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打開點名系統時，我心裡總會浮現同一個問題：Jaro 今天會上學嗎？

表面看來，這是一個已經變得有點過分的疑問。然而，當你當了兩年同一班的班主任，看著某個名字反覆在「Present」與「Absent」之間來回出現，你會慢慢地發現，出席與否，早已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紀錄……

Jaro 跟班上其他男生沒甚麼分別。他活潑、愛開玩笑，偶爾會作弄同學；他不愛足球，卻能因為打機而跟其他男生混熟；他為人善良，樂於助人，特別是同樣有SEND（特殊教育需要）的Freddie。若只看課室裡的他，很難想像他的名字，會經常缺席在點名表上。

我從前年開始便是 Jaro 的班主任，見證了他Year 9與Year 10這兩年的起伏。他是班中擁有 EHCP（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的 SEND 學生，在認字和書寫上嚴重落後於同齡學生，認知處理速度也較一般學生慢。大部分課堂，他都需要教學助理在旁協助。對他而言，課堂學習本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父母自己的盤算

Jaro 出生於英國，父母是來自斯洛伐克（Slovakia）的移民。他能說、能聽斯洛伐克語，卻不會讀和寫。為了生計，父母日夜守在自己位於鎮上大街的食店，無暇也無力為孩子培養母語的閱讀與書寫能力。更何況，Jaro一直有嚴重的讀寫困難，加上英文作為附加語言的學習限制，父母其實並不知道該如何協助。能夠確保孩子有飯吃、有地方睡，或許已是他們理解中的「盡責任了」。

年紀小小的 Jaro，升上 Year 7 後，就不常跟隨父母生活。他有一位已成家的長姊和已成年的哥哥，由於他們都住在學校附近，Jaro便時常夜宿於哥哥家或留在姊姊處，免去來回自己家的交通使費。生活的重心並不總是在父母身邊的Jaro，作息也難以穩定。到了 Year 9，學業要求愈來愈高，特別是在 GCSE 選科期間，Jaro 明顯感到吃力。「I don’t know」時常掛在嘴邊，大概他不單不懂，更不知道為何要懂。而父母除了金錢外，也提供不了實質支援，他自己也逐漸失去上學的動力。

晚上睡不好，頭痛，第二天便索性不回校。加上他有時並非與父母同住，父母未必知道他缺席，亦無法即時向學校請假。於是，在系統上，Jaro偶爾便成了「失蹤人口」，直到第二天若無其事地出現在課室中。

校方並非沒有嘗試。管理學生出勤的、支援學生情緒的、協調和照顧SEND的、班主任，甚至不同科目的老師，都曾以不同方式介入，提醒父母，邀請父母一同支持Jaro的課堂學習。然而礙於語言限制，父母在電話或會面時總是唯唯諾諾。但後來我們才發現，他們其實並不完全明白，而電郵往來的回應，也多只是簡單的「明白了，謝謝！」。久而久之，大家都意識到，父母或許已有自己的盤算：等完成學業後，兒子便可到店舖幫忙，維持生計。

無法放下的牽掛

老實說，在家校之間長期膠著的狀態下，我這個班主任，也不知如何是好。

上學期完結前的聖誕聚會上，學生們一起參加各種聖誕小遊戲、唱聖誕歌流行曲。就在那時，Jaro忽然用手拍打桌椅，拍出一段獨特的節奏，還即興哼唱起自行改編的旋律。那不是刻意表演，而是一種因高興而自然的流露。我走向他，低聲問了一句：「你有玩音樂嗎？」Jaro 抬頭說，他會彈鋼琴、結他，會跟表兄弟一起玩斯洛伐克的音樂。

那一刻，在課室裡，Jaro的另一面忽然跳了出來。那一刻，並不是甚麼驚為天人的大發現，而只是：在課堂、制度與評核之中，總有一些東西，我們會不小心地錯過了。

現實並沒有因此改變。Jaro仍然會偶爾缺席，出席率沒有奇蹟地改善。每天早上，我仍然會打開點名系統，看著那個名字，心裡都問一次：Jaro 今天會上學嗎？

這個問題，已不只是行政上的關注，而是一份無法放下的牽掛。它包含了無力，也包含了期待；包含了對制度限制的清醒，也包含了對孩子未來的想像。

很多時，有些孩子並非學不會，而是一直學不到罷了。

▌［十年樹木］作者簡介

Ms Lo，一名中學教師，曾在香港教育現場耕耘多年，近年立足英國，繼續在課室內外與學生同行。在不同地方教學，更看得見教育背後的社會結構、文化差異與人心共通。

《十年樹木》是一本教育現場的筆記，紀錄教與學的變局、困惑與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