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立場新聞》及兩名前總編輯被判串謀煽動罪成，成為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首次有傳媒機構及其編輯因媒體刊載的文章而被裁定煽動罪成。這宗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案件，判詞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陳文敏教授就此案裁決及判刑作出詳細分析，將一連四天連載） 2024年9月26日，距離「立場案」開審已近兩年，法院裁定鍾沛權被判監21個月，扣除他不獲保釋被羈押候審的時間，他還要服刑約九個多月；林紹桐因只涉及一篇煽動性刊物，加上身體健康狀況變差，法院將刑期減至相等於扣押候審被拘留的時間，令他可獲即時釋放。至於《立場新聞》，則被判罰法例下的最高罰款。[1] 法院認為案情嚴重，就鍾沛權的判刑，以23個月近乎最高刑期即24個月作為量刑起點，然後因審訊拖延日久，對被告造成額外壓力而減免兩個月。一方面這是基於法院並不認同被告是進行真正的傳媒工作或在執行媒體的責任，也不是單純的新聞工作者，而是透過《立場新聞》這網絡媒體去參與當時的抗爭。[2]這一點涉及判罪的基礎，上文已作討論。 法院也得承認，《立場新聞》本身是一間網路新聞媒體，並以新聞媒體的形象出現，從事一般新聞媒體的新聞工作[3]，單是因為媒體和編輯的個人政見及在18個月內發表了11篇煽動文章，便可推論被告會放棄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專業操守和執著，退下火線，以這媒體去參與當時的抗爭，這推論難道沒有合理疑點嗎？此外，量刑的判詞有兩點值得討論的地方。 法律如法官指清晰？ 首先，辯方陳詞指在此案之前，法庭並沒有為新聞工作者的限制訂下指引，被告只是不清楚法律上的指引而誤墮法網，不是明知故犯。法院不接受這辯解，認為香港上訴庭在Fei...

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發布的研究顯示，香港記者對新聞自由度的評分降至25分的歷史最低點，是自2019年以來連續5年下降。無國界記者組織（RSF）亦於年初公布2024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在280個國家及地區當中，香港排名 135位，整體得分為43.06分，被列入「狀況艱難（Difficult）」級別。《立場新聞》案自2021年12月警方展開拘捕、2022年11月開審、經歷57日、橫跨超過7個月的審訊，最終由區域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裁定，三名被告串謀發布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成，正正引證了香港新聞自由的艱難情況。 1997年主權移交首宗媒體「煽動罪」《立場新聞》案是自1997年以來，首宗有媒體及其編採人員被控煽動的案件，被告包括 《立場新聞》的註冊公司、《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及署任總編輯林紹桐。控方指出，《立場新聞》涉嫌發布共17篇煽動性文章，文章類別包括專訪、報道、評論，內容包括流亡人士及參與初選人士的專訪，以及羅冠聰及其他人所撰寫的文章。控方開案陳詞指稱，《立場新聞》不只是網媒，更是政治平台，17篇涉案文章是「協助宣揚違法行為及政治理念」，是「是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法庭最終裁定其中11篇文章具有煽動意圖，三名被告至少罔顧煽動後果發布這些具有煽動意圖的文章，故被判罪成。判決發表翌日，港府發聲明支持判決，並稱「市民（包括新聞工作者、評論員和專欄作家）一如既往依法享有和行使新聞和言論自由，毋須擔⼼會誤墮法網」。 新聞自由是人權的命脈新聞自由主要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19條「人人有發表自由的權利」所保障，同時，新聞自由亦涉及《公約》第25條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新聞自由涉及的不僅僅是言論及發表自由，也涉及資訊權（right to access to information）、問責（accountability）等多個組成民主社會的基石。《哥倫比亞新聞評論》扼要地指出，媒體於公民社會扮演著直接的資訊角色，他們能夠揭露腐敗與無能，確保法律能夠公平公正地執行。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話說，就是新聞自由是人權的命脈。《公約》認為在政治及公共領域的言論自由，應受更高保障。聯合國人權專家進一步解釋，縱然國家安全及保障他人名譽能作為限制言論自由的原因，單純因為批評政府或政府所信奉的政治社會制度而懲罰媒體、出版商或記者，絕不能視為對表達自由的必要限制。媒體理應能夠自由地對公共事務提出意見，此舉同時亦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34號一般性意見：第十九條：見解自由和言論自由，第13及42段）筆者認為法庭裁定《立場新聞》案三名被告罪成，等同容許政府藉刑事法律介入新聞和資訊出版的運作，間接決定新聞機構可以刊登或不可以刊登那些文章和訪問，或市民可以接觸或不能接觸的資訊。這與《公約》高度保障在政治與公共事務範疇的言論自由的要求不符。同時，這次裁決亦反映記者、時事評論員、新聞從業員在工作過程中面對實質的法律風險和威脅。持續的生存威脅將無可避免地影響整個傳媒行業，包括助長自我審查。這種傳媒環境嚴重影響新聞自由及資訊的傳遞，對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絕無好處。 「煽動罪」不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如前所述，港府發聲明支持罪成判決，並引述法庭判決援引《公約》及《歐洲人權公約》關於新聞自由的標準及案例，似乎暗示煽動罪的檢控及定罪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不過，事實卻與港府的「選擇性理解」迴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於1999至2022年期間四次審議《公約》在香港的實施狀況時，均指出叛國及煽動罪的法律定義過闊，建議港府修訂相關條文。6名聯合國人權專家亦曾於2020年，就煽動罪的廣泛定義表示嚴重關切，建議港府應修訂煽動罪以符合國際人權法的規定。委員會更於2022年的審議結論中，進一步要求廢除煽動罪、停止將《香港國安法》及其實施細則應用於煽動案件；停止檢控行使言論自由的人，並向他們提供適當的賠償...

早前終審法院批准譚得志（快必）就煽動罪的上訴申請[1]，可能只是程序的判決，這判詞並未受到廣泛注意，但該判詞對日後的言論自由有深遠的影響。 譚得志提出三項上訴理由，第一點是當控罪並非基於《國安法》時，是否必須有陪審團參與？這是針對早前法院裁定，即使被告被控《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國安法》內免除陪審團參與審訊的安排，依然適用。第二點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意圖是否必須具煽動暴力或擾亂公眾秩序的意圖？這是普通法的要求，但早前法院認爲這普通法的要求並不適用於香港。這兩項理由獲終審法院批准上訴。第三點是若第二點不成立時，該控罪是否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保障？這一點法院認為沒有合理爭辯的空間，不獲批准上訴。 煽動罪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笫10條，發表任何具煽動意圖的文字、刊物或作為均屬違法，條例第9(1)條對煽動意圖作出廣闊的定義，包括引起市民對政府或司法制度的憎恨或藐視、或市民之間的憎恨或敵意。第9(2)條列出一系列的答辯理由，基本上是對政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旨在改善法例或制度，則不屬煽動。 煽動罪的合憲性 終審法院認為煽動意圖，必須與法定答辯一併考慮，《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容許對政府的政策或法例作出建設性的批評，作為辯護理由，故即使煽動意圖的定義看似空泛，但當與答辯理由一併考慮的時候，法例提供一定的彈性，讓法院按不同案情作出處理，並非如被告所指那般空泛。基於同樣理由，有了這個答辯理由，法例在保障言論自由和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並沒有違反相稱性的憲法原則。 這個理據漠視答辯的理由只局限於建設性的批評，但言論自由遠不限於建設性的批評，海外的判例亦指出，即使言論令市民憎恨政府，亦不等於會危害公共安全，更遑論國家安全[2]。普通法要求煽動罪具暴力或擾亂公眾安全的意圖，便正是要維護一些不被政權、甚至法院認同的批評。就如在藐視法庭罪方面，一名剛輸了官司的市民，滿肚怨氣，認為司法不公，我們難以期待該市民會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即使市民對法官或司法制度的評價只是出於發洩怨氣，完全沒有合理理由，法院過往均不會視這些言論為藐視法庭。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便曾指出，法院並不是一朵脆弱的花朵，不會在遇上熾熱的爭議便凋謝[3]。同樣地，政府也不是一朵弱不禁風的花兒，即使是無理的謾罵或尖酸的諷刺，也不會令政府倒台。再者，任何具爭議的社會議題，不論是同性婚姻、土地霸權、官商勾結或種族歧視，都可能在社會上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議。在民主社會中，不同立場的持份者展開激辯是常態，但在威權社會，任何對政權的批評皆可能被視為煽動憎恨政府的言論而受懲處。若果言論自由只限於建設性的批評或當權者中聽或不介意的言論，那根本便沒有什麼言論自由的空間。...

自己不是法律專家，況且即使是法律專家，在專制政權下法律只不過是服侍政權的工具。於是才會有大律師不再教人如何理解法律，而是叫人「丟咗份蘋果穩陣啲」，因為誰知道哪一天極權會找上門？法律已不再保護人民，而是令人民合法被捕的工具。 今天不再是2003年的正常社會，政權固然接受不了五十萬人大遊行，甚至容不下半點反對聲音。廿三條立法只是為了服侍獨夫極權，不計後果寧為玉碎的非理性行為。獨夫極權，其中所要的是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與聯繫，鼓吹仇恨營造恐懼，當每個人成為一個個的孤島，就最容易受極權操控；其他甚麼經濟進步、民生改善、個人發展等等，全部可以犧牲。 就算一直以來務實理性的香港人，經過四年多的施政倒退，對荒謬都慢慢習以為常了。不過，若再放眼北望，社會倒退反智的空間依然很大，例如已幾乎沒有內地傳媒記者去實地採訪社會新聞、個人或企業竟會不可理喻地被指「媚日」而被追擊……因此，對香港的繼續倒退仍要有心理準備。 最重要是…… 留守的香港人如何自處？ 把悲壯的民運、民主女神像、《榮光歲月》、蘋果日報結業版等等，好好保存放在床下底，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幫襯本地小店老店、多聽廣東歌、多看外媒繼續與世界接軌、行山遠足欣賞香港美麗的山與海，保持身體健康。...

上訴庭駁回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快必」）就煽動罪提出的上訴，並確定煽動罪毋須包含煽動暴力或擾亂公眾秩序的意圖，以及該罪行的合憲性。這判決有幾點值得商榷的。 立法原意的重要文獻 這宗案件的一個重要關鍵是1938年訂立煽動罪時的立法原意，是否刻意偏離普通法。 上訴庭認為煽動罪是政府在1938年按香港的特定情況訂立，而且故意偏離普通法，因此普通法對煽動意圖須包含暴力或擾亂公眾秩序的要求並不適用。 但上訴庭的理據主要是從字面上作出推敲，並沒有考慮立法的草擬文獻。我在追查立法歷史的時候，發現當時在憲報發表的草案，在目的和理由 （Objects...

過去一周，香港最矚目的政經要聞是政府以十萬火急之勢，向立法會提交23條立法草案。 這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大幅提高了原有刑法的罰則，收緊了對被調查人獲保釋及會見律師權利的限制。而最令外界關注的是，「非法披露國家秘密」、「配合境外勢力進行干預」及「煽動憎恨政權或煽動階級族群矛盾」三大類罪行，均涉及以言入罪，令發布不利政權消息和評論的刑事風險大增，寒蟬效應恐將成為常態。 這條嚴苛的國安法例，立法後若大力執行，將大幅改變香港的言論及資訊自由面貌，無可避免會損毀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 中央主導盡快立法成既定事實 特區政府在3月7日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下稱「草案」），翌日刊憲，同日立法會召開特別大會首讀「草案」，距離諮詢期結束僅僅兩星期。特首為此提早結束訪京返港，多名身兼人大代表的立法議員亦請假趕回來，相關的法案委員會趕忙接連開會快速審議，政府表明希望在4月中前完成三讀立法。 為什麼拖了26年半的23條立法，突然要「踩盡油開快車」（《明報》李先知專欄用語）？該專欄3月8日的文章說：「多位議員及建制派人士都估計，最近英美官員高調開腔反對23條立法，相信中央為免『夜長夢多』，讓外部勢力有時間部署阻撓立法。」...

收看節目 港立法會連日會議，就23條「極速」立法；英預算案「小恩小惠」，無助執政黨選情 今集內容： 01:52 美大選落實四年前翻版 03:21...

收看節目 兩邊走走｜第50集｜2023.6.23▌港首季罪案增近半涉警投訴升與復常有關▌指在日本宣揚港獨港留學生遭舉報控煽動▌按揭危機再襲英國業主捱貴息或遷怒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