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圖文

  • 二戰和中國内戰後的香港,在上世紀下半逐步發展成為遠東地區深具特色的自由開放國際都會,除了得益於我早前在本欄提及的英式自由專業制度和實踐外,也很受戰後從大陸離散到香港,理念上反極權、教育上堅持人文傳統的知識人的影響。 在這氛圍下成長的戰後第二代香港人,他們以香港為家,接受香港式的現代教育,受惠於香港經濟起飛和中西薈萃的環境,於管制相對寬鬆的情况下,承接和發展了戰後香港自由開放的傳統。 前香港嶺南大學的王耀宗教授,退休後寫成的自傳《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對這一代香港知識人這方面的經歷和努力,從他本人的視野出發,有很多切身卻又反映時代的論述。 著名政治和自由思想學人 王耀宗生於上海,1959年8歲時偷渡到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1970年通過了由牟宗三主持的面試,進入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修讀哲學。1974年在何秀煌指導下,研究西方著名反極權的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波柏爾)的思想。他1976年完成撰寫《波柏爾的知識論》論文,取得哲學碩士學位。畢業後他和太太分別往英、法兩國遊學。在進入大專院校任教前,王耀宗服務於文化傳媒界,其後取得澳洲昆士蘭大學政府學系哲學博士學位。2017年,王耀宗從香港嶺南大學退休,退休前是該校的協理副校長。...

  • 在陌生與不安中掙扎 走進英國課室的第一天,我以為自己已準備妥當。多年來的教學經驗、無數堂課的磨練、在香港累積的專業訓練,都讓我以為自己能夠從容應對課室的種種變化。然而,真正站在學生面前的那一刻,我才發現自己彷彿重新回到起點。 課堂內外,學生的對話夾雜著時下用語、地方口音與文化暗示;他們的提問有時含糊、有時跳躍、有時更帶著試探性的挑釁。我聽得懂每一個英文字,卻聽不懂他們真正的意思。我知道他們在困惑,也知道他們期待老師能給予清晰的方向,但我卻不確定自己能否準確回應。那種不安,不是語言障礙,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文化距離——我明白他們的字句,卻不確定自己是否理解他們的心意。 更具挑戰的是學生的行為。有些學生會在課堂上突然站起來,有些會在你講解時低聲交談,有些則會用半開玩笑、半試探的方式挑戰你的界線。這些行為在香港的課室裡偶有發生,但不常見;而在英國,它們可以是日常的一部分,更何況對我這位新老師。面對這些情況,我再次成為一位剛踏入教育界的新手——明知道學生需要甚麼,卻不知道如何用最適切的方式與他們溝通;明明知道學生不應做甚麼,卻未能準確拿捏如何處理。 於是,每個星期、每一天、每一節課,我都在重新學習如何看見學生、如何理解他們、如何與他們建立真正的連結。 制度、文化與自我懷疑的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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