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撰寫和出版傳世之作《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時，正是個紛亂時代。 1831年他出訪美國長達9個多月，這段時間他到各州的詳細觀察和實地調查，是後來撰寫《民主在美國》的根據。那時美國聯邦憲法實施了只有40多年，距離美國獨立戰爭開始也只是剛超過半個世紀。期間，托克維爾所處的法國經歷了1789年的大革命，先後受到革命激進主義血的洗禮和拿破崙歐洲大戰的殺戮，革命狂飆更不斷席捲整個區陸，引來保王力量多次反撲，包括法國自身一而再的王朝復辟政治。...

我在上一篇〈世道紛亂：政治上的「敵、友」思考〉一文中說，施密特認為「敵、友」的界定，是邦國政道中最根本的政治決斷。如果從這個理論視野看今天紛亂的世局，對全球蒼生影響最全面的潛在「敵、友」分野，顯然是美、中目前在全球爭雄的競爭格局。有些論者認為，世界已經處於第二度冷戰的年代。大國進行全球爭雄一般對冷戰的理解，是核武超級大國進行全球爭雄，在關鍵地區通過代理人式的局部戰爭和衝突進行對峙的一種格局。核武的存在，使核戰一旦爆發，交戰各方將無一倖免，出現全面互毀文明的一種結局。因此，在核武年代，超級大國的理性爭鬥，便得通過戰略上關鍵的局部代理人式的戰爭和衝突，逐一挫敗敵方，以達致主導全球稱雄的局面。如果美、中已處於冷戰，那麼，目前在烏克蘭的軍事衝突便是冷戰時期的典型代理人式的局部戰爭。其他關鍵的潛在爭鬥熱點，包括了台灣、朝鮮半島、南海等處。兩國在南太平洋島國和非洲諸國的外交競爭，也可以理解為雙方全球對峙的伸延。香港雖然是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但因為種種原因，在1997年後很長的一段時期，是中國境內實質控制地區中最受西方價值影響，最容易局部挑戰中國黨國體制的一個國際大都會，因此也就成了美、中全球競爭的一個半熱點。上述的分析雖然不無道理，但也有論者似乎還未認為世界已經第二度進入冷戰。基辛格在今年5月20日《經濟學人》的訪談中說，他認為目前中國的體制是儒家式的多於馬列式的。他說，中國決意要強大崛起，並不願意受制於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以西方標準建立起來的「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但他相信，中國不會像希特拉般要控制世界。基辛格的判斷可能對，也可能錯。但他也看到，美、中雙方對對方的敵視和日益強硬的立場，正在威脅到彼此的和平共存，因此他同意，美國要加強軍備，以阻嚇戰爭爆發。兩意識形態爭持回到施密特的法理政治思想。他那「敵、友」的分野、政治決斷的論述，會如何看待今天的美、中競爭呢？首先，我想大概沒有太大爭議的一個分析，就是美、中兩國已把對方確定為是己方的首要假想敵，這假想敵威脅著本國的核心政治價值和利益。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美、中的爭鬥可以理解成是繼蘇聯解體後，自由憲政的民主制和專政獨裁的黨國制的第二回合爭持。只是這個改良版的黨國制，在吸收了市場經濟的優勢後，變得比從前斯大林的黨國制難應付得多，特別是西方的民主制在經歷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和民粹政治的狂飆後，歐美邦國對自己的政經體制的信心已不如以前。加上中國開放改革後已成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使雙方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壁壘分明，同時混集著經濟、貿易、金融上的難解難分，使這種「敵、友」關係，變得比先前的冷戰複雜得多。正是這個意識形態上的壁壘分明，使美、中在這場全球爭雄的競爭中，儘管經貿金融上雙方格局難解難分，卻都付不起敗給對方的代價。試想如果美國不能阻止民主的台灣被中國大陸強行統一，美國對亞太和西方盟國的「軍事保護傘」承諾將會蕩然難存。與此同時，美國在世（特別是亞太區）的主導地位，難免在形勢上被中國取代。人們對自由民主制的信心，也自然大打折扣。同樣道理，西方不能坐視烏克蘭敗於俄國，正如中國不能讓普京政權崩潰，因為俄國落敗的結果，既使中國更難與美國爭雄，又失去一大制衡西方的屏障，大大加強美國對中國的直接威脅。「敵、友」（起碼是假想敵）的論斷既然已經確立，那是否代表世界難免爆發第三次大戰呢？儘管目前的局面是嚴峻的，但基辛格認為，世界還有5至10年的時間，通過有效和有遠見的政治領導和努力，使美、中雙方在其矛盾熱點上加強相互了解，務實地嘗試減少猜疑，增加互信，並建立雙方能接受的避免競爭和衝突升級的共同機制和規範，以期能達到均衡共存。界定當中誰是「敵人」曾經支持納粹德國，以「敵、友」關係為政道核心主軸的施密特，是否一個不斷製造政敵，並要把「敵人」趕盡殺絕，以致控制全局的思想家呢？以我對施密特法理政治思想的理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下這結論的理由，是建基於我對施密特關於「敵人」這概念的認識。以「敵、友」關係為政道核心的思想，自然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善治式的思想大相逕庭。施密特提醒我們，常規憲政之外，在現實環境中，政治社群難免要應付非常態政治的挑戰。政治社群所作出的政治決斷，既是常規憲政的前提，也是面對危機或常規政治不能應付的挑戰時，不能不做的事，必要時甚至要作出生死攸關的交戰決斷，界定當中誰是「敵人」，誰是盟友。但是，對施密特來說，政治上甚至戰爭中的「敵我」關係，並非是「漢賊不兩立」的。政治上和戰爭中的「敵人」，是就具體的分歧、紛爭、衝突而界定出來的。要解決或平息有關矛盾，國邦有時不惜訴諸戰爭，但當衝突平息後，曾經敵對的國邦還是可以繼續並立。「敵我」雙方如果非要把對方趕盡殺絕，那便不再是只限定在政治領域或戰爭中的「敵我」關係，而是一種全面、抽象、無邊際的敵對關係。這關係除了把敵人完全殲滅或征服之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這敵對關係都不可能化解。如果是這樣，這種無邊際的絕對敵對關係的界定，是某種教條信仰的後果，這和必須審時度勢的政治決斷是相違背的。大地和海洋兩種不同政治空間不同的政治空間和秩序從法理角度來看，這種趕盡殺絕的做法，已不再把敵人當作是對等的人看待，也不承認敵國是擁有對等主權的國邦。這種對政治、公權不設限定的做法，施密特是不以為然的。因此，在《戰爭論著》（Writings on War）一書中，施密特說：「戰爭的公義、榮譽、價值，正是繫於敵人既非海盗，也不是集團罪犯這一事實上。實際上，敵人是個『國邦』，是一個『受國際法管轄的成員。』」(War owed its justice, honor,...

編按：綠豆團隊再有新農夫加入一起鬆土翻泥！張楚勇博士將在破土分享其閱讀的領受，對這紛亂的世道作出思考與分析。或許沒有答案，但多一分認識，也許會少一點困惑==========================去年中從香港城市大學退休後，我有較多時間閱讀和重讀一些政治、人文、社會科學的經典。閱讀經典，除了是向人類文明中最傑出的作者學習之外，更是與具有超越一時一地視野的文化遺產對話。換言之，閱讀經受長時間考驗的經典，往往有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今天身處的人文世道。因為能穿越世代仍具參考價值的作品，必定有其深邃的洞見。最近承蒙《綠豆》編輯不棄，希望我能為這媒體撰文。書生如我既然還有一些閱讀空間，面對當下種種人間世道的重大挑戰，自然會不能自已的作出思考。能夠有這平台與大家分享我的淺見，是榮幸。雖然書生之見多不能解決實際難題，更遑論「改變世界」，但多一分認識，也許少一點困惑。如能做到這樣或已不辱使命了。我用「紛亂」來形容當今的世道，大概並不過分。5月20日出版的英文時事週報《經濟學人》，發表了與最老資格的政治評論家基辛格的訪談，其標題正是「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是人類面對最嚴峻和危難的一種處境。在這核武和人工智能當道的年代，戰爭更可能是人類文明存亡的大考驗。這當中自然是最敵我分明，任何決斷都不容失誤。熟悉當代法理政治學的人，在談到政治上和戰爭中的「敵、友」關係時，自然要提到20世紀在這方面的主要德國思想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 。施密特由於在1933年加入了納粹黨，並在期後3年成為納粹德國的首席法理學家，又發表反猶太人的言論，因此在戰後知識界成為一位很受爭議、甚至是在道德上不能被接受的人物。施密特在德國威瑪（Weimar） 共和年代，更是議會民主制的尖銳批評者。他認為當時威瑪共和的議會已被只顧自身利益、分崩離析的幾個政黨騎劫，使議會爭議不斷，卻沒能力作出代表國邦整體公益的決斷，因而導致國邦衰敗，國民對政治體制不信任，他因此主張讓政治公權集中到共和國總統身上，實行某種形式的獨裁統治。職是之故，不少支持自由憲政和議辯民主的思想家（例如海耶克（Hayek） 、哈巴馬斯（Habermas）等） ，對施密特的思想都是持非常批判的態度。我這篇短文不能對施密特的思想作出全面評價。不過，在我對施密特的法理政治思想的有限理解中，我認為其中一些關鍵和根本的論述，對我們理解今天身處的紛亂年代，還是很有啟發作用，讓我們能頭腦清晰的去面對這世道帶來的挑戰。施密特其中一個著名和根本的論斷，便是他認為在政道（The Poli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