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三篇在本欄的文章，分別闡述了英式的自由專業傳統如何讓香港戰後走上良政善治的道路。當然，除了公共廣播服務、自由經濟政策和政府審慎理財、以及專業公共管治倫理之外，其他重要的英式自由專業範疇，例如法治與廉政等，也是建構香港良政善治的極重要支柱。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這些方面已有不少非常稱職的論述，我毋須在此重覆其中的解釋和道理。 英式的自由專業價值、制度和實踐、在戰後使香港成為相當自由開放的國際大都會。不過，英式的殖民統治並不是沒有大問題的。畢竟，殖民者和被殖者便存在著極不對等的關係。其精英家長式管治既是牢牢抓著公權力不放，也使到絕大部分非英裔香港人缺乏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機會和渠道，包括不容許香港人最終決定香港的命運。 不過，在這篇短文內，我無意詳細討論香港殖民統治的幽暗面。我在此希望提出的，是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間一個相當自由開放的大都會，除了得益於那英式的專業管治框架和制度之外，還涉及社會上眾多由下而上作出的努力和爭取。在今期這篇文章和下一期的文章，我會先後根據趙敬邦的《唐君毅與香港》和王耀宗的自傳《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這兩本著作，簡述戰後避秦南來的中華知識人，以及在香港逐漸成為中西薈萃的都會時成長過來的香港知識人，是怎樣用不同的方式，使香港變得更自由開放和文明。 中華傳統命脈的保存 在這裡讓我先談唐君毅先生。 唐先生是1909年於四川宜賓柏溪出生，是20世紀當代新儒家的大師。唐先生1949年決定離開中國大陸，流亡香港。同年在九龍佐敦碼頭附近與錢穆、張丕介等創辦亞洲文商夜學院。翌年將學院改組成為位於深水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1953年新亞書院成立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於1956年遷往土瓜灣農圃道校舍，並於1963年和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組成香港政府資助的香港中文大學。唐先生成為中大哲學系講座教授及第一任文學院院長。1969年唐先生出任新亞研究所所長。1974年從中大退休，專注辦理新亞研究所。先生1978年病逝於九龍塘寓所，享年近70歲。在生命中最後的差不多30年，唐先生在香港為現代中華文明的發展和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大家如果想詳細了解這位20世紀新儒家大師在戰後香港的耕耘，趙敬邦的《唐君毅與香港》是一本值得一讀的著作。 相信很多讀者都知道，當中國共產黨在內戰的主要戰役中重創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眼看共產主義早晚會席捲全國的時候，那些認為這根據西方激進思想指導的革命威權政權，會對中華文明造成不可彌補的破壞的中華知識人，不少選擇了流亡的道路，希望在大陸以外地區進行保育中華文明的努力，在文化花果飄零的局面下，盡力保持中華傳統的命脈，以接上適應現代社會的價值和制度。...
香港史學家夏思義 （Patrick Hase），曾於1972年至1996年擔任被認為是香港政府精英管治階層的政務官。在描述其殖民地公務員生涯時，他強調，「為香港作出貢獻」在當時是被視為屬於絕大部分殖民地政務職級官員的第二天性。夏思義說：「對政務職級官員的期望，也是我們心甘情願接受的期望，正是要無懼無畏，不徇私地竭力為香港謀取最大福祉。我們來到香港，就是要竭盡所能，為香港人服務。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目的。」當時，擔任政務官「是一項終身事業」，是每位政務官員的「志業」，「香港政府始終以香港人的利益為優先」。而且，夏思義繼續說：「對香港最有利的，可能與對倫敦最有利的並不相同：我們接受的訓練是…政務官的職責，就是為香港及其香港人奮鬥。」（見Patrick Hase, “The District Office”,...
自由市場經濟, 公共理財, 不干預政策, 知識分工, 量入為出 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投考港英政府的政務主任職位時，到了最後一輪的個人面試階段，是我這個申請人面對7個首長級官員，回答他們向我提出關於政策和政治的難題，並就著我答案中提出的建議和分析，跟他們進行辯論。 在論及經濟和公共財政的課題時，我發覺這些首長級官員無一例外的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和做法很是支持。他們在公共理財方面都非常審慎，認為必須量入為出，並對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歐各國實行財富二次分配式的福利政策，很不以為然。我當時感到，這些坐在我對面、絕大部分來自英國的首長級港府官員，在提到宗主國的福利主義思想時，很有種忿忿不平的情緒，認為這是管治上的誤入歧途，是經濟上日益繁榮、市場自由開放的香港萬萬不能引進過來的。...
布里斯托爾大學 （Bristol University）的香港史研究中心，是英國學界研究香港歷史的重鎮。2025年9月6日，他們舉辦了一個「香港歷史日」，吸引了200多人出席。 那天的研討活動十分豐富。第一部分由三位資深的居港英裔歷史學家進行討論。其中新界鄉鎮史專家夏思義 （Patrick Hase） 介紹了他40多年來深入研究新界歷史的心得；文基賢...
最近，我和太太到了柏林一趟。這個曾經是上世紀納粹暴政的心臟以及冷戰最前線的火藥區，對學習政治、歷史和人文學科的我，自然是深具意義。 我們抵達的頭一天，便前往了在離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 Gate）不遠的「歐洲遭殺害的猶太人紀念館」（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上個月，我在《綠豆》發表的〈修己與治人的關連與區分—徐復觀論儒家與民主人權〉一文中，提到20世紀新儒家徐復觀先生以下一個重要的觀點： 「儒家思想，主要是『規定人的行為的思想』。這思想在二千多年前，已經把修己和治人的行為作出區分，其基本用心之一，便是要執政者明白，『以政治強制之力來要人人作聖賢，即使是真的，也會成為莫大的罪惡。』」 為甚麽「以政治強制之力」使人民做聖賢會是「莫大的罪惡」呢？我在這篇短文內，將會提出一些看法，並就此對規範行使政治公權的公共道德的性質及相關議題進行思考。 政治強制力與正心誠意 公權是構成人類政治社群並保障該社群存在、發展和有效運作的中樞元素。掌握公權者對政治社群的安危興衰，負有重大的公共責任。如果他們在這方面不稱職，嚴重者將影響政治社群的存亡。公權力要保證有效運作和執行，必須符合嚴謹、公正以及正當的程序，也得大體上為人民所認同和接受。必要時，公權力更得訴諸合法和適切的強制力作為推行的手段，以保障人民的福祉利益，和維護政治社群的安全法治和秩序等等。 作聖賢，是個人修身的崇高的道德要求。這往往需要慕道者裡外如一地終身不懈的努力去踐行。孔子不是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賢如夫子，也只敢說自己是「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吧了。再者，個人修身的道德必須重視正心誠意，因為這是發自慕道者個人内在的道德主體的要求。根據這要求化為個人行為後，其所產生的客觀實踐結果是成是敗、是差強人意還是盡善盡美，自然是重要的事。但如果個中缺乏了個人內在道德主體的正心誠意，那有關的行為是否可稱為聖賢行為便頓成疑問。 試想伸出援手拯救將墜於井的孺子的人，如果不是出於惻隱之心，而是心裡盤算著孺子家人會否因此而感恩圖報者，其道德情操離聖賢有多遠呢？...
20世紀新儒家的一位主要思想家徐復觀，在《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灣學生書局，2013） 一書中說：「由中國政治思想以接上民主政治，只是把對於政治之『德』，客觀化出來，以凝結為人人可行的制度，這是順理成章，既自然，復容易，而毫不牽強附會的一條路。」 （頁248） 這大概是中華近、現代政治思想中，對傳統儒家和現代民主政治的相容性所作出最樂觀的一個判斷。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打倒孔家店之聲不絕於耳，認為以三綱五倫為主導的傳統中華文化，跟強調民主科學的現代思想和制度格格不入。這類觀點強調，要帶領中國邁向現代民主，便須改變傳統中佔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當時最為激進者，甚至主張中國要全盤西化。到了今天，全盤西化已沒有人支持。但在中國大陸掌控公權者及其思想上的支持者仍舊認為，西方民主並不適合中國。中國的未來必須走中國特色的道路，而不是西方政治上以保障個人自主的權力分立的民主制度。 儒家的政治思想...
2025年7月中，我將會參加倫敦國王學院的一個學術會議，宣讀一篇名為〈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與戰後中華自由思想〉（‘Hayek’s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Post-War Chinese Liberal...
極右政治在西方世界捲土重來，是近年的一個重要和令人憂心的現象。 我目前主要生活在英倫，對此發展自然特別關注。我也曾在《綠豆》這專欄裡，發表過一些文章討論這課題。早些時候，在倫敦的公立圖書館裡，我找到了一本關於英國極右的專著，閱讀後覺得獲益良多，也有不少感受，希望在這篇短文裡跟大家略作分享。 我讀的那本書，英文原名是Angry White People: Coming face-to-face...
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是20世紀的政治思想家當中，最能啟發我的其中一位。 她對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思考、對二戰後針對納粹戰犯審訊的分析、對權力/力量、權威、暴力的探究、對獨裁統治下個人的道德責任的反省等等，都是學富五車，深具原創洞見和鞭辟入裡的傑作。她那些充滿抽象哲理的著作，例如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的系統反思、對思考活動尋根問底的討論、以及對康德三大批判中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