算從1萬億到10萬億都有。從這個角度看，發改委宣布的刺激措施總體規模不明朗、實施細節含糊，較具體的是提前撥用來年預算支出的2千億元，難怪令股市投資者產生杯水車薪的印象。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編按：《立場新聞》及兩名前總編輯被判串謀煽動罪成，成為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首次有傳媒機構及其編輯因媒體刊載的文章而被裁定煽動罪成。這宗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案件，判詞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陳文敏教授就此案裁決及判刑作出詳細分析，將一連四天連載） 2024年9月26日，距離「立場案」開審已近兩年，法院裁定鍾沛權被判監21個月，扣除他不獲保釋被羈押候審的時間，他還要服刑約九個多月；林紹桐因只涉及一篇煽動性刊物，加上身體健康狀況變差，法院將刑期減至相等於扣押候審被拘留的時間，令他可獲即時釋放。至於《立場新聞》，則被判罰法例下的最高罰款。[1] 法院認為案情嚴重，就鍾沛權的判刑，以23個月近乎最高刑期即24個月作為量刑起點，然後因審訊拖延日久，對被告造成額外壓力而減免兩個月。一方面這是基於法院並不認同被告是進行真正的傳媒工作或在執行媒體的責任，也不是單純的新聞工作者，而是透過《立場新聞》這網絡媒體去參與當時的抗爭。[2]這一點涉及判罪的基礎，上文已作討論。 法院也得承認，《立場新聞》本身是一間網路新聞媒體，並以新聞媒體的形象出現，從事一般新聞媒體的新聞工作[3]，單是因為媒體和編輯的個人政見及在18個月內發表了11篇煽動文章，便可推論被告會放棄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專業操守和執著，退下火線，以這媒體去參與當時的抗爭，這推論難道沒有合理疑點嗎？此外，量刑的判詞有兩點值得討論的地方。 法律如法官指清晰？ 首先，辯方陳詞指在此案之前，法庭並沒有為新聞工作者的限制訂下指引，被告只是不清楚法律上的指引而誤墮法網，不是明知故犯。法院不接受這辯解，認為香港上訴庭在Fei...

路易士老師十九歲開始愛上看足球，特別是英超。一星期工作的苦悶和勞累，往往可以透過全情投入觀賞一場足球賽得到紓解。我也因此認識多了英國地名，比如甚麼韋根、屈福特和李斯特城等等。當然，也學到歷史。 學歷史？足球歷史嗎？足球史是值得書寫和學習的。但我想在此文強調，足球的世界往往會援引英國歷史，比如不少人的愛隊曼聯，對前英超球隊列斯聯的時候，總會被冠上「玫瑰戰爭」一詞。為甚麼？不花點時間讀英國歷史，也是很難明白曼聯跟列斯有甚麼歷史淵源。 起始點其實是她們的所在地。 曼聯本屬於蘭開夏郡（Lancashire），惟根據1972年《地方政府法案》，蘭開夏郡的南部地區被劃入新成立的默西賽德郡和大曼徹斯特郡兩個大都市郡，曼聯在1974年4月1日正式歸於大曼徹斯特；列斯聯所在地則在約克郡（Yorkshire）。兩者正是玫瑰戰爭（War of the Roses）兩派的所在地。...

這一代的香港人移民離港，除了極少數未能像一般旅客從機場出境的尋求庇護者之外，大多數都是按正常途徑離開，到達目的地後通過正常途徑申請留下來。不過近年來佔領新聞版面和主導輿論的，往往都是那些自行跨過邊界的「非法移民」。美國有來自中南美洲的，歐洲有來自北非和中東的。他們的情況主導了社會對移民的思考，也連帶影響到社會對其他移民社群的接受程度。 說下去之前，先處理一個問題：所謂「非法移民」的說法，在香港十分普遍，但在歐美社會卻有一定爭議。不少支援移民的團體認為應該用「非正規移民」或「無證移民」等說法，可以讓社會更完整的理解他們的存在，而非僅僅視之為執法問題。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同意，例如法庭會認為他們確實是違反了出入境條例，最少在法庭這個場合把他們稱之為「非法移民」，反而更為中性。 順帶一提，移民本身在美國經常被稱之為 Alien ，與公民（citizen）相對。可能因為 Alien 一詞今時今日會讓人想起外星怪物，也有政府機構開始改以「非公民」（noncitizen）為稱呼。以前台灣的居留證是叫...

（編按：《立場新聞》及兩名前總編輯被判串謀煽動罪成，成為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首次有傳媒機構及其編輯因媒體刊載的文章而被裁定煽動罪成。這宗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案件，判詞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陳文敏教授就此案裁決及判刑作出詳細分析，一連四天連載） 意圖與罔顧煽動後果 在普通法制度下，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犯罪者除觸犯法律禁止的刑事行為外，還須有意圖作出該等行為才能構成罪行。法律上的意圖包括蓄意和罔顧兩種情況，例如在處理賊贓的控罪，被告辯稱他並不知道有關財物是賊贓，所以他並沒有蓄意處理賊贓。然而，若在當時的環境下他有理由懷疑相關財物是賊贓，但他卻決定不作查詢，決定冒著相關財物可能是賊贓的危險而作出處理，而這個冒險是不合理的，在這情況下，被告便可被裁定罔顧後果，有足夠的意圖觸犯處理賊贓的罪行。 這裏可以看到，罔顧後果的意圖會大大增加被入罪的機會。即使犯罪者並不蓄意犯法，只要他相信他的行為有一定的風險，然後作出冒險的決定是不合理的，便足以令他入罪。對報刊媒體的編輯而言，在刊登讀者來稿或博客文章時，編輯可能絕對沒有意圖發布煽動刊物，但只要他們知道發布這些刊物會有一定的風險，而他們冒這風險的決定是不合理的，他們便可能觸犯煽動罪。 報刊媒體的步步為營 當煽動的定義是如此模糊的時候，任何可能會觸動政權神經的文章，編輯都要面對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為求自保，不去刊登稍有風險的文章，或在仔細考量後認為這些文章不屬於煽動刊物，然後冒險刊登，期望這些文章不屬於煽動刊物。一旦這些言論受到當局指責，不論指責是否合理，媒體都要面對很大的壓力。過往便有媒體因為作者被不同的政府部門多番投訴後，決定終止與作者的合作，停刊該作者的漫畫。 筆者早前發表了一篇文章，針對探討修改國安罪行犯假釋機制，焦點在其具追溯效力，筆者認為法例含糊，而追溯效力對正在服刑的人士並不公平[1]。即使這只是法律意見，亦隨即受到當局的公開譴責。這些例子，均顯示媒體所面對的壓力，當煽動意圖擴展至罔顧後果，媒體便更加如履薄冰，若不想身陷囹圄，便只能作出自我審查，以求自保。...

（編按：《立場新聞》及兩名前總編輯被判串謀煽動罪成，成為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首次有傳媒機構及其編輯因媒體刊載的文章而被裁定煽動罪成。這宗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案件，判詞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陳文敏教授就此案裁決及判刑作出詳細分析，一連四天連載） 沒有客觀理據還只是不同意見？ 涉案的17篇中，7篇是人物專訪，1篇被裁定為新聞報道，其餘的是博客文章。法院裁定當中11篇文章具煽動意圖，包括兩篇人物專訪及9篇博客文章。17篇文章都是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發表，在分辨為何某些文章具煽動意圖或不具備煽動意圖，判詞顯示，當中帶有不少主觀和法官個人政治取向的成分。 有別於敍事論文，人物專訪不該只是抽離地敍述受訪者的生平或經歴；一篇好的人物專訪，是要將受訪者的性格、情感、特質、主張和個人經歷立體和鮮明地呈現於讀者眼前。嚴肅的學者、拘謹的官員、活潑的年輕人、油滑的政客、滿腔熱血的理想主義者，憤世嫉俗的抗爭者，他們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經歷，令他們在表達自己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方式、語言和態度，好的人物專訪就是要將這些特徵和性格忠實地呈現出來。 一樣的專訪 不同的結果 鄒家成在專訪中談到要宣揚香港民族主義、提倡香港共同體等概念，又指香港已進入革命的階段。法院認為這並不構成煽動，因為專訪中有更多篇幅論及他對泛民的不滿[1]。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若言論是意圖挑起市民對政府的不滿，那麼為何同時批評泛民的言論便會不構成煽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