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余英時回憶錄》得知，余英時是在1950年元旦，經羅湖橋踏足香港的。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余英時，原本只是趁寒假到香港探望親人，之後便要返回北京的他，卻在回程時因火車在石龍站發生故障，停留了數小時，就在那段時間，余英時毅然決定返回香港，與父母家人在一起。這決定大概影響了余英時的一生，也讓中華學術界栽培出一位思想史大學問家來。 香港的獨特性質 余英時最主要的學習方向、基礎及其知識人的風範，可以說是他1950至1955年年青時於留港時打下的。那5年的香港生活，余英時一方面在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學習，另方面，便是和大陸流亡到香港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他在回憶錄如是說： 「現在回顧起來，『香港』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用上了「最自由的社會」、「相當徹底的法治」、「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等字句來形容戰後的香港，可見香港對流亡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是非常的重要。 從前，我在研究戰後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時，提到1949年後到了台灣的中華自由主義者於共產中國的禁制下，在台灣保持了嚴復以來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認識戰後香港的情况，也許可以說，香港在保持和發展這命脈是同樣的重要，而且比起當時的台灣來說，更有兩個特色。第一便是香港比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更自由。因此，在台灣的自由派知識人如果有些言論不能在台灣發表的話，香港便成為他們出口發表的平台。職是之故，如果大陸以外的中華自由知識人希望建立海外平台，以發揮集思廣益的自由思想力量，往往也屬意香港。1960年代初，當余英時和一班同道在構思創辦以「海外中華」為重點的知識性刊物（後來變成為《明報月刊》）時，他毫不猶豫的建議了香港。 香港在維持和發展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的第二個特色，是不少離散到香港的大陸知識人，他們在支持憲政民主和自由的同時，和五四運動引發起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自由主義並不一樣，多堅持中華文明和自由民主是能夠共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1949年後離散到香港，嘗試在海外組成國共兩黨以外、政治上的自由第三勢力的不少領導人物，例如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草擬者張君勱和國民黨的資深成員顧孟餘等都是持上述的中道主張；另方面，同時期飄零到九龍桂林街，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創立的新亞書院，其教育和文化理想正是強調「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到訪埃及之時，正值「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Museum, GEM）開幕不久，我自然也去了一趟，這是後話。除這座新館，開羅其實還有另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開羅埃及博物館」（Egyptian Museum of Cairo）。...
英國首相施紀賢周一宣布請辭，讓位予剛勝出補選重返下議院的貝安德（Andy Burnham)，貝安德已著手籌備改組內閣。此次國會補選結果，除了促使工黨黨魁中途換馬，也令右翼英國改革黨登頂執政之勢受挫。 上周五英格蘭北部Makerfield選區補選結果公布後，施紀賢雖仍口硬會留任，但多名工黨內閣大臣已認定他要下台，改由大比數勝出補選的貝安德接任黨魁兼首相。這是因為貝安德在補選中拿到55%選票，比英國改革黨候選人Rob Kenyon的35%多出整整20%，是明顯的大勝，令改革黨過去兩年在各個選舉中不斷攻城掠地的勢頭遭到重挫，令工黨議員相信，若由貝安德領航，工黨可毋懼改革黨挑戰繼續執政，所以在周末頻頻發功，游說施紀賢下台交棒。據媒體披露，施紀賢曾逐一致電黨內重量級議員尋求支持，獲悉大勢已去才於周一宣布將會辭職，僅留任至新黨魁誕生。 英國改革黨兩場補選均落敗 其實，貝安德順利贏得這次補選，並非全憑自身光環或工黨底蘊，首先是定位比英國改革黨更右的光復黨出戰，拿走了7%選票，攤薄了改革黨的票源，這兩個右翼政黨，在傳統上工黨主導的選區竟合共取得42%選票，其實相當厲害，反映奉行排外政策的右翼政黨上台執政確有現實可能，並非不可思議之事。 其次，左翼綠黨和中間定位的自由民主黨支持者都作了策略性投票，為了阻止改革黨勝選，寧願放棄自己政黨候選人改投工黨貝安德，兩黨在此次補選得票比率較兩年前的大選合共減少10%，貝安德多了這10%，而改革黨則被𠝹走7%，此消彼長下才有20%差幅大勝的最終結果，否則可能是45%對42%的險勝。無論如何，這個選舉結果為貝安德入主唐寧街首相府掃清了障礙。...
最近的倫敦經貿辦間諜案令我們有一種「梗有一個喺左近」的感覺，然而讀歷史就知道，間諜是現實政治的一部分。不信？請讀英國作家本‧麥金泰爾（ Ben Macintyre） 寫的一本非虛構間諜紀實作品，中文常譯為《間諜與叛徒》（The Spy and the...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正在串流平台看一套關於法律的劇集，其中一場講述一位檢控官要跟自己的師傅在同一宗案件中對壘。師傅明知所代表的當事人有罪，但仍然為對方辯護，檢控官因為對方是自己一直敬重的師傅，不知道該怎樣面對這場官司，於是向另一位前輩請教。那位前輩說：「只有孩子能夠阻止父母胡作非為。」 這句話很有趣。明明父母應該以身作則，為孩子做好榜樣，但這句話卻反過來說，只有孩子才有能力阻止父母胡作非為。讓我跟大家說一個離婚家庭的故事。 戲可以繼續演下去嗎？...
無論是網上或朋友之間口耳相傳，埃及旅遊時遇到兜客的情況異常突出，所以我多花一點筆墨去寫。不過事先須說明，我其實並不覺得埃及人特別麻煩。 在埃及旅行，較令人頭疼的是日常生活中事無大小都會被漫天殺價。旅遊區亂開價雖然在世界各地常見，但埃及即使遠離旅遊區，就算走進非常local的咖啡館或雜貨舖，價錢也可能突然被抬高。 罐裝可樂一般是 15 埃及鎊（約 2.5 港幣），我問店主價錢，旁邊的小孩用英語快速回答...
英國倫敦中央刑事法院最近就一宗引發香港社群高度關注的案件作出判刑，受聘於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前香港警司袁松彪，以及英國邊防人員衞志樑，因觸犯《2023年國家安全法》被裁定「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名成立，分別被判處8年及10年監禁 。案情揭露，這兩人針對在英國合法居留的中國及香港異見人士及尋求庇護者，進行了一系列情報蒐集、監視及欺騙的「影子警察行動」。 案件展示了威權國家如何以秘密手段輸出「跨境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在他國領土作出監視、干預及騷擾的行動。 什麼是「跨境鎮壓」？ 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定義，跨境鎮壓是指國家（包括透過代理人）跨越國界，對居住在國外的個人進行壓制、恐嚇或傷害的行為 。這些鎮壓目標通常是人權捍衛者、記者、政治反對派、少數群體，或是僅僅行使了言論自由及倡議基本權利的人士...
美國與伊朗於周日草簽止戰備忘錄，正式簽約儀式將於周五在瑞士舉行，此份只有一頁半的備忘錄全文雖未正式公布，但內容已被西方及中東各大媒體廣泛披露，並引起了連串政治衝擊。其中最受國際注目的，是和約對以色列和俄羅斯的衝擊，至於霍爾木茲海峽恢復正常通航，乃至國際能源價格回到戰前水平，則仍有待美伊雙方進一步談判，把備忘錄轉化為詳盡協議。媒體分析指，這談判關卡重重。 為什麼說美伊停火關卡重重？因為目前美伊兩國簽署的只是初步協議，是一份諒解備忘錄，把日後要達成的全面止戰協議應該具備的主要條件列出，作為雙方下一階段談判的框架。備忘錄的實際作用，只是延續四月份的暫時停火協定多兩個月，同時解凍部分伊朗被凍結的海外資金，為美伊談判永久停火創造有利條件。 美伊若要達成全面停火協議，便要達成備忘錄列出的幾點重大事項，包括：（1）伊朗全面停止核武發展及放棄濃縮鈾；（2）終止伊朗境內及黎巴嫩地區軍事行動；（3）設立3000億美元的投資基金助伊朗重建；（4）解除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5）解除對伊朗的境外資產凍結及經濟貿易制裁。這幾點重大事項，每一點都極具爭議，非常困難，所以說全面停戰仍是關卡重重。 美國替伊朗出面約束以色列 既然美伊雙方達成的只是初步協議，一份僅一頁半長的備忘錄，為何會產生巨大政治衝擊？因為這份備忘錄顯示特朗普對伊朗作出了三大讓步。首先，備忘錄按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地區納入停火範圍，對內塔尼亞胡領導的以色列右翼政權造成沉重打擊。以色列今年十月便要改行大選，內塔尼亞胡給支持者的承諾是在加沙及黎巴嫩建立軍事管控帶，作為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緩衝區，以色列全力配合美國打擊伊朗，就是為了剿滅親伊朗的黎巴嫩真主黨，鞏固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如今黎巴嫩列入美伊停火範圍，等如美國替伊朗出面約束以色列，難怪以色列在周日發動對黎巴嫩攻擊試圖阻止和約草簽，而特朗普也罕有地公開斥責內塔尼亞胡破壞和談，甚至揚言由敍利亞取代以色列處理黎巴嫩問題。 西方媒體指出，美以今次鬧翻，對以色列右翼政權衝擊巨大，一向以巨額獻金支持特朗普及共和黨的猶太裔金主也感到非常失望，以致美國政壇右翼也質疑白宮是否對伊朗讓步過多，為何不趁伊朗弱勢直搗黃龍，佔領伊朗最重要的油氣生產島嶼。支持美伊停火一方則擔憂，以色列若不顧白宮反對繼續對付真主黨，將招致伊朗報復，使停火談判再生波折。 3000億美元的投資基金從何而來？...
富人有錢，但還是要名的。像愛潑斯坦醜聞(Epstein scandal)激起千重浪，安德魯王子也被撤銷軍銜、停止使用「殿下（HRH）」頭銜，最後被貶為庶民，聲名盡喪了。 「普羅富莫醜聞」（Profumo Affair）則令當時的戰爭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