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比較矚目的新聞除了韓國空難，就是年終回顧與新年展望，此外還有幾則關於中國調控經濟的消息，顯示北京終於面對現實，著手保護民企，增加公務員薪酬以刺激國內消費，不再迷信減息和對外傾銷，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倘能貫徹始終，中國經濟有可能走出困境。 有三則中國經濟新聞值得留意： 第一則是減息成效不彰。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國金融分析師徐然接受香港《信報》訪問時指出，中國經過多番減息後，似乎正朝著相反效果的路上發展，既令居民收入受損，又導致中國產能自然篩選優勝劣敗的過程減慢，不利消化風險，相信中國監管機構亦會逐漸考慮，減息是否有利於中國經濟復蘇。 第二則是《金融時報》的報道，2024年中國上市公司依法規披露的高層管理人員被拘留個案超過80宗，其中許多沒有明顯的違法事實，而且實施拘留的是遠處外省執法機構。這類「遠洋捕撈」敲詐企業來填補地方政府財赤的惡劣手法，嚴重影響企業正常營運與投資，已引起北京高層重視，國務院總理李強表示會加強監管，審查地方政府濫用權力增收罰款行為。 第三則是彭博社的報道，引述中共內部消息人士說，決策者為了提振士氣以及推動消費，決定在全國範圍給公務員「大幅度」加薪，基本工資每月漲幅不少於500元人民幣，且加薪追溯至2014年7月，總體加薪幅度約為5%，各個級別人員具體增幅按工資高低有所不同，這次加薪還包括全國各地的教師、警察和公職人員。 自救表現 這三則中國經濟新聞個別來看並不突出，但連在一起看卻頗有意思，反映中國決策層對於挽救經濟的思路有了轉變，不再迷信減息、增加基建支出及催谷出口。過去這些手段能夠起到快速提振經濟的效果，如今因經濟格局出現根本變化，已經相繼失效（對此本欄過去做過好些分析，這裡不再重複），若要找到出路，就必須扭轉國進民退的勢頭，大力扶持民營企業，積極鼓勵民眾消費，增加企業和百姓的安全感。...
記得第一次走過倫敦的塔橋 （Tower Bridge）時，望到一隻戰艦，大驚。心想，倫敦也是軍事基地嗎，泰晤士河也有國家安全風險？ 查查資料，才知那是貝爾法斯特號（HMS Belfast），是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的其中一間分館。戰爭博物館在蘭貝斯路...
平等（equality）與公平（equity）是社會政策議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兩者的分別，在於如何對待少數。移民研究要處理的正正是少數外來者要如何在大社會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自然難免會涉及平等和公平的問題。 簡而言之，平等強調對所有的人相同對待，公平強調對不同的人差別對待，以達至現實上的平等。例如對於要坐輪椅的人，我們的社會不會說「所有人都要走樓梯」才是公平，而是會刻意多花成本設立輪椅專用的通道，讓他們也能在後果來說得到公平。當然，正如本欄過去多次提到，「相同的人相同對待，不同的人差別對待」的原則聽起來十分簡單，但要分辨出在哪些時候應該差別對待卻十分困難。雖然法律上常見「受保護階層」（protected class）的概念，列明膚色、宗教、性別、康健、年齡等類別的特殊地位，但實際應用上還是會有數之不盡的矛盾，告上法庭或要求修法的聲音亦是無日無之。 千萬種差別對待的理由 移民在許多地方作為可見的少數族群，在這問題中當然不能倖免。而更麻煩的事情，是移民社群本身存有巨大的內部差異，同一套邏輯對某一個移民社群有利，對另一個移民社群則可變成不利。大學入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們純粹追求平等，那十分簡單，十萬考生回答同一份考試卷，最高分的一百名考生入學，大學入學處除了考生編號之外甚麼都不知道，這樣最少看起來就是完全平等待遇。但世界不是這樣的，我們從來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差別對待，例如有身心缺陷的考生我們會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完成試卷，畢竟他們往往不見得自願的，一般人認同社會有補償的必要。然而一旦我們開始考慮各種「不自願」的缺陷，則出生在一個因為歷史和政治原因而教育資源貧乏的原住民社區，又算不算是一個提供差別對待的理由？如是者，有些社會又產生了「原住民加分」的制度，彌補社會過去的不公。 很明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些做法。當大學入學（或任何需要競爭的機會）不再只考慮冷酷無情的測試和分數，而開始考慮當事人的處境（特別是種族）的時候，就會吵得特別厲害。有些人是原則上反對，有些人則說現在的社會已經很公平所以不用再考慮。來到移民社群，一方面有移民社群會因為相關政策而得益，但也有不少例外。例如亞裔移民來到歐美社會，父母特別會強迫子女讀書考試，如果大學入學只看考試分數的話便全部都是亞裔學生，大學於是實施配額減少亞裔學生的比例；那麼在亞裔考生的角度出發，則會寧願不要基於族裔的差別對待了。...
英國時事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評論近期的歐洲選舉時說：「當選民對中間派聯盟或脆弱的少數派政府感到厭倦時，他們餘下來的選擇，便只有政治上的激進派了。」回顧人類社群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當温和中道的政治力量或方案，被認為是未能解決有關社群的重大挑戰時，激進政治往往便會抬頭，主導了社群的政治發展。中華的近、現代政治，正是見證了這種邏輯的一個例子。 甲午戰敗後，清朝菁英階層的救亡意識，可說是達到了高峰。但也是從這個時期起，積極尋求救亡之道的領袖和知識人，在選擇和推行其救亡的方案時，一次又一次的，讓激烈基進的主張和行動，蓋過了相對温和中道的做法，使前者大體上主導了近、現代中國政治的發展。 由革命派到共產黨 例如當時被視為是激進的、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推動的變法維新，在戊戌政變後便被更激進的、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蓋過了。1905年，當把西方自由思想系統地介紹到中國的嚴復，在倫敦見到孫中山，並討論到中國的出路時，嚴復認為中國人民的民智不發達，「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對此的回應，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事後證明，革命方案蓋過教育改良方案，從而爆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後，激進政治繼續在中國發展。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改組中國國民黨，使之成為效忠黨領袖，以列寧革命先鋒黨的模式，繼續其志在建國和統一中華的革命事業。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更是要全面跟隨蘇聯蘇維埃的革命政權，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向剝削階級專政，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終目的。當時，就是相對温和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例如胡適，在文化上也激進地主張要全盤西化，支持打倒孔家店，並認為跟西方現代文明相比，中國傳統當時得承認是百事不如人。 當然，近、現代中華的激進政治並非是突然間從天而降的。自鴉片戰爭失敗後，晚青的改革和自強運動，不是被深厚的傳統保守思想和制度所阻撓，便是被既得利益者，為了保有自己權位拖延中國轉型至建立現代政體的努力，導致改革救亡者不單止對保守的當權者失去信任，更為了急於徹底推翻這些反動勢力，便毅然採取不斷把其政治思想和行動激進化的進路，因此而形成了激進政治主導了近、現代中華政治的格局。...
「禁止各界與潛逃者有金錢交易，同時撤銷他們的特區護照」，聞者嗤之以屁。 小粉紅：無護照便買不到機票，緝到人也帶不走，懵到上心口！ 傻強：挑！他們今天無護照，將來也申請不到；換言之，今天和將來「都不存在的護照」被同時撤銷，我的方法最有效。 六祖慧能：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施主有慧根，你應該削髮為僧，弘揚「罰法」。 賭徒：潛逃者投注贏大錢，這筆金錢交易，馬會董事要否坐監？ ...
自十餘年前，布達拉宮接待遊客人數每日 2300，至今每天 4000 人。藏人朋友驚怪此事，擔心宮殿損毀。而不少來藏遊客，仍覺宮殿一票難求，或需提前通宵排隊，或以高價參加「一天遊」。 所謂「一天遊」，多為漢人組織，索價過千，早晨遊布達拉宮，中午指定購物，午後參觀大昭寺。導遊恐防遊客走畢宮殿後離隊而去，錯過購物宰客商機，遂或扣其證件，謊稱大昭寺購票要求。此類旅團無聊至極，重於購物抽佣，漢族導遊解說不倫不類，遊客倉促參觀，往往失望而回。 然對多數藏人而言，朝聖非僅限於入寺入宮，更重於行走轉經道，如「孜廓」或「帕廓」（註一）。我認識不少藏人朋友每日例行，若想相約見面，不需定時定點，多在轉經道上相遇。遊客若未能參觀寺廟或宮殿，實也毋須發愁，於全日開放的轉經道上，更能了解西藏文化。 藏人日常朝拜，設置於轉經道上，與生活融而為一。拉丁古諺有云「世界乃眾神之廟」（註二），藏人轉寺、轉宮、轉山、轉湖，等同視世界為眾神之所，敬畏天地之心，實與羅馬古人異曲同工。...
▌［狀態清寧］畫家簡介隱姓埋名。人在野地流放，心為香港流淚。祈求一日香港團圓。
一生到過西藏一次，也是20年前了。當時已知道西藏和華夏文化根本不同，所謂西藏是中國一部分全是霸權主義的論述。親身到當地旅遊便知道無論是宗教、語言、食物、或建築完全與中土文化無關。那次旅遊是特別體驗，和世界其他地方絕對不同。 在這輯相片不需要談政治問題，只想顯示我對西藏人民的各種面相，對布達拉宮前羣眾和西藏喇嘛特別有感覺。這些當然是多年前的相片，是我歷史一部分而已，因為我相信此生再不會踏足中國境內，更遑論西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