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近年移居海外，遇上一個歷史性的諷刺。

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大批香港人因政治環境、自由空間及子女前途，移居台日澳紐及西方國家，希望在他國繼續自由地做香港人，無論自認是移民、難民或避秦，以香港話來說是不折不扣的「走難」。可是，當香港人以為終於找到落腳之地，西方國家的移民大門卻開始收窄。

加拿大在2026年8月底停止接受香港人特別永久居留通道的新申請；英國雖然保留BNO簽證居英五年可申請永久居留的安排，卻收緊整體移民及定居制度；澳洲執政工黨設法降低淨海外移民規模，反對黨聯盟和一國黨爭相提出大幅削減移民的方案；日本政府在首相高市早苗上場後對於申請永居，已在2026年10月實施更嚴厲的條件；在美國，香港人受DED保護的措施到2027年2月屆滿，但在到期前已有被ICE拘捕的風險。 

雖然這不代表日本或西方國家全面拒絕香港人，卻反映兩個趨勢：過去被視為經濟發展動力的移民，如今成為政治爭議的焦點；過去基於捍衞自由民主價值而保護香港人，如今似是明日黃花。

香港人出於自我保護和未來發展的需要，必須理解反移民浪潮的根源。這種轉變的答案不能只從政治口號尋找，而要追溯過去三十年的地緣政治和經濟轉型。

◾冷戰後的全球化

對於反移民浪潮的學術分析錯縱複雜， 但以下論述均有實證的學術研究支持。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被描繪為共同繁榮的道路。資本跨境流動，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家。西方政府基於貿易利益，加上誤信中共開放市場的承諾，支持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加速全球產業分工。

與此同時，英美等國推動市場自由化、私有化及金融開放。這套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促進貿易和技術發展，也改善不少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可惜經濟成果並沒有公平分配。跨國企業從全球供應鏈獲利，金融和房地產資產持有人享受資產升值，部分工業城市的工人卻承受工廠關閉、工作外移及工資停滯。

不少研究指出，中國進口競爭對美國部分地方勞動市場造成持續衝擊。自動化同樣是工業衰退的重要因素，但全球化的利益與代價分配不均。2008年金融海嘯進一步暴露管治矛盾，政府動用公共資源穩定金融體系，部分家庭卻失去工作、住房和積蓄，對政治及經濟精英的信任受到嚴重打擊。

此後，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價格上升，擴大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差距。對年輕人而言，努力工作不再保證買得起樓；對部分中年工人而言，昔日穩定的工作和社會地位逐漸消失。愈來愈多人感到自己已無法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

◾「社會地位焦慮」

儘管西方國家政府運用不同方法應對財富不均，但整體成效甚微。在不少城市，住房危機更成為這場政治轉變的重要戰場。移民增長確實增加住房需求，尤其當人口短期快速增加，新房屋卻需要多年才能建成，房價和租金便難避免承受壓力。但為甚麼政府沒有及早增加供應？為甚麼房地產愈來愈被視為資產投資而非居住需要？這些問題牽涉土地、稅務、金融制度和不同階層的利益，遠比「移民太多」複雜。

此時此刻，民粹政治乘虛而入，原本涉及財富分配和公共政策的住房問題，逐漸被描繪成「本地人對外來者」的文化衝突。本來經濟困難並不必然令人反對移民。同樣面對工資停滯，有人循左翼意識形態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改善工會權利；也有人循右翼意識形態支持限制移民、保護本國產業。

有政治學者提出「社會地位焦慮」的解釋：右翼民粹支持者關心的不只是收入，而是感到自己的職業、生活方式和社會地位不再受到尊重，部分居民將經濟轉型和文化變遷理解為同一場失去家園的經驗。

右翼民粹政治利用這種情緒，利用「我們的國家被奪走」作為政治動員。2024年一項綜合36項準實驗研究的學術分析，確認經濟不安全感對民粹政治具有重要影響。無論是特朗普MAGA運動的興起，或英國脫歐公投的成功，都與此息息相關。

經濟不安全感並非右翼民粹的唯一原因，文化身份、國族觀念和政黨動員同樣重要，但它確實提供了有利於民粹政治發展的社會土壤。右翼民粹成功將經濟失落與國族身份、文化焦慮結合，把政治矛盾的焦點指向新移民。

◾數碼媒體放大分歧

如果經濟不平等製造了怨憤，數碼媒體便是怨憤的大喇叭。

數碼媒體將情緒變成注意力市場的重要資源。2017年一項分析逾56萬則推文的研究發現，每增加一個道德情緒詞彙，訊息的預期轉發率平均提高約20%。移民犯罪、住房競爭和文化衝突等議題，尤其容易被簡化成引發憤怒的故事。演算法未必創造了反移民情緒，卻足以放大社會分歧。 

政治網紅和意見領袖面對龐大的商業誘因：說得愈激烈，愈容易引起爭論；愈多人爭論，便愈得到更多流量和收益。BIG TECH 的演算法，讓激發憤怒成了一門無本生利的生意。Ed Coper 在2026年5月出版的著作《Angertainment》對此就有淋漓盡致的分析。

移民議題特別容易被利用：一宗涉及移民的犯罪事件，可以被不斷重播；一段沒有背景的街頭衝突影片，可以被描繪成整個族群的特徵；一排在搶掠期間剩低在超市凍櫃中的豬肉， 可以成為穆斯林牽頭暴動的罪證 (儘管凍櫃中還有雞有牛)；住房危機則被濃縮成「外來者搶佔本地人資源」。

社交媒體助長反移民情緒，令政治衝突和文化偏見更快速傳播，令市民大眾對傳統媒體和政治體制的信任度越發下降，fact check 闢謠猶如泥漿摔角，造成惡性循環。

政治人物利用文化衝突爭取選票，媒體利用憤怒增加流量，而涉及土地、財富、能源、氣候變化和權力分配的改革卻束諸高閣，現有經濟秩序的得益者便可以坐享其成。無論這是否出於刻意安排，客觀上對於指點江山的某些萬億富豪和石油企業來說 ，這才是反移民浪潮的核心「成果」。

◾香港離散社群面對的風險

對於香港離散社群來說，反移民浪潮引發的新形勢，可以預見有最少四項範疇的風險 。

一、人口增長放緩：不少準備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都因為西方國家收緊門檻或環境改變而無法成行，自然會減少整體香港人移居海外的數量。

二、文化投入減少：部分已經移居海外的港人，因為難以取得永居或申請入籍的不確定性而需要調整生活安排，甚至轉居他國，對於投入香港文化生活的時間和能量自然大大減少，間接影響公民社會的發展。

三、社群敵意上升：若果反移民情緒在社區蔓延，香港人有可能成為被排斥的對象。更有甚者，極端種族主義者的惡意行徑可能影響廣東話學校、香港茶餐廳和地區社團等運作和發展。

四、制度障礙增加：某些政府為了回應反移民情緒，可能會增加一些置業租房、公務員聘用、入學條件或社區生活的限制，甚至在簽證和出入境方面進一步提高門檻。

這些風險的程度因國家而異，在某些國家頭兩種影響已經浮現，後兩種影響尚未明顯。但凡此種種，都可能危害香港文化在海外的傳承和發展，究竟香港人應該如何應對？ 如何汲取過往離散社群的歷史經驗，令這一代的香港人不只是走難，更有力在全球推動跨地域的文化建設？將會是下一篇文章探討的議題。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