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府近日提出修訂《引渡法》的建議，允許英國政府與香港進行「個案式」的引渡安排，引發了在英港人廣泛疑慮與關注。 英國與香港之間原本存在一份正式的引渡條約，但英方於2020年因香港《國安法》實施而單方面宣布暫停該條約，香港亦隨即宣布暫停實施該條約，至今雙方並無有效的引渡機制。 根據現行《引渡法》，英國的引渡對象分為三類：第一部分涵蓋歐盟成員國；第二部分涵蓋與英國簽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或地區，香港便被列入此部分；此外，《引渡法》第194條賦予英國與「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或地區就個別案件作出一次性的「特殊安排」，對個別人士就個別案件作出單一性的引渡安排。有別於恆常性的條約安排，這特殊安排完全取決於政府的酌情決定，換言之，英國政府可以拒絕這引渡要求，而引渡安排的細節亦要雙方同意，並在雙方簽訂諒解備忘錄後，才能啟動引渡程序。 將香港變為「非條約地區」 問題在於：第二部分的前提必須存在一份有效的引渡條約。由於港英引渡條約自2020年起已被暫停，第二部分對香港便形同失效。同時，第194條的個案式特殊安排卻不能適用於第一及第二部分下的指定地區，因此香港既失去條約基礎，又無法納入這個特殊安排，導致目前根本沒有任何法律途徑讓英國與香港進行引渡。 這正是英國政府提出修法的原因：英國擬將香港「去指定化」，也就是把香港從《引渡法》第二部分中剔除，令其變為「非條約地區」，從而納入第194條的酌情機制。技術上而言，這並非恢復舊有的引渡條約；某程度上，香港的地位從「條約夥伴」降級為「無條約地區」，就如英國政府所言，這修訂是「徹底」切割與香港的引渡關係，但換一個角度看，這切割並非完全徹底，因為目前港英之間完全無法進行引渡，修例後至少可在特定情況下啟動個案式安排。 在這個新機制下，若英國收到香港的引渡請求，內政大臣將決定是否簽訂諒解備忘錄作出特殊安排；一旦簽訂了備忘錄，內政大臣可以啟動引渡程序，這將援引《引渡法》第二部分的程序，包括將請求移交法院審理。法院必須確定引渡要求符合英國的法律及諒解備忘錄的附加條件。...
政府擬修訂《監獄規則》，收緊探訪及拒絕個別律師會見在囚人士，並限制還押人士訂購私飯及自備私服。此項建議涉及兩項根本法律原則。 第一，雖然在囚人士因定罪被剝奪人身自由，但不等於其所有基本權利均被剝奪。例如他們並不自動喪失投票權或律師代表權。身處監獄的人士無法自由接觸外界，法律顧問往往是他們唯一可獲得獨立法律意見和協助的渠道。歐洲人權法院指出，律師代表權是公平審訊的前提，其地位幾乎等同「不可減免履行」的權利 (non-derogable right)。若律師違法，政府可依法檢控或向律師專業團體投訴；但這個別事件不足以構成全面限制律師探訪在囚人士的理由。 第二是無罪推定原則。還押人士尚未審訊，法律上被視為無罪。因此，在普通法世界，他們一向與定罪犯人分開對待，例如不用穿囚衣、有較多探訪及可選擇膳食。在現行制度下，他們每日僅可接受兩位訪客共探訪十五分鐘，且須在懲教人員視線與聽力範圍內進行。再者，所有提供私飯的承辦商均須經審批，難以構成安全風險。 政府稱訪客煽動憎恨，這既無交代事實基礎，亦違反言論與思想自由保障。首先，探訪極短且全程受監視，煽動無從説起；其次，還押人士未被定罪，思想自由受保障；第三，候審羈押屬短期過渡安排，被告可能被判無罪，故囚禁須盡量減低對其正常生活的影響。若被告長期被囚，這些安排或許會對署方造成一些不便，但在這情況下，真正的問題是為何一名未經定罪的被告會被長期羈押？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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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性別確認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規定，任何人士獲發性別確認證書（ 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後，其性別將以確認書上所載的性別為準 ，除非法例另有規定。早前英國最高法院裁定，[1]《平等法》（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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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不少西方民主國家均出現民主倒退 （democratic backlash ） 的現象，極右思想和民粹主義的出現，推崇強人領導，甚至鼓吹威權管治，對人權、自由和法治造成不少衝擊。獨立的司法制度，便無可選擇地被逼處於這波衝擊的風眼。無獨有偶，極右政權對司法獨立的干預，與極左威權管治的手法相當類似，干預大概可以從三方面分析：直接的介入、間接的干預和價值的轉變。 直接的介入 直接的介入是指行政機關直接干預司法程序，最明顯的是行政機關直接指令司法機關如何判。但在現代社會，這種情況較罕見，一來這會徹底破壞司法機關的獨立形象，而即使是威權政府，仍然希望可以利用司法機關的獨立形象向外界展示其行為獲司法機關的認同。...
制定一條法律條文時總會有一定的目的，法院在詮釋法律的時候，一方面要體現立法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偏離文字的意思。當然，理想的情況是文字準確表達了立法的目的，然而，若因為種種原因，文字未能完全表達或涵蓋立法的目的，那麼法院應該尊重文字，即使這意味立法的目的未能完全實現？還是以立法的目的為依據，勉強詮釋甚至扭曲文字的意思來迎合立法的目的？ 前者可能被批評為僵化和造成法律漏洞，後者則可能混淆司法和立法的角色。這裏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兩者之間的分界可能模糊不清，而如何取捨和平衡，亦往往反映了一些基本價值的取向。 近日林卓廷披露廉署調查警司一案[1]，便正好反映兩者之間的角力。林卓廷因向公眾披露廉署正就警司游乃強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作出調查而遭起訴，該案的焦點是《防止賄賂條例》第30(1) 條禁止披露的內容是廉署的任何調查，還只是廉署就該條例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的調查？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並非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原審裁判官裁定林罪成；上訴時高院推翻裁決，認為林披露的並非第二部分所定的罪行，故沒觸犯法例；律政司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終審法院於四月初以3比2多數裁定林罪成，維持裁判法院的判罪和四個月的監禁。 《防止賄賂條例》第30(1)...
支聯會拒絕提交資料案被告終極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裁定三名被告無罪。[1] 合理相信？ 這宗案件的重點在於對控罪相關的條文[2]的解釋 : 控方只須確立警務署長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還是要證明支聯會確實是外國代理人？ 原審裁判官認為相關條文並沒明確列出界定外國代理人的準則，有鑑於法院在《國安法》下保障國家安全的責任，故須給予警務署長足夠的彈性，才能有效保護國家安全，因此認為警務署長只須有合理理由便足夠。上訴時高等法院對這理據照單全收。 終審法院並不以為然。首先，相關的條文...
支聯會案的三名被告，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三名被告至今已被囚超過1,000日。案件原安排於今年五月開審，但在2月21日的審前聆訊中，法官表示因為法官的工作檔期，需要取消原定審期，審訊要押後多六個月至11月11日才能開審。 人身自由是任何文明法律制度的基石，無罪假定亦受國安法第四及第五條的明確保障。三名被告被囚過千日，假若計算因行為良好及有悔意而能獲三分一減刑，那他們現時被囚禁的日子已相等於差不多五年監禁了！長期監禁對被告會造成嚴重的身心打擊，亦會影響他們的記憶和答辯的能力，尤其是李卓人和何俊仁皆年屆六七十歲的高齡，這樣長期的審前囚禁已經超越一般文明的普通法制度的極限，而因為無限期在獄中等待以致令一些被告改變答辯，為沒有犯下的罪行認罪，只會造成冤獄。這已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在不少涉及國安法的案件，被告均在審前被囚禁一段長時間。法官在庭上為審訊延期向被告致歉，但這並沒有面對制度的問題。 審訊延誤的制度性原因 造成這個情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國安法規定國安案件必須由指定法官審理。由於指定法官人數有限，形成審案排期的樽頸，法院即使有其他法官亦不能調配審理這些案件，造成不必要的延誤。支聯會案的審訊要延期，便是因為幾名指定法官正在審理的案件的進度遠超出預期，一案延長，其他案件的排期便受骨排效應的拖累。 第二，在高院聆訊的案件，國安法容許律政司提出不設陪審團，改由三位法官主審，這令指定法官人數不足的問題雪上加霜，本來三位指定法官加三個陪審團可以同時處理三宗國安案件。沒有陪審團，三位指定法官只能一起審理一宗國安案件，令司法資源被綑綁。在支聯會案中，鄒幸彤要求先處理一些程序和傳召專家證人的問題，這只需要一天的時間，但法院竟然在六個月內都無法找到一天可以有三位指定法官一起處理這個問題，最快也要到11月初才能安排，情況的嚴峻可想而知！ 第三，在一些複雜的案件，由拘捕到審訊需要很長的時間不是毫無先例，但在這情況下，為避免過長的審前囚禁，法院一般會容許被告保釋。可是，在國安法下，被告難獲保釋。結果是不少被告或在審訊時已差不多服刑期滿 （例如在羊村案、立場案和47人案），或對服刑期作出估量後寧願認罪以求盡早獲釋（例如在47人案以及報道指在支聯會案中何俊仁可能改為認罪），造成一宗又一宗的冤案。儘管某程度上這是制度的問題，但司法機關是否完全無能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