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國際上最矚目的新聞有幾則，其一是美國最高法院連續頒發三個「糾左」裁決，觸發美國左右兩派激烈爭議，令明年的總統大選增加變數；其二是法國巴黎警察截停違規車輛、槍殺阿裔青年司機，觸發全國多處持續五天的暴力騷亂；其三是中美高層對話後，雙方各自出台針對對方的措施，例如中方通過對外關係法，又限制稀有金屬出口，美方則向國民發出針對中國的旅遊警告。至於香港方面，回歸26周年最引人注目的新聞是，國安處懸紅各一百萬元通緝八名港人，其中包括數名前立法會議員，指他們呼籲國際制裁違反國安法。 美國最高法院 美國最高法院因著自由派女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於2020年9月逝世，前總統特朗普得以在任期即將結束前多委任一名保守派大法官進最高法院，令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例變成六比三，不再是僅多一席的五比四。 這個改變的深遠影響在過去一年逐漸浮現，最高法院繼推翻墮胎合憲的歷史裁決，令美國保守州分可以立法打擊墮胎後，一連頒布三個進一步打擊自由派的裁決，包括否決拜登總統引用國家危機應對措施免除全國大學生積欠的四千億美元貸款、否決哈佛等多家大學長期推行的以較低成績錄取少數族裔學生的「逆歧視」措施、否決州議會立法強制商業經營者向同性戀客戶提供服務。這幾個旗幟鮮明的裁決，獲共和黨核心選民大力讚好，民主黨核心選民則強烈批評，這兩股強烈的情緒將令明年的總統大選變得更具刺激性，可能成為自由派與保守派的一次歷史性投票對決。...
我在上一篇〈世道紛亂：政治上的「敵、友」思考〉一文中說，施密特認為「敵、友」的界定，是邦國政道中最根本的政治決斷。如果從這個理論視野看今天紛亂的世局，對全球蒼生影響最全面的潛在「敵、友」分野，顯然是美、中目前在全球爭雄的競爭格局。有些論者認為，世界已經處於第二度冷戰的年代。大國進行全球爭雄一般對冷戰的理解，是核武超級大國進行全球爭雄，在關鍵地區通過代理人式的局部戰爭和衝突進行對峙的一種格局。核武的存在，使核戰一旦爆發，交戰各方將無一倖免，出現全面互毀文明的一種結局。因此，在核武年代，超級大國的理性爭鬥，便得通過戰略上關鍵的局部代理人式的戰爭和衝突，逐一挫敗敵方，以達致主導全球稱雄的局面。如果美、中已處於冷戰，那麼，目前在烏克蘭的軍事衝突便是冷戰時期的典型代理人式的局部戰爭。其他關鍵的潛在爭鬥熱點，包括了台灣、朝鮮半島、南海等處。兩國在南太平洋島國和非洲諸國的外交競爭，也可以理解為雙方全球對峙的伸延。香港雖然是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但因為種種原因，在1997年後很長的一段時期，是中國境內實質控制地區中最受西方價值影響，最容易局部挑戰中國黨國體制的一個國際大都會，因此也就成了美、中全球競爭的一個半熱點。上述的分析雖然不無道理，但也有論者似乎還未認為世界已經第二度進入冷戰。基辛格在今年5月20日《經濟學人》的訪談中說，他認為目前中國的體制是儒家式的多於馬列式的。他說，中國決意要強大崛起，並不願意受制於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以西方標準建立起來的「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但他相信，中國不會像希特拉般要控制世界。基辛格的判斷可能對，也可能錯。但他也看到，美、中雙方對對方的敵視和日益強硬的立場，正在威脅到彼此的和平共存，因此他同意，美國要加強軍備，以阻嚇戰爭爆發。兩意識形態爭持回到施密特的法理政治思想。他那「敵、友」的分野、政治決斷的論述，會如何看待今天的美、中競爭呢？首先，我想大概沒有太大爭議的一個分析，就是美、中兩國已把對方確定為是己方的首要假想敵，這假想敵威脅著本國的核心政治價值和利益。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美、中的爭鬥可以理解成是繼蘇聯解體後，自由憲政的民主制和專政獨裁的黨國制的第二回合爭持。只是這個改良版的黨國制，在吸收了市場經濟的優勢後，變得比從前斯大林的黨國制難應付得多，特別是西方的民主制在經歷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和民粹政治的狂飆後，歐美邦國對自己的政經體制的信心已不如以前。加上中國開放改革後已成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使雙方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壁壘分明，同時混集著經濟、貿易、金融上的難解難分，使這種「敵、友」關係，變得比先前的冷戰複雜得多。正是這個意識形態上的壁壘分明，使美、中在這場全球爭雄的競爭中，儘管經貿金融上雙方格局難解難分，卻都付不起敗給對方的代價。試想如果美國不能阻止民主的台灣被中國大陸強行統一，美國對亞太和西方盟國的「軍事保護傘」承諾將會蕩然難存。與此同時，美國在世（特別是亞太區）的主導地位，難免在形勢上被中國取代。人們對自由民主制的信心，也自然大打折扣。同樣道理，西方不能坐視烏克蘭敗於俄國，正如中國不能讓普京政權崩潰，因為俄國落敗的結果，既使中國更難與美國爭雄，又失去一大制衡西方的屏障，大大加強美國對中國的直接威脅。「敵、友」（起碼是假想敵）的論斷既然已經確立，那是否代表世界難免爆發第三次大戰呢？儘管目前的局面是嚴峻的，但基辛格認為，世界還有5至10年的時間，通過有效和有遠見的政治領導和努力，使美、中雙方在其矛盾熱點上加強相互了解，務實地嘗試減少猜疑，增加互信，並建立雙方能接受的避免競爭和衝突升級的共同機制和規範，以期能達到均衡共存。界定當中誰是「敵人」曾經支持納粹德國，以「敵、友」關係為政道核心主軸的施密特，是否一個不斷製造政敵，並要把「敵人」趕盡殺絕，以致控制全局的思想家呢？以我對施密特法理政治思想的理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下這結論的理由，是建基於我對施密特關於「敵人」這概念的認識。以「敵、友」關係為政道核心的思想，自然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善治式的思想大相逕庭。施密特提醒我們，常規憲政之外，在現實環境中，政治社群難免要應付非常態政治的挑戰。政治社群所作出的政治決斷，既是常規憲政的前提，也是面對危機或常規政治不能應付的挑戰時，不能不做的事，必要時甚至要作出生死攸關的交戰決斷，界定當中誰是「敵人」，誰是盟友。但是，對施密特來說，政治上甚至戰爭中的「敵我」關係，並非是「漢賊不兩立」的。政治上和戰爭中的「敵人」，是就具體的分歧、紛爭、衝突而界定出來的。要解決或平息有關矛盾，國邦有時不惜訴諸戰爭，但當衝突平息後，曾經敵對的國邦還是可以繼續並立。「敵我」雙方如果非要把對方趕盡殺絕，那便不再是只限定在政治領域或戰爭中的「敵我」關係，而是一種全面、抽象、無邊際的敵對關係。這關係除了把敵人完全殲滅或征服之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這敵對關係都不可能化解。如果是這樣，這種無邊際的絕對敵對關係的界定，是某種教條信仰的後果，這和必須審時度勢的政治決斷是相違背的。大地和海洋兩種不同政治空間不同的政治空間和秩序從法理角度來看，這種趕盡殺絕的做法，已不再把敵人當作是對等的人看待，也不承認敵國是擁有對等主權的國邦。這種對政治、公權不設限定的做法，施密特是不以為然的。因此，在《戰爭論著》（Writings on War）一書中，施密特說：「戰爭的公義、榮譽、價值，正是繫於敵人既非海盗，也不是集團罪犯這一事實上。實際上，敵人是個『國邦』，是一個『受國際法管轄的成員。』」(War owed its justice, honor,...
以香港警察為主題的電影《守城前傳》在 6 月 20 日於警察總部首映，但被《大城誌》揭發電影未有取得評級，影片仍未領取上映「核准證明書」（註一），「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後來回覆《大城誌》指出根據香港法例第 1 章...
中大崇基學院建校於1951年，是由13所基督教大學從大陸避泰而來香港成立的。1955年這些大學同樣在台灣台中大度山創辦東海大學。我1970年入讀崇基學院，1983年來到東海大學，是我從德國回來後第一所教授的大學。 崇基和東海有不少相同之處。13所基督教大學的校徽仍掛在崇基教堂和東海校長辦公室屋內；貝聿銘設計的東海教堂和崇基圖書館同樣以Lucy Moore 為名，兩所大學的教學課堂有近似顏色的磚牆。回到東海有一點點回到母校崇基的感覺。 1984年我曾説那年代的台灣，沒有一樣東西比香港好：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交通運輸和人文質素比香港落後得多！然而40年過後，香港還有那些比得上台灣？ 東海仍然是有學術自主自由的大學，崇基呢？基督教的自由博雅教育理念還有多少剩下來？...
我乘搭一班前往英國的航班，透過申請政治庇護去延續剩下來的希望，從此展開了一個探索潛藏在自己內心裡另一個自己的旅途。 中午，倫敦。飛機的起降聲此起彼落，有更多的港人從香港來到英國，我在Instagram的story上又有朋友post來到英國的story了。香港與英國現在的狀態，已不是去或留能解釋一切的故事，中間的交流只有更頻繁。我有時會想，我們今生這輩子所遇到的一切經歷，是基於我曾經作的決定而導致的因果關係，還是一切冥冥中有所安排？前世，今生，我上一世也是個香港人嗎？我一直嘗試去解答今生的答案，有時會看電影去尋找。正如電影《雲圖》，它是一部很好的電影，描述前世今生的關係。我慢慢相信前世的影響，今生要去解答前世的自己。 同一天空下，英國政府因為維持難民的成本高，正研究進一步收緊接待尋求庇護者的措施，其中一個方案是將尋庇護者安置在前軍營或過渡船。一直以來，所有尋庇護者都可以在尋求政治庇護時向內政部申請住宿，住宿的地點按隨機抽籤而定，但都是一些整幢獲徵用的旅店。徵用旅店涉及龐大費用，而新的政策就意味著將來的尋庇護者有機會被安排到前軍營或過渡船上生活。英國的議會甚至民間，對此政策都十分保留，因為本著人文精神，尋求政治庇護者都應該有尊嚴地活著，尤其是那些冒著戰火離家、冒著生命危險乘坐小艇走難的人，有些人一去不返，有些人被人口販賣者乘虛而入，大家為的都是通往明天的路。 世界的環環相扣 提交了政府庇護申請的香港人，仍有很多在默默等待的過程中，很多人仍然無法計劃自己的人生去向。而事實上，有更大的戰爭正在歐洲發生，政治庇護審核的過程只會越來越困難。歐洲的能源危機持續；維持難民的成本越來越高；政治庇護審批越發艱難，環環相扣，就令身在香港的人都需要知道為何英國電費變貴，為何會與大家息息相關。這並不能以二元對立、黃與藍的本位來思考，這是我們的民族與其他民族的經歷，彼此互為影響，又各自發展。縱然我們如此渺小，但又是組成這環扣的必要元素。 香港人自2019年流散到世界不同國家，不同的救生艇計劃仍然開放。有人留，有人走；有人相信，也有人懷疑。再見並不是不會再見面，河水一直在流動。活在當下，正如水上人在船上的生活，其獨特的空間和生活方式所孕育出的文化習俗，成為組成香港的元素，變成我們一直強調的：由開埠初期的小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從出海祈求天后保佑到唱《下一站天后》。正如電影《北非諜影》，電影中的港口總有一間酒吧充滿離別與重聚的故事。...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無疑是俄羅斯的「快閃兵變」。雖然僱傭兵集團進軍莫斯科虎頭蛇尾，但已暴露了普京及俄軍的弱點，令美國和歐盟更堅決支持烏克蘭戰勝俄羅斯，逼使普京下台，所以有分析家指出，此次失敗兵變成功開啟了後普京年代。 點算得失，瓦格納僱傭兵集團確是輸家，普里戈任的幾點要求，看來全都沒有兌現，普京沒有撤換國防部長、檢控部門向俄國媒體放風說，針對普里戈任叛國的調查沒有撤銷、白俄羅斯也不是什麼安身立命之處。普里戈任公開背叛普京，指揮軍隊衝往莫斯科，威脅首都安全，卻在距離首都只有二百公里的地方，突然宣布不會發動流血內戰，下令軍隊調頭撤退，莫斯科不用真打一場硬仗，便平息了兵變。 普京和俄國軍方也成輸家 如今，普里戈任失去了俄羅斯一切供給援助，想再在中東或非洲稱霸一方已無可能，還要面對普京的殘酷報復，除了解散集團設法逃亡，恐怕已別無他法。他滿手血腥，犯下無數戰爭罪行，若踏足西方國家勢力範圍，立時便會被拘捕檢控。這個廚子出身的僱傭兵首腦，憑藉普京信任，替普京在敍利亞和非洲搞風搞雨，或策動軍事政變，或支持軍政府高壓統治，攻打烏克蘭時更使用殘暴手段對待平民，如今因背叛俄羅斯被秋後算帳，可謂咎由自取。 普里戈任雖然是輸家，但普京和俄國軍方也是輸家，這次兵變的結局是兩敗俱輸。莫斯科雖然不用打硬仗便平息兵變，但瓦格納僱傭軍可以輕易佔據南部軍事重鎮羅斯托夫，然後在不到一天之內，北上行軍逾六百公里，直逼莫斯科外圍，沿途沒有遭遇任何實質反抗。俄國軍隊採取被動放任姿態，僅地區政府出動挖路機器破壞公路，或以貨櫃車阻塞路面，試圖阻慢瓦格納軍迫近首都。這種低級的對抗手法，充分突顯了俄軍的內訌與無能，空自擁有戰機、坦克和導彈，在保衛首都時卻統統無影無蹤，國防部長和軍方將領在面對普里戈任公開叫陣也龜縮不語，既不還口也不動手，所謂軍事強國，給人的印象卻是強弩之末，外強中乾。 俄國人質疑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最近不少朋友製作podcasts，但專業的收音工具動輒上千美元，礙於成本及設備所限，收音效果難免有種「土炮」風味。這篇文章就是談一談，如何用最簡單的收音工具，例如 iPhone 內置的語音備忘錄，在不添加外置收音咪的情況下，如何錄出類近於專業錄音室的效果呢？ 答案很簡單，又用上人工智能。 Adobe 把大量乾淨與嘈雜的聲音作對比，訓練出深度學習模型，利用人工智能過濾聲音，能自動挑選出人聲頻率，提高語音清晰度，消除背景雜聲，銳化聲音頻率，即使是土炮工具製作的錄音節目，也能變成「類似」在隔音工作室錄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