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立場新聞》及兩名前總編輯被判串謀煽動罪成，成為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首次有傳媒機構及其編輯因媒體刊載的文章而被裁定煽動罪成。這宗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案件，判詞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陳文敏教授就此案裁決及判刑作出詳細分析，將一連四天連載） 2024年9月26日，距離「立場案」開審已近兩年，法院裁定鍾沛權被判監21個月，扣除他不獲保釋被羈押候審的時間，他還要服刑約九個多月；林紹桐因只涉及一篇煽動性刊物，加上身體健康狀況變差，法院將刑期減至相等於扣押候審被拘留的時間，令他可獲即時釋放。至於《立場新聞》，則被判罰法例下的最高罰款。[1] 法院認為案情嚴重，就鍾沛權的判刑，以23個月近乎最高刑期即24個月作為量刑起點，然後因審訊拖延日久，對被告造成額外壓力而減免兩個月。一方面這是基於法院並不認同被告是進行真正的傳媒工作或在執行媒體的責任，也不是單純的新聞工作者，而是透過《立場新聞》這網絡媒體去參與當時的抗爭。[2]這一點涉及判罪的基礎，上文已作討論。 法院也得承認，《立場新聞》本身是一間網路新聞媒體，並以新聞媒體的形象出現，從事一般新聞媒體的新聞工作[3]，單是因為媒體和編輯的個人政見及在18個月內發表了11篇煽動文章，便可推論被告會放棄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專業操守和執著，退下火線，以這媒體去參與當時的抗爭，這推論難道沒有合理疑點嗎？此外，量刑的判詞有兩點值得討論的地方。 法律如法官指清晰？ 首先，辯方陳詞指在此案之前，法庭並沒有為新聞工作者的限制訂下指引，被告只是不清楚法律上的指引而誤墮法網，不是明知故犯。法院不接受這辯解，認為香港上訴庭在Fei...

今年6月30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四周年。這幾年間，香港的公民社會屢受打壓，民間人權陣線、教協、職工盟等曾經是公民社會骨幹的大型民間組織都相繼宣布解散，各大專院校亦先後拒絕承認校內學生會的地位，香港公民社會的空間急劇萎縮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的研究報告指出，自《國安法》生效後至2023年底，最少有90個非政治組織及22間媒體結束營運。縱然香港公民社會的狀況大不如前，但仍有矢志於繼續發聲的組織成立，仍然有人繼續努力捍衛及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 公民社會及民間組織的意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提到，人人皆可享有集會結社自由，包括加入工會及不同民間組織的自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亦進一步提出，國家的本地法律和行政規定應該促進及保護獨立而多元的公民社會，政府亦應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對公民社會的威脅、報復或恐嚇行為。但是為什麼政府需要積極保護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扮演了什麼角色？ 公民社會對本地以至國際層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民間組織及其他公民團體是政治表達的媒介，是政府與社區之間的橋樑。公民社會的空間有賴於各種正式及非正式的渠道，容許個人及團體能夠在重要的社會決策中發表意見。於國際層面，以肺炎疫情為例，民間組織能夠有效地促進國際社會的交流，就全球共同面對的困境尋找解決及應對方法。聯合國人權機制的落實與檢討亦有賴各地的民間組織的參與。然而，香港公民社會的空間正受到不同的威脅，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指出，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國家的反恐及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又或是對資助民間團體的行政規定，已被政府機關濫用並以有違國際法的方式窒礙公民社會的運作。 《國安法》下的公民社會 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正式落實，對香港的公民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同年9月，聯合國人權專家發出聯署信函，表達《國安法》對公民社會衝擊的擔憂。人權專家強調，如果沒有適當的限制及明確的定義，籠統地宣稱對相關行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可能會嚴重削弱公民社會的空間、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以及人權捍衛者和其他公民社會成員的權利。聯合國「反恐中注意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特別報告員在其2019年的專題報告中提到，對國家安全威脅的定義過於廣闊，會對公民社會產生寒蟬效應，污名化公民社會的成員。...

英國倫敦警方日前以《國家安全法》下的「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及「外國干預」罪起訴三名男子，案件早前於西敏裁判法院提堂。據控罪顯示，三人涉嫌同意並執行可能為外國情報部門提供實質協助的資訊搜集、監視、及欺詐等行為，而案件涉及的情報機關來自香港。有關案件的新聞報道甫出，旋即引起各界關注。值得討論的，除了是港人在外地的人身安全，還有「國安法」這一回事。英國《國家安全法》於2023年7月經上、下議院批准並通過，亦是英國首次將「外國干預」列為刑事罪行。條例賦予執法機關更多的執法權力，例如允許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進行搜查。內政部發言人稱，只有在緊急行動的極端情況下，警察才可以使用這項權力。「外國干預」及「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行不是英國獨有的國安法罪行，香港早前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基本法》第23條）亦有同樣罪行。或許我們可以從聯合國人權專家對香港23條立法的批評，一窺在國際人權標準下，影響深遠並且與國安家全相關的法例應符合什麼原則。香港的23條立法聯合國人權專家早前發出聯署信件，批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有嚴重的侵害人權風險，並對港府無視專家一直提出的建議表示失望，建議全面檢討條文。在長達18頁的函件中，人權專家根據國際人權標準，對《條例》內容逐一詳細分析。一開首，他們便表明不相信《條例》人權保障的條文有效。人權事務委員會在2022年審議香港情況時，指《國安法》凌駕於其他法例，因而使人權公約的保障無效。專家因而認為，在國安法律下，香港的人權憲制保障遭減損，預警當《條例》的執行或解釋和人權原則有衝突時，將和《國安法》一樣凌駕於人權保障之上。專家亦列舉《條例》多項含糊空泛的定義，警告缺乏確定性的法例，不單違反人權公約的規定，尤其在缺乏有效人權保障和制衡機制下，很可能發生任意和歧視性執法，對各種本應受保障的權利均有重大和不當的限制。例如，《條例》訂明「國家安全」的涵義，但盡是空洞和可爭議的概念，例如「人民福祉」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然而，該虛無又主觀的涵義適用於所有提述國家安全的法例，亦是多項控罪、拘留、監禁、政府權力和非常程序的關鍵元素。誰是「境外勢力」？「境外勢力」的涵義同樣適用於多項條文，例如作為境外干預罪的控罪元素，但其涵義廣泛亦欠明確，例如何謂追求政治目的之組織。在此含糊的定義下，聯合國符合「境外勢力」下「國際組織」的定義，因此公民團體參與聯合國的任何機制，有可能被認定為配合境外勢力。再加上「使用不當手段」的定義同樣不清晰，例如揭露人權侵害事件可能被指損害某人名譽，構成不當手段，因而面臨刑事檢控和不合理的刑罰。尤其是此罪行毋須證明被告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專家指出，中國本來就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之一，持續參與聯合國人權機制及當中的決策過程，將公民團體與聯合國的合作刑事化，有違中國一貫參與聯合國事務的做法和其國際法責任。他們同時就《條例》設立的罪行逐項審視，指出罪行有可能違反國際法的合法性原則，而且侵害免受任意拘留的自由，以及意見和表達自由、和平集會自由、結社和參與公共事務等的權利。專家檢視《條例》下的政府權力和非常程序，提出多項關注，包括延長被捕拘留期限及限制延聘法律代表、刑罰不必要和不符比例，以及域外法權使海外的香港居民丶社運人士及人權衛士面對更高的跨國鎮壓風險等。專家強調，函件尚未包含他們對《條例》的人權缺失的所有觀察；他們信納《條例》不必要地及任意地限制意見、表達、和平集會、結社、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以及公平審訊、享有人身自由的權利，不符適用於香港的人權責任。他們提醒我們，過於空泛的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和措施，會對公民社會和行使權利造成寒蟬效應。自主、蓬勃的公民社會，是促進人權保障和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參與公共事務，更是民主社會的基石。反之，當市民認為政權可隨意解釋和執行法律，制衡和人權保障均失效時，理所當然會導致對有關法例和措施的正當性的質疑，繼而破壞市民對法律的尊重和守法意識。正當的反恐、維護國安措施，大多有賴人民的配合和支持；欠缺合法性的國安法例和執行，則恐怕只會帶來反效果。例如英國的《國家安全法》在人權、警權的問題上並非毫無爭議，但至少在「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官員涉間諜案」上，我們可以看到英國政府以國安法打擊威權政府意圖進行「跨境鎮壓」的行為，令流亡人士及身居異鄉的人可在英國行使權利和自由而毋須擔驚受怕。 參考資料：函件於 3 月 22 日發出，並按機制在聯合國網頁公開。函件連結：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8893六位人權專家：Irene Khan: 意見和表達自由權特別報告員Fari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