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到《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再到俗稱「23條」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這五年間香港的人權狀況歷經了各種挑戰與變化。期間，聯合國人權機構及國際社會屢次發聲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五年過去，不少人可能疑惑：國際社群的目光是否已經轉移？香港的人權議題仍受國際關注嗎？ 事實上，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仍對香港的人權發展保有相當程度的監察和評估。而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工作小組等「特別程序」更是頻繁發表聲明或致函政府，密切追蹤香港的人權狀況，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少數群體平權以及勞工與婦女保障等各大領域。 聯合國特別程序的公開信與聲明 自2019年起，香港多次成為聯合國特別程序關注的焦點。這些特別程序包括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s）以及工作小組，透過聯合通報、聯合意見函或意見書等形式，就個別議題或事件向香港特區政府及中國政府提出具體人權疑慮。特別報告員以及工作小組是各個人權範疇的專家（例如言論自由、任意拘留、法官與律師獨立性等），他們在信函中引述《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等的國際人權標準，直接點出香港政府現行的法例或執法行動對人權造成的傷害。過去五年，聯合國特別程序已就香港的人權狀況發表19次公開信，當中包括： 以《香港國安法》或其相關法例作檢控的擴張性問題 特別報告員們數度致函香港政府，就國安法在實際執行層面，是否出現「過度闡釋」或「恣意擴張」的情況提出疑問。例如2023年的聯合通報，既質疑針對自我流亡的數名民主派人士發出通緝令的合法性，也表明此等「跨境追訴」恐怕與國際上慣常認定的國家管轄範圍有落差。同樣，2024年有關《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聯合信函，亦一再強調立法過程應保持透明度及包容性，並避免進一步收緊言論及出版自由。...

香港電影《看我今天怎麼說》在2024年金馬獎榮獲三項提名，主演鍾雪瑩更憑飾演聾人「素恩」一角榮膺最佳女主角。電影透過三位聾人青年的生活掙扎，展現他們以手語或口語在社會中尋求自我定位與身分認同的掙扎。《看我今天怎麼說》將聾人日常遭忽視的權益帶入公眾視野，強調尊重多元溝通模式的重要，更讓觀眾反思，在我們所謂的「正常」 世界中，是否真正接納與包容了每一位身處邊緣的群體？電影成功將聾人面對的制度性障礙呈現於大家眼前，亦令我們重新審視：在法律和政策層面，香港是否為聾人提供了足夠的支持與保障？ 聾人的法律權益：從本地法律到國際人權法的保障 在香港，《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從憲制層面保障殘疾人士，包括聾人尋求司法公正的基本平等權利。同時，香港政府於1995年訂立《殘疾歧視條例》，進一步保障殘疾人士避免因其殘疾而受到歧視、中傷及騷擾。該條例將任何在訂明活動範疇內的殘疾歧視行為定為違法，包括僱傭、服務、設施的提供和政府的活動等。為改善聾人在司法程序中公平審訊，平機會其後於2022年11月推出《聾健司法平等：供殘疾人士、法律工作者和參與司法程序人士參考的指引》，並提到近年有報道指聾人及聽障人士在複雜法律程序中，因誤解或溝通不足而面對障礙，故此制定有關指引。 聯合國大會於2006年通過並於2008年生效的《殘疾人權利公約》（CRPD）明確強調，締約國有責任促進、保護並確保身心障礙者在充分且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CRPD強調締約方必須採取適當措施，協助身心障礙者有效進入司法程序，包括在偵查與審訊過程中為聾人提供可理解的溝通模式和資訊渠道。中國於同年簽署CRPD，香港同樣有義務落實公約要求。CRPD強調「合理調整」（reasonable accommodation），即在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的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的修改與調整，以確保殘疾人士能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 合理調整作為平等待遇的原則之一...

香港終審法院上月底就三宗有關同性伴侶權益的上訴案件頒下裁決，一致裁定同性伴侶一方在三宗案件中維持勝訴，駁回律政司及房委會的上訴，保障香港同性配偶在申請香港資助房屋（包括公屋及居屋）和繼承配偶資產時，應享有與異性戀配偶同等的權利。 一直以來，香港的平權運動除了有賴公民社會及行動者孜孜不倦的民間倡議，亦憑仗入稟司法覆核以修正現行有違人權標準的規範或法例。上月底終院頒下的裁決，再為香港的性/別小眾平權奠下法律基礎。趁著這次裁決，讓我們一起回顧近年幾宗與性/別小眾平權息息相關的重大案件。 Nick Infinger案（FACV2/2024）：同性配偶應享有同等的權利申請政府資助房屋 成長於香港的男同志Nick Infinger，在海外與同性伴侶註冊結婚，兩人及後回港，Nick Infinger以「二人家庭」名義申請公屋，尋求基本居住保障，卻遭房委會以「非異性配偶」為由拒諸門外。Nick...

「初選47人案」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最大規模的案件，亦是香港政府清剿民主派政治力量的關鍵一步。案件由檢控至判刑橫跨三年八個月，45人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兩人脫罪。超過一半被告遭審前拘留，截至判刑日被還柙超過三年。案件日前判刑，45名被告中，戴耀庭遭判10年監禁，其餘分別被判處四年兩個月至七年監禁，總刑期合共245年。 我們指出，香港政府武器化法律，執意以嚴刑峻法打壓民主運動及公民參與的權利。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強調，表達自由、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是受人權保障的行為，但香港的國安法律將行使這些權利視為犯罪，並對公民社會的其他成員造成重大寒蟬效應。高級專員呼籲上訴法院應依照香港特區所承擔的國際人權義務，仔細審查這些定罪和判刑，推翻不符合人標準的案件。 這幾年間港府大張旗鼓將初選定調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將47名被告形容為「不理香港市民死活，挾持民主、自由的旗號」的罪人。我們應如何面對政府對初選案被告的負面標籤？以及如何看待這些為香港民主運動而坐牢的人？ 思想有罪？良心犯的定義 1961年5月28日，英國律師Peter Benenson於《觀察家》（The Observer）發表題為〈被遺忘的囚犯〉（The...

我們早前發表了一份關於香港的酷刑和不人道處罰和待遇的報告，直指中國及香港當局未有履行《禁止酷刑公約》的義務，已逾期五年沒有向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國家報告；報告同時揭露在國安法新時代下的人權和法治問題，包括未審先囚越見普遍，2024年的還柙人士的監獄人口比例與十年前相比，增加超過一倍，達38%。長期的未審先囚令被告人屈服認罪，影響司法公正；律政司對酷刑罪避而不用，以較輕的控罪檢控涉嫌施行酷刑的人員。我們在報告中警告，香港本地制度內防止酷刑和不人道對待的保障措施正被系統性地削弱，使不同的弱勢群體面對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的問題，誠邀讀者下載報告細閱：https://hkchr.org/archives/2723 在國安法新時代下，我們撰寫人權報告可說是自找麻煩，吃力不討好。研究團隊要重覆細閱、覆核每一宗我們引述的資料，當中包括濫權、酷刑事件的詳情，就如不斷重覆旁觀受害者的遭遇，對研究員的情緒帶來很大的負擔。此外，我們發表報告，更要有心理準備會遭香港政府以煽動罪、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報復， 因我們在報告中對政府直斥其非，要求聯合國、國際社會就香港的人權問題進行問責。事實上，香港政府早前已向傳媒回應報告，對我們作強烈譴責，並指報告是失實言論和污衊抹黑。 國際人權法像一種信仰 筆者在進修國際人權法時，教授曾打趣說：「國際人權法像一種信仰」。這說法相當準確道出了國際人權法的特質：第一層的解讀是指國際人權法宣揚了普遍的人權標準，成為了一種信念或理想的體現。同時，亦把人的權利成為了家傳戶曉的概念。例如，當我們為「民主選舉」、「言論自由」而吶喊、上街，我們未必知道這是建基於哪一條國際人權公約的條文，但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並願意為此去努力爭取。這些不同的人權公約建構了我們作為人類的道德、價值和原則，並成為一種力量，支撐我們的良知、推動我們為爭取正義、公平和人的尊嚴而努力。將追求人權或國際人權法視為一種信仰，這說法也不失為過。 第二層的解讀是帶點自嘲的意味。國際人權法有時會被視為信念和理想，多於在現實中有具體的影響。因為大部分的國際人權法欠缺強制性，條文的落實依賴國際共識、各國的法律制度和具體的執行機制，而這些在現實中往往存在挑戰和局限。國家違反人權法的條文可以沒有後果亦難以追究，大大弱化了其作為法律的實際作用，國際人權法在某些時候亦不能當成具體的法律工具去使用。 條約機構審查...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石輝法官早前發表2023年工作報告，報告警務處、海關、入境事務處及廉政公署四個執法機關，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條例》）進行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的情況，以及專員在過去一年的監督工作及發現的違規事件。 行動時限越來越長 石輝法官在工作報告中指出，於2023年共收到1,111宗截取通訊及41宗秘密監察申請，申請全數獲批，過去一年共有13宗違規個案。專員指這些個案並無涉及別有用心或用心不良的情況，執法機關指已改善有關措施，並向相關人員作口頭警告。 有記者發現，法官在2023年批出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授權的平均時限連續兩年創新高。法官在2023年批出截取授權的平均時限約57日，遠高於2006年起普遍為30日的水平；此外，法庭批出的最長一次截取授權達92日，幾乎是法例規定的3個月上限。同樣地，去年秘密監察的授權平均時限約70日，明顯高於2006至2021年的平均約20日的時限。 雖然這些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都經過司法授權，但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們不禁疑問是偵查案件的案情需要，還是執法機關有一種有權用盡的趨勢，令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的行動時限越來越長。 後國安法時代行動不受《條例》規管 誠然，這份報告未有引起很多的社會討論，除了是因為社會的言論空間受壓，更可能是因為專員所監督的範圍已無法反映香港整體的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在欠缺全面的資訊進行社會討論，不論立場如何，難免令人感到索然無味。...

上月9月15日，北角發生一宗警員開槍事件，導致一名男子死亡。根據警方所述，當晚接獲一名女士報案求助，指其丈夫襲擊她及其家姑。衝鋒隊警員接報到場時，因報案人的丈夫手持利器逼近警員，因此被警員開槍擊斃。事件發生後，家屬批評警方使用過度武力，並指死者患有思覺失調。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向家屬表達慰問，形容事件發生於「電光火石」之間，強調警員使用槍械有嚴謹守則。我們期望本文能促進公眾了解和討論警察使用武力的權力和守則，以及關注警員在應對精神病患者時是否有充足的訓練及裝備，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警察使用武力的法定權力載於《警隊條例》（第232章）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法例授權警務人員使用「一切必需的辦法」，以執行逮捕；以及於防止罪案時或進行合法逮捕時，可使用就當時環境而言屬於合理的武力。警察在執行職務時，如無理使用武力，或武力超出合理程度，須負上刑事責任。這項原則在朱經緯一案已充分確認。 不透明的政策及指引 就警察使用武力的指引，警務處處長根據《警隊條例》發出《警察通例》及《香港警察程序手冊》（《程序手冊》），當中載有武力使用指引。然而，縱使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已多次建議警方公開使用武力指引，警方一直未有公開《警察通例》第29章，以及《程序手冊》有關使用武力和槍械的政策及指引。這種不透明的做法，不但削弱了公眾監察警員使用武力的情況，亦令公眾難以討論如何改善警政和使用武力的政策。 根據傳媒報道，警方曾於2019年修改《警察通例》，警員遇到「以毆打行動引致或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的情況時，可以使用槍械（原來版本：「以毆打行動意圖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單從參考有限的資料，此項修訂似乎放寬了警員使用槍械的要求，例如警員毋須考慮攻擊者是否有意圖藉攻擊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以及攻擊的程度只要達到「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的情況，即可使用槍械。 就今次的開槍事件，警員在新舊版本的致命武力使用指引下的決定會否有所不同？《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對警員使用致命武力的指引又是否有其他的規範？現時警方在死因庭仍未召開前，已單方面宣稱警員開槍符合警隊的規定；公眾在資訊有限、指引不公開的情況下，要以瞎子摸象的方式去討論警員甚麼情況下可以行使奪取生命的公權力，這情況並不合理，更限制了具公共利益的社會討論。 處理精神病患者的應對安排...

香港新聞自由舉步維艱已成不爭的事實，我們上期的文章亦有提到，不論是無國界記者組織還是香港記者協會的研究，各項指標都表明香港的記者正處於紅線處處、動輒得咎的危險環境。香港記者要面對的挑戰，不單單是觸犯紅線隱晦不明的國家安全法律的風險（詳見上期文章），還有各類型的滋擾與恐嚇。根據香港記者協會的最新報告，多名記者及其家人遭受了各種形式的威脅與騷擾，這些行為不僅影響了記者的工作環境，也嚴重影響記者和他們家人的生活。 香港記者及其家人受系統性滋擾與恐嚇 在過去幾個月內，針對記者的滋擾行為越趨惡劣。香港記者協會9月13日發布最新的調查統計，發現近月最少13間媒體、記協、以及兩間新聞教育機構，共數十人受到不同形式的滋擾及恐嚇。除了記者以外，他們的家人、家人的僱主、業主，或合作伙伴亦同樣受到滋擾，部分更涉及暴力恐嚇。這些行為包括在社交媒體上的抹黑、發送恐嚇信件、甚至直接威脅記者及其家人。 記協主席鄭嘉如於記者會上表示，她本人及兩位家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滋擾，她家人所屬的機構收到電郵，批評她「道德敗壞」，以及向家人「灌輸反中亂港思想」等等。鄭嘉如斥這次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針對記者的滋擾行為，「試圖恐嚇削弱家庭收入來源等，透過施壓及孤立記者令他們放棄從事新聞工作或工會崗位」。 事實上，香港記者持續面對滋擾的情況。去年初，《立場新聞》案審訊完結後，就有多名負責報道法庭審訊的記者被戴耳機的不明男子跟蹤或監控。聯合國早於2022年，就已確認在港記者受滋擾的情況頻生，並促請港府採取措施保護記者免受恐嚇、攻擊，以及調查所有同類型案件。政府當然有責任維護新聞自由，並確保記者能夠安全、自由地工作。不過相關情況至今仍未見有效改善。反之，香港政府成功以「煽動罪」檢控《立場新聞》，限縮新聞自由、表達自由的法律戰先勝一仗。 港府以國安法對付傳媒 記者流亡仍感到威脅...

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發布的研究顯示，香港記者對新聞自由度的評分降至25分的歷史最低點，是自2019年以來連續5年下降。無國界記者組織（RSF）亦於年初公布2024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在280個國家及地區當中，香港排名 135位，整體得分為43.06分，被列入「狀況艱難（Difficult）」級別。《立場新聞》案自2021年12月警方展開拘捕、2022年11月開審、經歷57日、橫跨超過7個月的審訊，最終由區域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裁定，三名被告串謀發布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成，正正引證了香港新聞自由的艱難情況。 1997年主權移交首宗媒體「煽動罪」《立場新聞》案是自1997年以來，首宗有媒體及其編採人員被控煽動的案件，被告包括 《立場新聞》的註冊公司、《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及署任總編輯林紹桐。控方指出，《立場新聞》涉嫌發布共17篇煽動性文章，文章類別包括專訪、報道、評論，內容包括流亡人士及參與初選人士的專訪，以及羅冠聰及其他人所撰寫的文章。控方開案陳詞指稱，《立場新聞》不只是網媒，更是政治平台，17篇涉案文章是「協助宣揚違法行為及政治理念」，是「是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法庭最終裁定其中11篇文章具有煽動意圖，三名被告至少罔顧煽動後果發布這些具有煽動意圖的文章，故被判罪成。判決發表翌日，港府發聲明支持判決，並稱「市民（包括新聞工作者、評論員和專欄作家）一如既往依法享有和行使新聞和言論自由，毋須擔⼼會誤墮法網」。 新聞自由是人權的命脈新聞自由主要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19條「人人有發表自由的權利」所保障，同時，新聞自由亦涉及《公約》第25條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新聞自由涉及的不僅僅是言論及發表自由，也涉及資訊權（right to access to information）、問責（accountability）等多個組成民主社會的基石。《哥倫比亞新聞評論》扼要地指出，媒體於公民社會扮演著直接的資訊角色，他們能夠揭露腐敗與無能，確保法律能夠公平公正地執行。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話說，就是新聞自由是人權的命脈。《公約》認為在政治及公共領域的言論自由，應受更高保障。聯合國人權專家進一步解釋，縱然國家安全及保障他人名譽能作為限制言論自由的原因，單純因為批評政府或政府所信奉的政治社會制度而懲罰媒體、出版商或記者，絕不能視為對表達自由的必要限制。媒體理應能夠自由地對公共事務提出意見，此舉同時亦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34號一般性意見：第十九條：見解自由和言論自由，第13及42段）筆者認為法庭裁定《立場新聞》案三名被告罪成，等同容許政府藉刑事法律介入新聞和資訊出版的運作，間接決定新聞機構可以刊登或不可以刊登那些文章和訪問，或市民可以接觸或不能接觸的資訊。這與《公約》高度保障在政治與公共事務範疇的言論自由的要求不符。同時，這次裁決亦反映記者、時事評論員、新聞從業員在工作過程中面對實質的法律風險和威脅。持續的生存威脅將無可避免地影響整個傳媒行業，包括助長自我審查。這種傳媒環境嚴重影響新聞自由及資訊的傳遞，對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絕無好處。 「煽動罪」不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如前所述，港府發聲明支持罪成判決，並引述法庭判決援引《公約》及《歐洲人權公約》關於新聞自由的標準及案例，似乎暗示煽動罪的檢控及定罪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不過，事實卻與港府的「選擇性理解」迴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於1999至2022年期間四次審議《公約》在香港的實施狀況時，均指出叛國及煽動罪的法律定義過闊，建議港府修訂相關條文。6名聯合國人權專家亦曾於2020年，就煽動罪的廣泛定義表示嚴重關切，建議港府應修訂煽動罪以符合國際人權法的規定。委員會更於2022年的審議結論中，進一步要求廢除煽動罪、停止將《香港國安法》及其實施細則應用於煽動案件；停止檢控行使言論自由的人，並向他們提供適當的賠償...

香港終審法院於8月12日對2019年的「8.18流水式集會案」作出最終判決，判處被告人敗訴，維持他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定罪。案件再度引發了社會對香港法庭能否捍衛人權和公民自由的質疑，以及海外法官的留任能否為香港的法律發展，尤其是在法治和人權方面帶來正面的作用。 這種關注並非毫無根據。國安法的實施已經削弱了司法獨立，限制了法庭的權力。香港政府積極地展開法律戰，通過立法、拘捕、檢控及施加行政命令等手段，壓制市民的集會和言論自由。同時，當局採取「追究到底」的態度，對檢控失敗的案件積極提出上訴。在這個脈絡下，公眾很難天真地以為法庭僅僅是法律的仲裁者。畢竟法庭對於法律的裁決和解釋，直接影響著香港市民的權利。 法院判決未彰顯公義 面對威權壓境，香港人曾經寄望於法庭，視其為維護法治和人權的最後一道防線。令人遺憾的是，各級法院的許多判決往往令人失望，未能彰顯公義，判詞中對人權的理解亦常常忽視國際標準。一些法官似乎也已經接受在政府鎮壓異見和自由的行動中扮演角色，為其提供法律支持。 回顧「8.18流水式集會案」的背景，民間人權陣線於2019年8月18日舉行的集會吸引了數以萬計的人參與，擠滿維園、銅鑼灣及金鐘一帶的街道，是反修例示威浪潮中最大型的活動之一。主辦方稱當日有170萬人參與，並且全程和平。政府當晚回應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盡快回復社會秩序；當一切平靜之後，政府會與市民展開真誠對話，致力修補撕裂，重建社會和諧。」結果政府於翌年四月以《公安條例》檢控9人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所有人均被判有罪，經上訴後獲判5至12個月不等的監禁，其中部分被告獲准緩刑。這些被告人都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領袖及民意代表。 在此次判決中，終審法院重申了現行《公安條例》中「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合憲性，認為該罪行屬於對集會自由的合理限制。法庭指香港已在法理上充分確立對憲法挑戰的處理方法，市民可對法例、政策、政府的行為及決定提出合憲性的挑戰和相稱性的質疑。基於法律制度及憲法的差別，法庭不應跟從英國案例就每名被告人的逮捕、檢控、定罪及判刑作出相稱性評估，以考慮有否對被告人的集會自由造成相稱（或不相稱）的限制。同時，法院指出，即使集會未造成嚴重的公共秩序混亂或暴力行為，且被告人是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律政司或法院仍有權以「未經批准集結罪」進行檢控或定罪。法院還提到，現時有獨立的上訴委員會及司法覆核程序來保障集會自由。 法庭沒正視集會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