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澳洲和日本近期都明顯出現高漲的排外情緒，這些地方都是港人移居熱點，在此潮流下應如何自處是一個現實問題。社交媒體時代總是最極端的說法才能吸引注意，於是正反都找出對方最不合理的那個來當稻草人鞭打：你說他是聖母病發，他說你是希魔再世。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政客在極端化也就更無底線。冷靜下來，退一步想想：合理的移民政策，真的無法存在嗎？ 本欄過去已多次指出，港人若以為擁抱排外觀點當個「模範移民」就可獨善其身恐怕是十分短視：其一是排外政策只會變本加厲，美國在驅逐無證移民後，又提出大幅收緊合法移民的簽證，仇恨政治永遠要找敵人；其二是日常生活當中根本不會分得出誰是「模範移民」，結果只會變成種族主義，各種港人被誤中的事件已越來越普遍。情況就正如過去有些港人一聽到普通話就假定對方是中國移民，連帶台灣遊客也被波及一樣。 誰在做戲賺取注意力 這兒不是說要求限制移民的聲音都是不合理的。除了極少數的原教旨主義者之外，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認同一定程度的限制實為必須。千百年來，人物交流是社會進步的來源，歷史可作見證；但外來人物毫無限制的湧入，不考慮目的地的乘載能力，則可以完全毁掉當地社會。真正的爭議，從來不是一刀切的說支持或反對移民，而是如何開放或如何限制。回到胡適的那句老話：少談點主義，多討論問題。可惜現在借扣帽子賺流量的網紅太多，太少人談具體的政策。 談具體政策，才可以搞清楚誰只是在做戲賺取注意力，誰才是真正要解決問題。例如之前談過的美國現況，略為想一想便不難發現移民局的突擊搜查只不過是做給政黨支持者看的昂貴表演，因為沒有處理後面的經濟結構；遣返了一批移民，又會有另一批的逾期居留者填補。結果只是讓某些人看新聞的時候感覺良好，最後卻還是回到起點，甚至變得更糟糕。 近日針對南韓在佐治亞州投資的工廠的突擊搜查就是這樣的案例。移民局高調拘留了數百人，表演做完了，後來卻被傳媒揭發原來有被拘留者是在美國合法工作的。南韓政府不甘受辱，隨即派專機接回國民。這樣下來，南韓在美國的投資隨即變成政治炸彈。本來這些工廠落成後可為當地居民帶來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現在全數叫停。當執政者樂於表演，網民只靠短片理解世事，大家都尋求即時快感，則出於良好意願的政策都終也只會淪為鬧劇。 分析政策利弊...
雖然香港過去數十年來多次的移民潮或多或少也和政治局勢相關，但相對而言政治因素對當前的移民潮明顯見得更為迫切。畢竟在此波移民潮當中，不少人都是因為面對切身的政治壓力而選擇離開。而在他們離港之後，回看過去在香港並肩作戰的友人要在新的現實下過活，往往會產生「倖存者內疚」（survival guilt）。曾在各地與不少過去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朋友見面，發現儘管程度上和表現上或有差別，潛藏的相關情緒原來相當普遍。 所謂「倖存者內疚」，一般是指對自己「活下來」的愧疚感，或覺得自己不配「過得較好」。這感覺源於在創傷事件後的相對比較：自己能繼續生活，其他人卻沒有。這兒說的創傷事件可以是指戰爭、天災、疫情，或政治打壓。離散社群的成員考慮到自己離開了原居地受壓或受苦的群體，也會產生同類的情緒反應。 港人社群中的三種表現 我在港人社群中遇過的，通常有三種表現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羞愧，覺得自己的離開是一種背叛。特別是見到有留下來的人選擇「慷慨就義」，主動迎接因為政治參與而帶來的苦難，這時候離開了的人往往會責怪自己是否做了逃兵，未有如對方一樣能通過自我犧牲來發熱發亮。...
友人譚蕙芸近日出版的新書《家鎖》廣受好評，送到各書店的首刷書均被搶購一空。早前她分別在台北和東京的飛地書店舉行新書發布會，兩場活動也是座無虛席。《家鎖》的副題是「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不少到場讀者也分享了他們與原生家庭的種種糾纏，說明此主題有強大的共通性。然而在新一波的移民潮下，此書也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的主題：移民的衝擊如何擴大原有的家庭矛盾。相對於「華人家庭這個巨獸」，要直視的還有「移民家庭這個巨獸」 過去熟悉的譚蕙芸，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同事，擅長於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教授新聞寫作手法。在公眾領域的她，則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以細膩的筆觸，紀錄街頭和法庭的人與事。而在這本書當中，她打開了另一個被埋藏的身份：她有中風的父親、失智的母親，還有思覺失調的哥哥。在疫情期間，當香港人都在趕緊移民離開，她一個人把全家從加拿大搬回香港，找辦法活下去。 故事的起點是八九六四後，一九九七前的那一波移民潮。他們一家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一下子連根拔起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然而哥哥在離港前已有的徵狀，在移民後進一步加劇，結果被診斷為思覺失調。可是他的精神健康卻沒有得到適切照顧，父母把他藏起來與社會絕緣，成為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移民環境成問題催化劑 事情發展至此，固然有華人家庭中的疾病污名和社會禁忌。然而在譚蕙芸的筆下，很明確看到移民家庭的環境如何加劇了各種問題，一步一步的走到無尾巷。 精神問題和其他身體問題不一樣，不能依靠外在儀器診斷，需要患者願意告知醫生潛在的徵兆；其中首要條件是建立和醫生的信任關係，在此之前又要先跨過語言的障礙。自問在台灣看醫生，明明已是說華語，有時要描述自己到底怎樣不舒服還是覺得隔了一層；換成英語，再加上各種沒聽過的醫學專有名詞，難度可想而知。書中就提到要在當地尋找懂粵語的精神科醫生的各種障礙，即使身處港人社群聚居的大城市也不易辦到，求醫路上又帶來更多拖延。 移民也會帶來家庭崗位的改變，而這點又可以延伸出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書中提到母親對家居整潔十分執着，移民後成為退休人士，一天到晚就在大屋中料理家務。對她來說，維繫這個家的整潔成為了她的「工作」甚至是生活價值，甚至演變成某種「控制慾」；然而兒子本來已是精神緊張，家中還要有各種規條，對病情沒有好處。可是也正正因為成為退休人士，她有時間照顧兒子生活所需，真的可以把兒子從社會中隔絕起來，雖然這也同樣不見得對病情有好處。...
近期聽到不少赴加港人不滿加拿大政府未能及時處理永居申請，導致大量案件積壓。類似的問題，之前赴台港人也經歷過，亦引發不少怨言。與此同時，赴英港人則面對永居申請門檻從五年增加至十年的陰霾。三地政治環境和當地政府背後的盤算固然各有不同，卻同時折射出這一波港人移民潮的一個核心問題：在當地政府眼中和在港人移民自己心目中，港人到底算不算「走難」？ 這條問題重要，除了是心態不同外，更是現實政策問題：如果是「走難」，那當地政府該套用的政策邏輯應從人道及恩恤出發，看重的是香港情勢的特殊性；如果不是「走難」，則會比較從當地本身的需求出發，重視申請人本身的能力如學歷、專業能力和資本貢獻，而且不用談「道義責任」。我發現各地出現的爭議，往往源於兩種想像之間的模糊性，和港人對自身定位的游移與期望落差。 人道救援？ 首先，不得不得說有些誤解是港人自己造成的。例如加拿大針對港人的「Hong Kong Pathway」，香港傳媒常稱之為「救生艇計劃」或「避風港計劃」，但這從來都不是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翻譯，直譯應該是「香港通道」。然而語言有影響力，許多赴加港人習慣了「救生艇」這情感豐富的說法，面對申請延誤時便出現了不少認為當地政府「背信棄義」的慨嘆，實情是政府從來沒用過如此形象化的說法來描述此政策。 話說回來，港人自己想不想被視為人道救援的對象，有時也顯得難以說清。例如早前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的網頁改版，...
原自香港的美國諧星 Jimmy O Yang 日前回港並在紅磡體育館表演多場棟篤笑，風頭一時無兩，有評論稱之為移民美國後的「衣錦還鄉」。與此同時，其移民和港人身份也引發了不少議論：他說的段子和香港本土文化有多大的距離？他還算不算是香港人？這些問題並不獨特，每一位移民第二代都要面對。風潮面前，各地港人移民也不妨趁機提早思考：如果你的孩子要當Jimmy O Yang，你會怎麼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