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經典10  文本自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選讀《與人文對話——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第一版，2011，頁349–355一、引言：亂世中的政治反思我們之前先後探討了生命的取向與人生價值，以及人的能力限制：透過宗教現象和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解人如何面對自身的有限性。隨之而來就必須正視我們當前最無法回避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經濟。本欄今次要討論的文本，正是明清之際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明清之際，中國經歷了深刻的政治與社會變革。這場變革遠不止是王朝更替，更是一次文明的斷裂。當明朝在內憂外患中崩潰，清軍入關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時，一批遺民學者在痛定思痛中，開始反思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問題。這種反思出自切身的亡國之痛，又化為對歷史的沉鬱追問。在這些思想家之中，黃宗羲（1610-1695）以《明夷待訪錄》，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最為徹底的批判，提出具有開創意義的民本主義理論，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他的一生橫跨明清兩朝，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前後八十五年，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歲月。他親眼見證了明朝的腐敗與衰落，經歷了崇禎皇帝的自縊、清軍入關、南明的抵抗與最終失敗，最後在異族統治下度過晚年。這沉痛的人生經歷，使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清代學者全祖望以「三變」概括黃宗羲的一生：初為黨人，繼為游俠，終為儒林。[1] 所謂黨人，是指他早年與東林黨的淵源。黃宗羲之父黃尊素是東林黨的重要成員，因彈劾魏忠賢的閹黨而被害。黃宗羲年僅十九歲，便懷鐵錐入京為父申冤，當廷錐刺仇人，名震天下。這一經歷奠定了他剛直不阿的性格，也讓他對政治腐敗有了切膚之痛。所謂游俠，是指明亡之後他投身於南明抵抗運動的那段歲月。抗清失敗後，他拒絕清廷的多次徵召，隱居著述，以布衣終老。所謂儒林，是他晚年專注學術的生命形態。隱居之後，黃宗羲把全部精力投入著述，編修之作多達一千三百卷，其中《明儒學案》開創了「學案體」史學的先河，《明夷待訪錄》則是他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對後世影響深遠。《明夷待訪錄》大約成書於康熙二年（1663），距明朝滅亡已近二十年。書名本身就蘊含深意。「明夷」出自《易經》第三十六卦，離下坤上，象徵火在地下，光明被大地遮蔽。《易》以離為火，坤為地，火在地下即光明受壓，無從照耀。這個卦象喻指闇主在上、明臣在下的政治格局，或更廣泛地說，賢能之士身處昏暗時代、志不得伸的處境。《明夷》卦辭云：「利艱貞。」意思是在光明被壓抑的時代，有利於在艱難中堅守正道。這是一種處世智慧：賢者在黑暗的時代不應強行彰顯，而應韜光養晦，等待時機。「待訪」則典出箕子的故事，這是《易。明夷》卦中的重要典故。箕子是商朝王室成員，在紂王淫亂暴虐之時，他選擇裝瘋佯狂，被紂王囚禁為奴，以此保全性命。周武王滅商後，釋放箕子並前往拜訪。箕子不計前嫌，向武王陳述《洪範》九疇，論述治國之道，促成了周朝的盛世。這個故事說明，箕子的隱忍是積極的守待，保存自己，也保存智慧，等待能夠發揮作用的時機。黃宗羲以「明夷待訪」命名其書，自比箕子，希望在明清易代的「明夷」之時，能等待明君來訪，貢獻政治理想。然而這裡存在一個微妙的悖論。黃宗羲終身不仕清廷，他所「待」的「訪」，究竟是什麼？從字面看，他或許期待清朝出現開明君主；但從著作內容看，《明夷待訪錄》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根本性批判，這顯然不是清朝統治者願意聽的。他更可能是借「待訪」之名行批判之實，以進獻治國良策之形式，表達對整個專制體制的控訴。在題辭中，他引用胡翰的「十二運」說，認為從周敬王甲子以來皆處「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將交入「大壯」卦運，可望迎來治世。他寫道：「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2]但歷史並未如他所願。三十年後治世依然未至，黃宗羲遂撰《破邪論》，感嘆「十二運之言，無乃欺人」。從期待到失望的心路歷程，反而使他的批判更加純粹，不再寄望於任何具體的政治力量，而指向了制度本身的問題。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明夷待訪錄》的寫作有其特殊的時代脈絡。明清易代不僅是政權更迭，更是深刻的文化創傷。對明朝遺民而言，亡國之痛促使他們反思一系列根本問題：一個延續近三百年的王朝，為何如此迅速崩潰？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是個別君主的昏庸，還是整個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黃宗羲的回答是明確的：問題出在制度本身。他不滿足於批評崇禎皇帝的剛愎自用，或者魏忠賢的專權亂政，這些只是表面現象。他要追問的是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政治體制會不斷產生昏君和奸臣？為什麼「一治一亂」的循環無法打破？這些追問把他引向了對君主專制本身的根本反思，使《明夷待訪錄》超越了一般政論文章，成為一部系統的政治哲學著作。二、政道與治道：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問題請加圖 : 鏡遊集#109_02要理解黃宗羲的政治思想，首先需要釐清「政道」與「治道」這對概念。新儒家學者牟宗三（1909-1995）曾對此作出深刻分析，他指出：「中國在以往只有治道而無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無政治。」[3] 這個判斷深刻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所謂「政道」，追問的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誰有權統治？統治權從何而來？在現代民主政治中，這些問題有明確的制度性解答：主權在民，統治者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通過選舉等制度化程序決定誰執政、何時換屆。但在傳統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的模糊概念之上。「天命」究竟是什麼？如何知道天命歸屬？這些問題並沒有明確答案。實際上「天命」往往只是對既成事實的追認：誰成功奪取了政權，就說天命歸於誰；誰被推翻了，就說天命已轉移。這種說法實際上取消了對政治正當性的追問，把暴力征服的結果神聖化了。在傳統中國，成功變更政權者稱為「革命」，實際上就是「打天下」。所謂「革命」，原本是帶有神聖意味的詞語，源自《易。革卦》的「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但剝去神聖外衣，其實質是暴力奪權。政權的轉移方式主要有兩種：王位世襲或武力奪取。前者是「家天下」的延續，後者是「打天下」的更替。無論哪一種，都缺乏制度化的合法性基礎；打下天下就是皇帝，皇位傳給子孫，這是基於暴力和血緣的政權繼承模式。所謂「治道」，則關乎「如何有效地管治天下」。即使政權來源不具備程序合法性，統治者仍需考慮如何進行有效統治——如何選拔官員、制定政策、維持秩序。中國歷代王朝都很重視治道，通過開放治權、選賢舉能、吸納社會人才，來確保管治公共事務的合理性。科舉制度就是治道的重要體現，它為平民提供了上升管道，使有才能的人可以通過考試進入統治階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理論上是可能的。與歐洲中世紀的貴族世襲制相比，這確實是一種進步。然而科舉制度解決的只是「治權」的開放問題，觸及不了「政權」的合法性根源。皇位仍然世襲，最高權力仍然不受制度化的約束。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員是為皇帝服務的，他們的職責是執行皇帝的意志。如果皇帝昏庸，官員再有能力也無濟於事，甚至可能因直言進諫而遭迫害。這就是治道的局限：它只能在既定的權力框架內運作，無從改變框架本身。牟宗三進一步指出，政道是形而上的，治道是形而下的。[4] 中國傳統政治在治道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和精密的制度，在政道方面卻付之闕如。這形成了一個循環：成功的統治者有天命，有天命才是合法的統治者，而合法性的標準就是統治的成功。這種「有治道而無政道」的政治結構，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和社會動盪，形成所謂「歷史周期律」。黃宗羲雖然沒有使用「政道」與「治道」這對術語：這是後來牟宗三的概念化工作，但他對此有敏銳的洞察。他在《明夷待訪錄》開篇提出的問題「何三代以下之有亂無治也」，正是對這種周期性動盪的追問。他的答案指向了君主專制本身的問題：不是某些君主不夠賢明，而是整個制度設計有根本缺陷。這種批判的深度，使他超越了傳統的諫官和政論家，成為一位真正的政治哲學家。三、核心命題：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題辭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以下之有亂無治也？」《明夷：頁349》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直指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是整部著作的邏輯起點。孟子曾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種歷史循環論認為治與亂交替進行。但黃宗羲對此表示懷疑：如果歷史真的是一治一亂，為什麼自三代以後，中國歷史似乎只有亂世而無治世？在傳統的理解中，「治」往往指社會穩定、政治清明、人民安居的狀態。按照這個標準，中國歷史確實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但黃宗羲的標準顯然更高。他所說的「治」，不僅是一時的政治清明，而是一種能夠持續保障天下人利益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以這個標準衡量，三代以後的所有王朝都不合格，因為它們都建立在「家天下」的基礎上，把天下視為一家一姓的私產。即使是所謂的「盛世」，也只是專制統治的良好運作，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治」。文景之治依然是劉家的天下，貞觀之治依然是李家的天下，這些「治世」的出現取決於君主個人的賢明，一旦出現昏君便迅速消失。要理解黃宗羲這個問題的深意，需要先理解儒家的「正名」理論。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又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這裡的「正名」不只是語言學意義上的命名，更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名實相符。所謂「名」，是指某一社會角色或政治職位的名分及其應有的權責；所謂「實」，是指實際行為是否符合這種名分。「君君」的意思是：作為君主，就應該履行君主的職責，符合君主的名分。第一個「君」是名詞，指君主的職位；第二個「君」是動詞，指像君主應該的那樣行事。如果一個人佔據君位卻不履行君職，就是「名不正」，只是名義上的君主，而非實質上的君主。儒家的正名理論在政治領域有特殊意義。物理事實與政治事實有所不同：物理事實是先有客觀事物，然後人們為它命名；政治事實則是先制定某種名分（如「君」或「臣」）的權責，再決定某個具體的人擔任這個職位。憑著名分所規定的權責，可以裁決某個人是否名實相符。如果某人雖居君位卻不履行君職，就可以說他「名不正」。政治職位不是一種單純的權力佔有，而是一種職責承擔。君主之所以為君，不是因為他佔據了君位，而是因為他履行了君職。這為批評和限制君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最能說明這一點。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回答：「於傳有之。」齊宣王又問：「臣弒其君可乎？」孟子的回答精彩而有力：「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區分了「君」的名分和實質。桀紂雖然在形式上是君主，但因為他們「賊仁」、「賊義」，已經失去了君主的實質，只是「一夫」（獨夫民賊）。討伐這樣的人不是弒君，而是誅獨夫，是正義的行為。這種論述否定了君主地位的絕對性，為推翻暴君提供了正當性論證。韓非子的「循名責實」則從法家角度強調了名實相符的重要性，可與儒家正名理論相對照。韓非子記載了一個著名故事：韓昭侯醉酒而睡，管理帽子的官員（典冠）見君主受寒，便拿衣服蓋在君主身上。韓昭侯醒後詢問是誰加的衣服，得知是典冠，於是同時懲罰了典冠和管理衣服的官員（典衣）。典衣被罰是因為失職，典冠被罰是因為越權。韓昭侯說：「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韓非子·二柄》）。在政治體制中，各種職位都有明確的名分和職責，必須嚴格遵守，否則會導致體制混亂。這種對名分的強調與儒家正名理論有相通之處，但出發點不同：儒家強調名實相符是為了實現道德秩序，法家強調名實相符是為了維持統治效率。黃宗羲正是運用這種正名理論來分析君主制度。他要追問的是：君主的名分究竟是什麼？君主的職責究竟應該如何？三代以後的君主是否名實相符？他的答案是：君主的本來名分是「為天下人興利除害」，君主是天下的公僕，而非天下的主人。三代以後的君主顛倒了這一關係，把天下當作私產，成為「天下之大害」。「何三代以下之有亂無治」的根源就在於此：三代以後的君主都是「名為君而實非君」，他們建立的不是真正的政治秩序，而是一種制度化的掠奪體系。四、《原君》：對君主專制的根本批判《明夷待訪錄》第一篇就是《原君》，「原」即追溯本源。黃宗羲要追問的是君主這個職位的本源和正當性。他的論述建立在「公天下」與「私天下」兩種政治原理的對比之上，揭示了政治體制的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巨大落差。黃宗羲開篇描述了政治權威產生的原初情境：「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明夷：頁349-350》）這段話描繪了人類社會早期的圖景：人人只顧自己私利，公共利益無人照管。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挺身而出，不計個人得失，為天下人興利除害。這就是最初的「君」，君主的起源不是天命授予，也不是暴力征服，而是為公共服務的需要。這種描述與西方社會契約論有某種相似之處，但黃宗羲強調的是君主作為公共服務者的角色，反映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特點：關注統治者的責任，而非被統治者的權利。黃宗羲接著分析古代聖王的態度：「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明夷：頁350》）許由和務光是拒絕接受帝位的高士、堯舜是禪讓的典範、禹則是被迫接受帝位的。黃宗羲指出，古人並不比今人更高尚，同樣好逸惡勞；但古人明白為君的艱難，所以辭讓謙退。「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作為君主，要承擔千萬倍於常人的勞苦，卻不能享受特別的利益，如此職位按照常人的本性，誰願意擔任？這種分析揭示了「公天下」原則的內在邏輯：君主是為天下服務的，他的付出應該遠大於所得。然而，三代以後情況完全改變了。黃宗羲以極其尖銳的筆觸描繪這種變化：「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明夷：頁350》）後世君主把利害大權握在自己手中，把利益歸於自己，把禍害推給別人。更陰險的是，他們還禁止天下人追求私利，卻把自己的大私偽裝成天下的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起初或許還有些慚愧，久而久之就習以為常了。漢高祖劉邦的故事是這種心態的典型體現。《史記·高祖本紀》記載，未央宮建成後，劉邦大宴諸侯群臣，舉杯對父親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最近幾星期，英國政壇風風火火，地區選舉落幕後引發執政工黨的內部危機。而我們一家，晚上就一同看港劇《IT狗2.0 》，一同笑一同悲觀地樂觀看不同的角色、一同大癲暢談。我最喜愛的是演員鄧子超飾演的「Johnny仔」。患有先天性軟骨發育不全症（侏儒症）的他，在劇終後貼文，感謝導演由劇集第一季選角開始，就給他一個有得發揮的角色。不是以往他努力試鏡後劇組派他演被人奚落、被人可憐，或在驚慄片中嚇人的角色。他真的很努力演，最深印象是第一季時，畫插畫的Johnny仔反問主角自己有甚麼缺憾時，充滿無視和自信，投入又自然，那份氣場真懾人！現實中，在英倫，個人層面聽到一些事，反而令我樂觀地悲觀。我的一個患有嚴重自閉和唐氏綜合症的學生，早前由父母開車載到超市購物，當爸爸將車泊在專給殘疾人士的停車位後，有人敲他的車窗，凶神惡煞地罵他濫用殘疾人士泊車證（Blue Badge），因為車上無人行動不便、個個行得走得。學生爸爸下車跟對方理論，說家人的情況令他們出行困難，殘疾人士泊車證的資格不容別人說三道四。當那惡男走了，我的學生已經驚得完全不肯下車。一家只好開車離開，讓孩子抒緩情緒、找另一個心理陰影較少的超市買餸。家長說，剛剛的區選，他居住的選區由改革黨的候選人勝出任市議員，他坦言，好擔心。無視弱勢人士的真實困境社會普遍知道改革黨反移民的立場，但對殘疾人士、腦力多元人士的抨擊和公開的政策建議，未必有留意。政治主張、化為激起人腎上腺素颷升的口號，在人群中，特別是不求甚解，聽到「啱聽」就鸚鵡學舌的人就越講越大聲，無視弱勢人士的真實困境，社群就更分化。轉投改革黨的前保守黨內相柏斐文（Suella Braverman MP），今年二月就任該黨的教育、技能和平等政策發言人。她第一次的公開演說就明言，若改革黨上台，將在就任「第一天」廢除英國現行的《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並以新法取代。該法案是保障殘疾人士、孕婦及少數族裔免受職場與社會歧視。改革黨認為很多保護措施矯枉過正，亦對僱主要求不合理，招聘成本大增。但柏斐文的主張，並非右派想改良法例的實施，而是一刀切把《2010年平等法》掃出門外！此舉引發殘疾人權益組織與工會的強烈反對，批評此舉等於「合法化歧視」。改革黨亦明言要大幅改革「個人獨立支付」（PIP）等福利制度，揚言對患有抑鬱症或焦慮症等輕度精神健康問題的申領人停發福利，並推動嚴格的就業機制。副黨魁Richard...

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北京訪問後，談及台灣問題時拒絕表態支持台灣應對大陸軍事侵略，並把對台軍售與美中關係掛鈎，當作政治籌碼；特朗普前腳剛走，俄羅斯元首普京便到北京，獲習近平隆重款待，主要議題是加快俄羅斯天然氣管道通往中國；另外英國有工黨國會議員辭職，讓大曼城市長貝安德（Andy Burnham）參選國會，鋪路挑戰首相施紀賢。 特朗普訪華後在兩個場合接受記者訪問，談及台灣問題時，表達了認同北京敍事立場的態度，不但公開反對台獨運動，又指前總統列根對台灣的六點保證是年代久遠之事，並把價值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扣起，說不一定會推進，這事取決於中國，又要與台灣管治者再談。他再度批評台灣盜取了美國的晶片技術，把對台軍售變成逼台灣對美經濟讓步籌碼，同時也作為逼北京採購更多美國商品的談判籌碼。 向來支持特朗普的對華鷹派顧問章家敦公開批評特朗普，指他遭到習近平「羞辱」（指習近平當著他的面講述美國衰落中國崛起形成修昔底德陷阱），卻未能為美國人尊嚴挺身而立，只一味稱讚討好對方。 台灣前景堪憂特朗普的取態並不令人意外，迷信他會堅定捍衛台灣或貫徹對抗北京的人，忽視了他是凡事只講眼前利益的商人，他最喜歡做的是交易。美中峰會後北京放出消息，雙方原則上同意為關稅戰降溫，方法是設定價值300億美元的對等降稅額，同時中國會採購200架波音飛機；美方消息則指北京還同意每年採購百多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 至於備受外界關注的高端芯片對華銷售問題，媒體報道指北京堅持不需要美國芯片，雙方沒有達成採購安排。這些經貿消息顯示，美中峰會談的是買賣，是利益交易，在這方面，目前美國有求於中國，多於中國有求於美國，特朗普因此對習近平擺出親切友好姿態，完全合乎情理。認為他在下一盤大棋對付中國、甚至打伊朗也是為了孤立北京的分析，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特朗普連對台軍售也可當作談判籌碼，是否意味台灣安全將失去保障？對台灣前景悲觀的人會這樣看，有不少台灣年青人打算移民，也有文學名家發表白骨和平論，催促台灣向大陸妥協。不過，《金融時報》專欄作家Gideon Rachman卻力排眾議，指烏克蘭及伊朗的戰事顯示，縱使台灣軍力遠遜北京，仍有可能抵抗大陸軍事侵略，廉價的無人機、海雷和快艇，可令軍隊難以迅速登陸台灣，但真正難題是海峽被海空封鎖，台灣必須有足夠的糧食、能源和武器儲備，才應堅持足夠時間等待國際救援。 普京高調訪華普京在特朗普結束訪華後數日即抵達北京，與習近平高調會晤，雙方對外發布消息說中俄關係達到前所未有高度，這當然是北京精心部署刻意安排，作用是突顯習近平乃世界領袖，美俄元首都要飛來北京與他會談。這個安排對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頗為有用，也進一步突顯了俄羅斯侵烏後國力下跌，淪為倚賴中國支援的二流國家，中東局勢緊張雖促使美英等國暫時放寛了對俄採購能源的限制，油價上漲也讓俄羅斯獲得利益，但始終不及侵烏戰前水平，中國成了俄羅斯西伯利亞天然氣的重要買家。 貝安德挑戰黨魁第一步英國五月地區選舉結果帶來的政壇大地震餘震不斷，最新進展是有工黨國會議員辭職，騰出Makerfield選區空缺，方便大曼城市長貝安德空降參選，一旦當選下議院議員，便可啟動黨內挑戰黨魁程序，尋求取代施紀賢入主唐寧街首相府。英國改革黨也派出有份量的候選人，不惜工本地阻截貝安德，以免工黨獲得換領袖調路線的機會。 假如貝安德成功當上首相，工黨政府的施政取向會有什麼改變？簡單來說是更向左傾，具體意涵是加快國有化水務及能源，限制收費上升、授權地區議會管制租金及接管運輸服務、加設財富稅重新分配經濟資源、加大對醫療服務投入、恢復興建延往英格蘭北部的高鐵二期等。不過，為了避免過分刺激金融企業，導致英國國債波動，貝安德放棄了把新增防務經費不列入政府預算的計劃，強調會遵守一貫財務紀律，而為了避免疏離投票脫歐選民，他也修正了之前公開主張重返歐盟的立場。 大右與大左對決為什麼工黨在地區選舉大敗，出來挑戰黨魁的會是立場更左傾的貝安德？除了因為貝安德有振興大曼城經濟的治績，在英格蘭北部聲望甚高，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就是比工黨更左的綠黨在今次地區選舉取得佳績，全國得票比率達到18%，比工黨和保守黨的17%更勝一籌，直接搶去不少左翼選民。綠黨主張的公平經濟和公義社會，更深受年青選民及少數族群歡迎，這對左傾的工黨構成巨大威脅，工黨若不能箍緊左翼選民的支持，就會失去左翼主流政黨的地位，更加無法抵抗來自右翼的在野保守黨與改革黨的夾擊。 如今英國政壇呈現的奇異景象，是大右的改革黨與大左的綠黨同時冒起，中右的保守黨與中左的工黨同步滑落，過去執政主流只在中左至中右之間窄幅擺動的格局被打破，中間選民減少，左右兩翼支持者急增，並激烈角力，拉扯中右與中左向兩端移動，未來施政路向可以大幅搖擺，存在極大變動因素。 這個現象與美國政壇的兩極分化有點相似，法拉奇領導的改革黨明顯效法特朗普操控的共和黨，推行排外反移民大右路線，而扎克·波蘭斯基（Zack Polanski）領導的綠黨，以及貝安德代表的工黨左翼，則近似民主黨的紐約市長曼達尼，主張向富人徵稅重新分配經濟，行大左之路。這是一個大右與大左對決的年代，中間溫和務實路線未來數年只能沉寂待變。 ...

在英國其中一個小趣味就是逛逛慈善二手店（charity shop），一些舊物如衣服並不是我杯茶，但若能以一兩英鎊找到一本心愛的書則實在開心。書店永遠要賣新書，但一些舊卻珍貴的書則往往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所以一見到慈善二手店無論如何也要走入去望望。 今次偶遇的書是John Prebble的Glencoe。副題是The Story of the...

最近在日本待了兩星期，一方面是休息，另一方面也見見一些朋友。難得可以停留比較長的時間，我也做了一點點的田野調查，看看在日本的外國人的情況。近年移民議題成為日本的政治熱點問題，更出現了提倡「日本人優先」的政黨。過去的人文地理學常常會把日本視為單一民族國家的典範，看來現在也不能免除面對全球化下移民世代的挑戰。 中國富裕階層移日風潮 這不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做「移民研究」。回到2008年，我也是一個人來了日本旅行。那次我特別在網上查看中國人在東京聚居的地點，看看有沒有某種移民聚落，結果在大久保找到超級市場「華僑服務社」和旁邊的一家網吧，算是確認了這兒應該和中國移民相關，不過距離例如美國大城市當中的那些移民聚落還是很遠。 這次我重遊大久保，「華僑服務社」還是在那個位置，旁邊的網吧換了名字；兩個地方的招牌都大了很多。更重要的是，連接大久保站和新大久保站之間的那一段大久保通，已完全變了另一個模樣：整條街都是服務少數族裔的店舖，中式餐廳和雜貨店數之不盡（有很多家的麻辣湯），還有一家十分搶眼的蜜雪冰城。是的，今天的中國已不是18年前的那個中國，不再只是資本的輸入國，也是重要的資本輸出國。 隨著中國在全球化的地位改變，華人社群在世界各地的呈現也變得不一樣。很多年前的美國地理研究已有「舊唐人街」和「新唐人街」之分，「舊唐人街」的原型是紐約下東城又髒又亂的那一個，「新唐人街」則是洛杉磯聖蓋博谷，到處都是服務跨國資本的銀行和地產代理。現在的東京看來也是如此，我看到不少地產代理的門外都列明「中國語OK」的字樣，說明誰才是新的客源。這次來日本之前，我還特別先讀了舛友雄大的《潤日：習政權下中國人「RUN」到日本的直擊調查報告》。中國人特別是富裕階層在疫情後移居日本的風潮，早已成為媒體關注的現象。 跨種族經驗的新手...

容易當老師，也容易只停在「合格」點 回望香港，我常常想起那片塑造我的教育土壤。身處華人社會，香港的教育文化重視秩序、付出與責任，老師的社會地位普遍受到肯定。家長信任老師，社會也願意把孩子交到老師手中。在這樣的氛圍裡，「成為老師」相對容易——文化認同、角色明確、期望一致。 然而，也正因如此，「成為有深度、有遠見的老師」反而更難。當制度強調效率、成果與評核，老師很容易被推向「做好份內事」的軌道，而較少有空間去思考教育的本質、學生成長的需要、學習的真正意義。這不是誰的錯，而是文化與制度共同塑造的結果。 可幸的是，我遇過好老師，也遇過好同工。他們讓我看到：老師不只是傳授知識的人，而是陪伴人成長的人。他們的眼光超越課程，他們的關懷深入學生的生命，他們的專業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種態度——願意看見學生、理解學生、陪伴學生的態度。這些經驗成為我在英國重新開始時最深的根基。 在英國專業被重新定義 在英國取得...

離開西班牙的薩拉戈薩，乘坐清晨的巴士前往安道爾。安道爾位於庇里牛斯山脈（Pyrenees），介於法國與西班牙之間。西班牙Lucas的友人知悉我去安道爾，說自己剛好在上星期開車過去，他說：「西班牙人提起安道爾，馬上聯想到的，包括：免稅煙、免稅酒，還有（在不少歐盟國家均屬違法的）胡椒噴霧、電槍。」一界之隔，彷如法外之地。 也多虧他的提醒，我才知道歐盟的 SIM 卡去到安道爾也會失效，無法自動漫遊。Lucas 的朋友說他為此花了 80 歐元的漫遊費用。幸好我買了新...

(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歡迎各方讀者投稿。) 英國地方選舉落幕，政壇版圖大洗牌。這次結果預示著一個舊時代的終結：傳統大黨的兩強壟斷局面正在隕落。當 Reform UK...

三：佛洛伊德對科學進步的信念 啟蒙的繼承者 佛洛伊德深深植根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傳統。啟蒙思想家相信，理性是人類最珍貴的能力，通過理性的運用，可以驅散迷信的黑暗，揭示自然和社會的真理。康德在《什麼是啟蒙？》中將啟蒙定義為「人類擺脫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其格言是「敢於認識！」（Sapere aude） 佛洛伊德完全接受了這個啟蒙計畫，將精神分析視為啟蒙運動在心理學領域的延續。如果啟蒙運動用理性的光照亮了外部世界，精神分析則要照亮內心世界，揭示無意識的隱秘運作。「在『它』所在之處，應該有『我』」這句名言，完美體現了啟蒙精神：要用理性（我）來主宰盲目的本能（它），要將黑暗的無意識帶到意識的光明中。 在《幻象的未來》中，佛洛伊德為理智辯護說：「理智的聲音很輕柔，但它不會停止，直到獲得聽眾為止。」他相信，雖然宗教仍然統治著大多數人的心靈，但這只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就像個體必須經歷童年的依賴才能達到成人的獨立，人類整體也必須經歷宗教的階段，才能最終達到科學理性的成熟。科學作為真理的唯一道路 佛洛伊德是一個徹底的科學主義者，相信科學方法是獲得可靠知識的唯一途徑。他在《幻象的未來》中宣稱：「科學不是幻象。但認為科學不能給我們的東西可以在別處得到，這才是幻象。」這個立場使他與宗教發生根本衝突，因為宗教聲稱擁有超越理性和科學的真理來源：啟示、信仰、神秘體驗。對佛洛伊德而言，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知識來源，而是願望思維的產物。...

英國地區選舉揭盅，右翼英國改革黨大勝，執政工黨失去逾千個地區議會議席，首相施紀賢面臨黨內逼宮，隨時被趕離開唐寧街首相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伊戰況膠著之際訪問北京，與中國元首習近平會談，隨行還有多個美國商界領袖，顯示美中雙方將就連串經濟貿易議題「講數」。 英國選民尋求新政治出路 此次英國地區選舉深受各界關注，因為它標誌著英國政壇大地震，數十年來以左傾工黨和右傾保守黨為基礎的兩黨政治出現根本變化，比保守黨更右的英國改革黨強勢崛起，在全國選區取得約26%選票，已具備成為執政黨的資格；工黨和保守黨都失去大量地區議席，全國選票得票率僅17%，比得票18%、過去只當配襯配角的左翼綠黨還少，較得票16%、中間定位的自由民主黨也只稍勝一籌。英國政壇進入五大黨均勢混戰年代，假如計及蘇格蘭民族黨與威爾斯黨得票大增，成為蘇格蘭和威爾斯立法議會最大政黨，可以組閣執行自治，英國政壇實際上進入了七黨並立的特殊時期。 然而，英國的選舉制度與歐洲大陸不同，英國國會沒有比例代表制，650個國會議席是由每個選區內得票最高者獲得，亦即贏家全取，在全國拿三成多選票就有可能取得國會過半數議席，這個選舉制度對大黨較有利，會促使政壇走向兩大黨輪流主導的局面。如今七黨並立，是因為英國脫歐公投衍生了「親歐納移民對反歐拒移民」的兩極分化，催化了英國改革黨冒起，保守黨和工黨的施政紀錄都讓選民厭棄，在強烈不滿現狀情緒下，英國選民以選票作各種試驗，尋求新的政治出路。 因此，五黨或七黨並立不是英國選民的終極選擇，幾十個地區議會和市議會可以容許多個政黨雨露均沾，讓每個黨都拿下一些地區議會的多數，比併誰的管治成績更出色。但到了國會大選時，選民會更多考慮讓那一個黨上台執政，就會有許多策略性投票考慮。例如，不喜歡英國改革黨過度排外的中間選民和左傾選民，可能聯合起來投給最有可能擊敗改革黨的候選人，阻止改革黨取得大量國會議席。故此，英國改革黨目前雖然氣勢如虹，但距離上台執政還有一段艱難的路程，而且，國會何時改選，取決於首相的判斷，執政工黨不論何人當黨魁，都會盡量延遲大選，爭取時間挽回民心，而法律限定的國會換屆期限還有大約三年，這段時間足夠產生許多變化。 改革黨與保守黨之爭 從這次地區選舉來看，兵敗如山倒的是施紀賢領導的執政工黨，目前工黨內有大批後座議員在醞釀倒施，替任人選中最熱門的，是現任大曼徹斯特市市長貝安德（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