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一百多年前，許多中國學生走到世界各地留學。他們親身體驗中國和外國的差異，並把外國的科學發明以至社會制度帶回中國。很大程度上，留學生曾經是中國推動民主共和體制的重要支柱，許多革命義士都是留學生出身。來到今日，又見到數之不盡的中國留學生到世界各地留學，卻見有小粉紅學生反客為主，要求當地學校按他們的意識形態授課。到民主國家留學，是否必然會變得更為自由化？上個月的《英國政治學刊》剛好有一篇文章討論到這個問題。追蹤近 1,000 名在中國及美國讀大學的中國學生四年。他們發現，留學美國的學生確實較自由派，但不應完全以留學經歷作為解釋。他們發現差別原來在出國以前就存在，會選擇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本來就比留在中國的同齡人的社會觀念較為開放、更支持自由市場，民族主義的傾向也較低。所以留學美國的學生較為自由派，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選擇的結果。◾香港內地生情況以前在香港的大學教學，碩士班有九成的學生都是內地生，我的經歷和論文所述相呼應。不過也有一點值得補充：自我選擇的過程可以十分細緻，而且隨時間改變。例如過去嶺大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學生曾經和一系列香港的本土社會運動連結，許多社運人士都是課程的學生或畢業生。後來課程開始招收內地生，這些學生也大概知道課程的「品牌」，我遇到的內地生都明顯比較有批判思考、渴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環境探索自我。不過，現在香港已沒有高調的本土社會運動，社會環境的自由度也大不如前，「品牌」色彩會隨時間消退，課程能否繼續吸引同類型的內地生就變成挑戰。又例如我曾經在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多年，記得在2010年剛開始任教的時候，接觸到的內地生都是來自中國大陸最頂尖的大學，他們對香港社會也充滿好奇。當然，會來中文大學讀新聞的學生，本身也有一定的人文關懷。但到了2014年開始，我發現生源明顯改變，最好的學生都去歐美了，來上課的不一定是中國大陸一線學校的畢業生。與此同時，隨官方鋪天蓋地的「反佔中」宣傳，中國大陸對香港的社會印象走向負面，接觸到的內地生不少不再以學習的角度來觀察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制度分野。有些小粉紅學生，亦不會介意讓老師知道自己是小粉紅。來香港的目的，更大程度上是要為履歷鍍金而已。到了後疫情的年代，來到中大讀新聞的內地生卻又變得不一樣了。首先，也許是因為國際環境的改變，中國大陸的學生要去歐美變得困難，於是香港碩士課程的生源又相對變好。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疫情封控對年輕人帶來了很大的衝擊，「白紙運動」在許多人心中埋下了對體制懷疑的種子。當他們來到香港之後，儘管面對的是相對2019年之前已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仍然會十分重視香港社會和中國大陸的差別。中國大陸在疫情期間的震盪為他們帶來疑問，而留學則為他們帶來回答疑問的機會。◾經歷帶來的改變這兒就回到文首所說的那篇論文。研究發現，在 2022-23 年間，無論中國大陸還是去了美國的學生，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支持與國家認同都有下降，但去了美國的留學生下降更多。換言之，如果留學生本來就對中國大陸自信滿滿，則很可能會輕視在外國所見到的不同的事物；但如果學生對中國大陸產生了信心動搖，則留學的經歷有可能成為思想改變的契機。當然，所謂改變，不一定就是走向自由化。留學生不是以一張白紙的狀態去留學的。來自專制社會的留學生，在出發前已積累了許多對自由社會的想像。這些想像可以是來自從小到大的負面印象，也可以是主觀幻想的理想化圖像。當到了一個真實的自由社會中生活後，第一次有日常生活層面的種種不同經驗，見過選舉、抗議和開放的媒體，有機會使用到政府的服務，和警察打交道，甚至是課堂中經歷到不一樣的教授與學生的權力關係，才能產生不是那麼抽象的比較基準。有些時候，如果這些經歷變成到埗後的水土不服，反而會產生抗拒反應。例如當留學生經歷種族歧視、排外、又或當地媒體對母國的負面評論，便很容易產生起防禦情緒。不少留學生都有這樣的經歷：以前會批評自己的國家，但外國人批評它時，又覺得要替它辯護。最後，留學的經歷到底會帶來多大的改變，也要看這個經歷有多完整。如果只是物理上離開了，生活上卻沒有離開，沒有和本地學生交往、參加學生組織和政治討論，主要生活在同鄉圈子裡，明明可以用google卻繼續用百度，活在所謂的「自帶牆」當中，那就沒有多大意義了。說起來，香港人移民之後，又有多少人會主動看當地傳媒的新聞報道呢？▌［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